《浮现》的生态女权思想

小说《浮现》除了涉及到西方当代社会中的某些女性问题,对现代工业文明造成的生态失衡、环境破坏等现象也有所展示,并且提供了一条女性与自然联手、共同对抗父权体系以求解决危机的途径。因此,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现实意义上,《浮现》都是一部体现了生态女权主义思想的力作。     

《简·爱》中的女性出走与女权主义文学

女性出走是女权主义文学作品中频繁出现的主题,从简·爱的三次出走分析夏洛蒂勃朗特创作的心理轨迹,其次将简·爱出走后的命运和另两位作家易卜生和伍尔夫笔下的女性出走后的命运作对比,从而得出以下结论:夏洛蒂·勃朗特在简·爱身上表现了作者自己既追求平等的爱情,又重视物质财富的婚姻理想;挪拉的出走旨在宣扬一种“人的精神的反叛”,并不寻求解决问题的答案;朱迪斯则是16世纪的英国社会现实的牺牲品。     

论生态女权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继承和发展

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我们理应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一种生态理论,生态女权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生态女权主义从人类中心主义和“父权制”世界观人手,把妇女解放和解决生态危机一并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则是把生态问题的解决与社会制度的变革联系起来。二者虽有显著区别,但生态女权主义一些理论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而且其理论的完善也需要借助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     

危机与救赎——《宠儿》的生态女权主义视角解读

文章从生态女权主义视角对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的长篇小说《宠儿》进行解读,探讨黑人女性在种族和性别压迫下的所面临的精神生态危机,并寻找出路得到救赎,从而构建一个健康平衡的生态系统。     

从生态女权主义视角重读《所罗门之歌》

以生态女权主义批评理论重读女权主义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是文学研究的一个新动向。从生态女权主义的视角来看,托尼.莫里森通过她的第三部小说《所罗门之歌》对父权制、奴隶制、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进行批判与反思,以唤起黑人民族被湮没的种族记忆和民族自豪感,拯救黑人的精神生态危机,呼唤人类与自然、男人与女人、不同民族与多元文化的和谐共存。     

传统父权制度下的牺牲品——从生态女权主义角度解读海斯特

《红字》是19世纪美国著名作家纳撒尼尔.霍桑的代表作之一。霍桑在这部小说中成功地塑造了女主人公海斯特.白兰这一反叛形象,使其成为世界文学史上女权主义者的经典形象之一。霍桑在《红字》中通过海斯特.白兰这一女主人公向读者展示了17世纪父权制度下自然与男性、自然与女性、女性与男性之间的复杂关系,以表达自己的生态女权主义思想。海斯特与自然一样,同样处于被压迫的地位,都是父权制度下的牺牲品。     

《爱情三部曲》中的女权主义思想表现

巴金不曾声称自己是女权主义者,但是他在《爱情三部曲》中塑造的他心中的“近乎健全的女性”形象, 贯穿的女比男强、性爱权平等应以人格平等为基础的观念以及对新女性在社会进步中所充当的角色和应具备的思想品格的理解,有较浓厚的女权主义色彩。     

从生态女权主义视角分析小说《西马龙》

埃德娜·费伯是美国20世纪最重要的女作家之一,但目前从生态女权主义理论对其小说的分析评论还较少。她的代表作《西马龙》是一部蕴含着深刻生态女权主义意识的作品,为读者提供了广阔的生态思考空间。作为一种新兴的理论,生态女权主义给予女性和自然以高度关注。通过运用这种理论,希望能更好的体现费伯小说中的生态女权意识,进而可以看到具有拓荒精神和独立人格的一位新女性．体会女性在积极争取婚姻的美好的同时也可以和男性一样取得事业上的成功。     

生态女权主义述评

生态女权主义关注的是对妇女的统治和对自然的统治之间的关系。生态女权主义的核心观点是 :西方文化在贬低自然和贬低女人之间存在着某种历史性的、象征性的和政治的关系。这种关系就是父权制世界观。生态女权主义从生态主义与女权主义合流的角度 ,提醒人们对日益忽略的女性原则的极大重视 ,逐渐改变传统世界观 ,完成从价值观到行动的彻底转变 ,缓解日益突出的生态危机 ,最终建立平衡的自然循环 ,保护众多生物生存的权利。     

论女权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

跨越百年的女权主义运动已经远远超越了对男女平等和妇女权利的单一追求,而扩展到更深更广的领域,已经成为一种影响广泛的哲学思潮,具有颠覆人类整个生活图景的思想力量。女权主义哲学围绕女性的社会建构、女性歧视的表现及其根源和女性解放的出路等基本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几乎涉及到人类社会生活的全部领域,并通过激烈的派别争论表现出深刻的反思性、自我批评精神及其发展过程。     

