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情境下的乡村创业:一个研究框架的构建

乡村创业是推进乡村产业振兴的关键抓手和实际切入点。“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创造的成功经验和实践范例,不仅成为一份中国式现代化的乡村样本,还为我国乡村创业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其中乡村情境是与创业活动紧密交互且不可剥离的要素,是实践和理论的研究焦点。通过梳理全球乡村创业研究脉络发现,异质性情境决定了乡村创业研究的侧重点,使不同区域开展的研究呈现发展不平衡且碎片化的特征。为推进我国乡村创业研究的内生理论发展,通过紧扣乡村创业活动与情境的互动这一核心特征,在梳理多维情境中乡村创业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中国情境下开展乡村创业研究的综合框架。该框架遵循资源依赖理论的逻辑,通过审视乡村情境各维度蕴含的资源,分析乡村创业同情境之间的资源依赖程度,强调最契合动态嵌入模式的选择。在时间、空间双重维度中,该嵌入模式的动态特征决定了乡村创业实现路径会不断演化甚至有双元嵌入融合的可能。结论进一步厘清了乡村创业的理论边界,有助于我国乡村创业研究的理论化和系统化发展,表明在学习“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所蕴含的发展理念、工作方法和推进机制时需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以当地乡村情境为核心,合理编排相适配的资源,选择恰当的嵌入模式以促进当地产业有序、良性发展。     

旅游型新农村的价值提升路径——从游客满意度到环境责任行为

将满意度作为中间变量,在乡村旅游情境下构建了旅游者感知价值对环境责任行为影响的结构方程模型,探究旅游型新农村价值提升路径。结果显示:旅游者感知价值中的成本和社会两个维度仅通过满意度间接影响环境责任行为;而管理服务、体验和资源价值对环境责任行为呈显著的正相关。据此,旅游型新农村的建设管理者应以感知价值为突破口,放大绿色旅游效应,在引导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过程中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旅游的协同共进,进而提升旅游型新农村价值。     

基于生态文明的辽宁省乡村旅游低碳化发展策略

乡村旅游低碳化发展是指在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坚持循环经济的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原则,科学开发与合理利用乡村旅游资源。辽宁省乡村旅游低碳化发展是时代的要求、政策的要求、产业的要求、环境的要求。辽宁省乡村旅游低碳化发展需要旅游者、旅游企业、旅游行政管理部门的共同参与和密切配合,构建三位一体的发展模式。     

乡村建设的政策嵌入、空间重构与技术赋能

中国城乡发展不平衡与乡村发展不充分已成为一个突出的结构性矛盾,借鉴世界乡村复兴的成功经验有着内在的必要性。文章以"嵌入性"为分析视角,基于政策文本分析,从"政策—空间—技术"三大维度重点考察了法国乡村建设的行动逻辑。研究发现,法国乡村建设主要遵循三条规律:在本原性层次上,通过多元化的"政策嵌入"营造积极的乡村复兴环境,进而达到清除弊害政策、破解建设壁垒以及增强乡村复兴内在动力的目的;在实践性维度上,通过产业集中、中小企业转型、地域功能分类的"空间嵌入"策略,推进乡村要素资源的重组与优化,进而增强乡村空间的整体性治理能力;在方法论层次上,通过多类"技术嵌入"乡村空间,以达到再造乡村复兴手段与"主体赋能"的根本目的。因此,营造网络化的乡村政策环境,推进乡村的"分类振兴"与"适度集中",以及强化技术驱动下的数字乡村建设,是新时代中国乡村振兴全面推进的努力方向。     

红色文化嵌入式乡村旅游典型案例研究

红色文化与乡村旅游有着天然的联系,二者融合发展在理论界和实践中均取得了共识.但对韶山市典型案例研究的结果表明,红色文化事实上具有公益性、市场化和境域性并存的特征,无法与乡村旅游完全融合,只能发挥政府机制、市场机制和开放机制的综合作用,通过三种模式嵌入乡村旅游:公益性红色文化联动式嵌入、市场化红色文化融合式嵌入、红色文化旅游资源共享式嵌入.公益性红色文化联动式嵌入,发挥公益性红色文化的引导作用,鼓励多主体参与文旅市场,丰富联动产品的价值创造路径;市场化红色文化融合性嵌入,促进文旅产业资源的要素重组,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丰富融合产品的价值创造路径;红色文化资源共享性嵌入,充分发挥红色文化与乡村旅游资源的区域辐射作用,完善共享政策支持体系,丰富城乡全域旅游的价值创造路径.这三种嵌入模式可以实现红色文化与乡村旅游的结构性耦合,避免二者笼统融合和简单捆绑的弊端,有利于快速形成全域旅游新业态,助推国家的乡村振兴战略.     

旅游城镇化驱动乡村振兴的影响效应研究

旅游城镇化作为新型城镇化的一种典型模式,是新发展阶段实现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以张家界武陵源区为例,紧扣旅游城镇化驱动乡村振兴的关键影响因素和传导路径,基于系统动力学方法对旅游城镇化驱动乡村振兴的影响效应进行仿真模拟。研究发现,旅游城镇化对乡村振兴的驱动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需精准分析旅游城镇化作用乡村振兴的不同路径及其影响效应;武陵源区目前的自然发展模式虽能创造较好的经济增长效应,但会造成结构性失业、资源破坏和环境污染等问题;在5种仿真模式中,兼顾经济-社会-环境的协同发展路径是推进乡村振兴的最佳模式;旅游政策影响因子在不同仿真模式中均成为重要的政策因子,印证了武陵源区旅游发展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重要地位。实现旅游城镇化对乡村振兴的最佳驱动必须从经济增长、社会文化与生态优化三个层面联合发力,以系统化的协同发展路径促进乡村振兴。研究有助于进一步理解旅游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多元内在关系,为我国乡村地区尤其是西部民族地区的乡村振兴提供借鉴。     

民族村寨旅游目的地创业者的网络管理能力对创业韧性的影响

创业者的创业韧性对于民族村寨旅游目的地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特别是在后疫情时代。但是目前对于创业韧性是如何形成的仍然缺乏深入研究。文章基于网络管理能力视角探讨了民族村寨旅游目的地创业者创业韧性的形成机制。具体而言,文章构建了一个描述网络管理能力、网络嵌入、关系导向、创业韧性之间关系的理论模型。利用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西江苗寨和肇兴侗寨两个旅游目的地收集的调查数据,对结构方程模型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表明：网络管理能力通过结构性嵌入间接影响创业韧性,关系导向调节网络管理能力对结构性嵌入的影响,从而进一步调节网络管理能力对创业韧性的影响。这些发现的理论意义在于：把创业韧性理解为创业者网络管理能力作用于其创业网络的结果,揭示了创业韧性的产生过程,从而构建一个新的解释框架。这些发现的管理启示在于：提高旅游创业者的网络管理能力,培养旅游创业者关系导向意识,引导旅游创业者建立更广泛的社会网络和商业网络,最终提升民族村寨旅游目的地的发展韧性。     

基于IPA分析法的农民工旅游创业环境满意度研究

乡村旅游的发展为乡村振兴增添了新动力,农民工作为推动乡村振兴的主体备受关注,各地区推出一系列政策和办法鼓励农民工利用当地特有资源进行旅游业创业,为农民工提供了创业的机遇。后疫情时代,农民工在创业过程中出现了资金难、政策落实不到位等旅游创业环境差的问题,严重影响创业活动的可持续发展。在此背景下,为探究现阶段农民工对旅游创业环境的满意度,文章构建旅游业创业满意度评价指标体系,采用重要性—绩效分析法（Importance-Performance Analysis,IPA）,从农民工的角度对旅游创业环境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对旅游创业环境满意度评价一般,政策环境、经济环境、社会文化环境、金融环境、基础设施等18项指标均值的感知满意度都小于重要性;在此基础上,将18项影响农民工满意度的指标定位到IPA分析模型内,划分出优势区、保持区、改进区以及弱势区,并针对其各自特点提出发展策略,从而更好地促进农民工旅游创业,推动乡村振兴发展。     

社会嵌入视角下创业环境与农民创业模式的匹配性分析

促进农民增收和就业是我国现阶段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而鼓励农民创业是重要途径。从社会嵌入视角出发,从关系嵌入、知识嵌入、文化嵌入和政治嵌入对我国农民创业环境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对我国的农民创业环境及创业模式的匹配性进行了探讨,并提出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创业的三个进阶模式。     