生态女性主义视阈下的《新格拉布街》解读

维多利亚时期经历了英国历史上经济的繁荣昌盛和文化的绚烂多彩,但是经济的发展同时也给整个社会带来了诸如环境污染等众多问题。乔治?罗伯特?吉辛作为该时期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在其代表作《新格拉布街》中以火车这一意象为线索,结合小说中两位男主人公截然相反的命运安排,对伴随着工业革命而产生的一系列社会秩序和价值观问题进行批判,对生态环境问题表示担忧。同时,通过对玛丽安这一女性形象的塑造,展示了她由最初的逆来顺受逐渐变得坚强、独立、果敢担当的过程,折射出作者对父权制的批判及其超前的女性意识。     

论《简·爱》和《雷雨》中疯女人的蜕变

从《简·爱》中的伯莎到《雷雨》里的繁漪,疯女人逐渐走下了紧锁的阁楼,在窒息的男权社会里争取话语的主动权。相同的命运遭际,不同的反抗形式,历经一个世纪后的疯女人,在夹缝中蜕变,在蜕变中成长。她们的蜕变,揭示了女性意识由"他者"到"自我",从蒙昧到觉醒的演变轨迹。     

女人的疯癫与女性身份的迷失

从女人如何变疯癫这一视角探寻女性身份的迷失。在父权文化和菲勒斯中心主义社会,女人的疯癫与女性身份的迷失有着天然的联系。通过对伯莎·梅森疯癫的剖析,探寻女性身份迷失之谜。伯莎·梅森是19世纪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简·爱》中的人物,是男主人公罗切斯特的原配妻子。作者力图通过分析这个角色的社会背景及其被扭曲的他者形象,展示其被边缘化的轨迹。从这个边缘和失语的人物身上,可以看出男权社会对女人的歧视和迫害,使人们对女性身份的迷失有一个更深刻的了解,从而解构菲勒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中心地位。     

《简·爱》女主人公的“三部人格”解析

文章从弗洛伊德的"三部人格结构"学说的视角解析了<简·爱>中两个配角"疯女人"、圣约翰和女主人公简·爱的内在关联.提出了本我、自我和超我即"疯女人"、简·爱和上帝(圣约翰)的观点.指出了他们之间的单循环关系本我满足自我--自我求助于超我--超我监督自我去管制本我.     

叛道与守道--论在父权社会中艰难跋涉的奥斯丁

奥斯丁是19世纪英国文学史上杰出的女性作家.她的作品一方面表现出背叛父权社会主旋律的、先进的女性意识,另一方面由于环境和时代的局限,她的思想上先进的、落后的意识有时又交织在一起.这种叛道与守道的矛盾在女性意识萌发初期是不可避免的现象,是奥斯丁在父权社会中为女权主义写作的艰难历程的有力佐证.     

艰难的历程——对《简&#183;爱》“叙述声音”的读解

很久以来人们把《简·爱》看作是激进的女性主义的典范之作.然而,女性主义批评家以其独特的视点,发现了在《简·爱》这部女性叙事文本中,传统叙事无以到达的彼岸叙述声音与女性观点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联.从叙述声音的视角,借鉴叙事学和女性主义的相关理论,通过对《简·爱》的分析、解读,可以发现在19世纪男性权利话语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背景之下,女性作家争取女性话语权,建构文本中女性话语权威的艰难和她们所做出的努力;虽然她们在写作中所要表达的观念受叙述者的声音限制,但是女性作家们所做的努力使女性赢得了在历史中言说的权利.     

女性主义视野下的《简·爱》解读

《简·爱》是19世纪中期兴起的女权主义热潮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一部极具女性主义色彩的名著。《简·爱》中女性主义思想不仅集中体现在反抗男权社会的女主人公行为上,而且作品的语言叙述也处处彰显女性意识,从而使得《简·爱》成为诠释女性主义思想的文学经典。     

《简爱》中的疯女人——另类的复仇者形象

经典的具有女性独立反抗意识的文本《简·爱》,主人公简爱形象被认为是一个要求平等独立的新型女性。而作品中的疯女人这一角色常常被忽略视为简的陪衬物,甚至被视为"贵族社会的一种象征"。而疯女人伯莎是一个进行复仇的大胆的抗争女子;同时伯莎是男权社会中另一个被压抑的简爱,是简爱的内心世界或者说是她性格的另一个侧面。     

现实中的夏洛蒂·勃朗特和小说里的简·爱——兼论《简·爱》中疯女人伯莎的人物形象

《简·爱》是19世纪英国著名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的代表作,在某种程度上《简·爱》也是作者的生平写照。小说主人公简·爱的经历在很大程度上都透着夏洛蒂.勃朗特的影子。作者的女权主义思想和自尊自强、追求独立平等和纯粹爱情的理想在小说中通过简爱的不懈努力得以实现。     

我国原生态文化概念使用谱系

原生态文化概念的使用构成了我国当下文化的一道景观,覆盖了从文化活动到工商等行业的生产、经营以及学术研究的许多领域。就文化对象而言,其涉及了音乐、舞蹈、出版、教育、宗教、美食、服饰、选美、医疗、旅游、体育、节庆、绘画、摄影、电视频道、生计模式、民间法、食品、民族民间工艺等等。这一概念的使用,从形式到内容综合地看,具有广泛性、多元性、传统性、民族性、实践性、重构性、生态性的基本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