新型城镇化视阈下辽宁省乡村旅游发展研究

新型城镇化有助于促进城乡共同发展。乡村作为城镇化的一部分,辽宁省乡、镇数目多,涵盖全省大部分旅游资源,因此,如何合理发展乡村旅游,推进辽宁省城镇化进程是一个重要问题。基于新型城镇化与辽宁省乡村旅游之间存在协同促进及相互制约的作用,同时,结合辽宁省乡村旅游现状,提出辽宁在发展乡村旅游过程中,应扬长避短,通过科学规划,明确乡村旅游的重点地位。同时,从依托城镇化建设,选择适合的发展模式及塑造特色品牌等方面促进乡村旅游的快速发展。     

双向运动视角下乡村旅游社区的嵌入性治理

乡村旅游社区需要通过嵌入性治理实现包容性发展,如何破解因资本下乡的负外部性导致的社区发展风险和治理脱嵌,实现乡村旅游社区的嵌入性治理,是亟须正视和解决的现实问题。基于双向运动理论和乡村建设研究的理论资源,运用田野调查法、深度访谈法和焦点小组访谈等方法,考察乡村旅游社区治理的脱嵌困境和嵌入性治理路径,构建了双向运动视角下乡村旅游社区嵌入性治理的理论框架。研究发现,以资本下乡为主导的乡村旅游发展方式凸显了市场至上“正向运动”的固有缺陷,导致乡村旅游社区面临着城与乡的发展失衡、内与外的利益冲突和主与客的角色矛盾等脱嵌困境。然而,三重脱嵌困境培育了乡村自我保护“反向运动”的外部环境,推动乡村旅游生产方式由资本下乡主导向乡村建设主导发展,并通过主体再组织化、城乡循环修复和文化生态整合,建构了乡村旅游社区的嵌入性治理的主体基础、内容基础和秩序基础。     

农民工返乡创业与乡村振兴的联动机制: 逻辑前提、堵点及疏通路径

解决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新发展阶段农民创业的环境日趋优化。 宏观大局动因、 中观市场动因、微观协同动因构成了农民工返乡创业与乡村振兴联动机制的逻辑前提。 但在乡村振兴战 略背景下,农民工返乡创业仍存在许多问题。 从总体上观察,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信息知晓率低、农民工 返乡创业资金匮乏、农民工自身能力不足、农村缺乏良好的创业环境构成了当前农民工返乡创业与乡村 振兴联动机制的堵点。 在新发展阶段农民工返乡创业与乡村振兴的联动机制优化路径主要有:加大返乡 农民工创业政策宣传力度,提高农民工政策知晓率;拓宽农民工返乡创业融资渠道,提高农民工返乡创业 意愿;加强农民工创新创业培训,提升返乡创业农民工综合素质;营造良好的创业环境,提高农民工返乡 创业意愿。     

乡村旅游发展中的旅游资源利用研究

我国乡村旅游经过20多年的发展,已取得较好的成绩,并呈现出广阔的发展前景.资源可持续利用是乡村旅游发展的基础环节,自然型农事活动、农村的人居环境等各种旅游资源的凭借要素应得到综合配置.文章分析了目前我国乡村旅游发展中存在的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如开发规模小且档次低、产品开发程度粗浅、缺乏统一的规划管理等资源利用问题;提出从资源开发利用的角度,乡村旅游的发展应对资源进行因人而异的开发,需要构建核心产品域、辅助产品域、扩张产品域三个层次的产品体系;促进旅游开发与生态资源的有机结合,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运行体系研究

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有其特定目标和功能,其运行过程就是优化乡村旅游系统结构、完善乡村旅游系统功能的过程.本文将从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运行环境、运行目标、运行保障和动态反馈与调控机制,探讨了其分析框架和调控过程,从而构建了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运行体系.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培育壮大返乡入乡创新创业群体的路径选择与政策支持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让农民就地过上现代化生活,实现上述战略目标,各类返乡入乡创新创业群体是带动乡村发展的主力军和生力军。返乡入乡创新创业群体在农村产业、农业科技、环境整治、乡村治理等方面的“嵌入”,彰显了返乡入乡创新创业者的自我价值,实现了乡村振兴的战略价值,盘活了农村集体资产的市场价值,优化了乡村治理的政治价值。培育壮大返乡入乡创新创业群体的路径包括：利用乡村土地资源,造就更多现代农业种养殖经营主体;立足乡村山水风光,造就更多的文旅融合建设主体;发挥技术技能优势,造就更多的数字农业服务业主体;借助制造业回流,造就更多的乡村企业家或小业主主体;依托乡村创业产业园,培育造就更多的农业园区创业主体。培育壮大返乡入乡创新创业群体的政策支持,一是加大涉农要素供给支持,形成创新创业激励机制;二是提升创新创业双向认同,营造组织归属氛围;三是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优化乡村创新创业环境;四是创新人才培训模式,满足乡村产业发展需求;五是积极推介乡村项目与亮点,提升创新创业的预期与成功率。     

乡村旅游开发中农民权益保障满意度实证分析——基于重庆乡村旅游开发区的595份调查问卷

“坚持共享发展,增进人民福祉”是我国“十三五”时期的发展理念之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农民的根本利益是我国乡村旅游开发的根本目的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研究乡村旅游开发中农民权益保障满意度是解决乡村旅游开发过程中农民权益受损问题的重要依据.本文从保障农民权益的视角,建立乡村旅游开发中农民满意度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重庆市8个区县595份农民的调查问卷数据,采用模糊评价与层次分析法考察乡村旅游开发区农民权益保障的情况,并对农民权益保障满意度的影响因素进行相关分析和聚类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对乡村旅游开发中权益保障的情况“不满意”,乡村旅游开发中存在利益分配不均的现象,而且不同背景农民权益保障情况有明显差异.     

基于环境保护理念的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

随着乡村旅游迅速发展,在乡村旅游开发过程中的乡村原生态环境和乡村性资源遭破坏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协调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问题制约着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在此从乡村旅游环境保护促进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分析环境保护对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所产生的积极影响。     

乡村旅游目的地评价综合指标体系研究

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依托乡村旅游目的地,然而我国乡村旅游目的地综合评价缺乏完善的指标体系。乡村旅游目的地的核心价值理念包括乡村旅游乡土特色、乡村旅游发展环境、乡村旅游管理水平及乡村旅游成长能力四个方面,通过构建1个目标、4个系统、14个要素及44个指标的乡村旅游目的地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与专家打分法,对综合评价体系中的每一个指标赋予权重,并设定评价标准,可以很好的对乡村旅游目的地进行综合评价。     

农村数字化、农民创业与乡村产业结构升级——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PVAR动态分析

本文基于2011—2020年我国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PVAR模型研究农村数字化、农民创业与乡村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动态关系及其区域异质性。结果表明：从全国层面看，农村数字化与乡村产业结构升级具有循环累积效应且形成了良性互动，但二者与农民创业之间的协调关系还有待加强；从区域内部来看，东部地区基本实现了3个变量的协调发展；中部地区农民创业对乡村产业结构升级提升的推动力不足；西部地区农村数字化对乡村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尤为明显，但农民创业活动的增加会抑制乡村产业结构升级和农村数字化。因此，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积极推进数字乡村建设，进一步完善农民创业保障制度，推动城乡与区域协调发展。     

资源赋权、村社再造与乡村共同富裕——基于烟台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经验诠释

乡村共同富裕是新时代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资源赋权-村社再造”的分析框架,对烟台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促进共同富裕的微观运作机制进行解构发现：资源赋权与村社组织再造合塑了乡村共同富裕的资源基础与主体能动性,其中,国家资源的嵌入性赋权以项目、精英、制度等资源理性嵌入性赋权的方式形塑了村社组织的政治统合机制,再造了村社组织促进乡村共同富裕的组织轴心,有利于促进乡村多元主体的利益协调与分配正义;乡土资源的内生性赋权通过土地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股份合作制与乡土空间内部的文化网络等赋权方式聚合了村社组织的社会动员机制,重构了村社组织与乡土社会之间的利益、文化维度的关联网络,激活了村社成员参与乡村发展与共同富裕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市场资源的发展性赋权借由资本与人才赋权方式缔造了村社组织的经营村庄机制,在村企共建与联动式发展的过程中撬动了乡村共同富裕的可持续发展动能。因此,乡村共同富裕既需要国家、乡土社会与市场的协同参与和有效赋权,也需要建构以村社组织为本位、以农民为主体、以乡村公共利益为旨归的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