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金融发展与居民消费增长: 理论与中国实践

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重要手段,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必然要求。基于2011～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本文研究数字经济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影响效应、作用机制及空间溢出效应。发现数字经济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具有缩小作用,但该缩小作用存在消费类型和农村居民人力资本异质性。具体来说,较之生存型消费差距,数字经济对城乡居民发展享乐型消费差距的缩小作用更明显;较之低农村居民人力资本地区,数字经济对高农村居民人力资本地区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缩小作用更强。机制分析发现,数字经济通过促进乡村产业振兴和弥合城乡数字鸿沟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进一步的空间计量分析表明,数字经济还能通过空间溢出效应缩小周边地区的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据此,建议缩小区域间的数字经济发展差距、补齐乡村产业的数字化短板和消弭城乡数字鸿沟,以增强数字经济发展的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缩小效应。

     

新媒体时代政府创新社会沟通：政务微博何以有为

创新社会沟通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方面.当前,我国政府利用政务微博这一新型媒介工具促进社会沟通的成效不佳,究其原因,既有主观意识问题,也有网络公共性受限等因素.新媒体时代,政府及公务人员要借助政务微博实现有效的社会沟通,需要从加强制度建设、提高信息质量、缩小“数字鸿沟”等方面做出努力和探索.     

从数字鸿沟到数字包容：老年人参与数字乡村建设的策略选择

从数字鸿沟到数字包容视角,解释通过数字包容策略化解数字鸿沟,尝试解决农村老年人参与数字乡村不足的难题。研究发现,当前老年人参与数字乡村建设的技术困境主要体现为数字鸿沟的存在,具体表现为基础设施的“接入鸿沟”、智能设备的“使用鸿沟”以及能力素养的“知识鸿沟”,实则反映了技术与治理、行政与自治、增权与赋能的三大困境。而实现从数字鸿沟向数字包容的转变,制度安排是其中的关键因素。在制度安排层面要关注政策执行的精准度、居民需求的回应度和治理系统的适应度。在实践取向层面需遵循人本主义、简约主义和整体智治。为弥合乡村数字鸿沟,提升老年人数字包容,未来需要从组织维度助推老年人数字包容治理,从行为维度提升老年人数字参与能力,从技术维度增强老年人数字资源供给,以更好地推进数字乡村战略实施。     

学习数字化生存：“数字移民”的社会适应与媒介支持

出生、成长于互联网普及之前且现已进入中老年阶段的“数字移民”,在数字技术应用、数字媒介素养和数字文化理解方面,均与以青少年为主体的“数字原住民”有很大差异,也决定了“数字移民”在当下数字化生存环境中必然面临再适应和“再社会化”的挑战。从技术应用、社会行为和文化认同等三个维度对“数字移民”数字化生存适应性进行观察,发现“数字移民”在技术的生活场景应用与数字交往等方面适应性较好,在文化认同层面适应性最差,“数字鸿沟”仍然存在且不断加剧。系统性的媒介支持一方面能够帮助数字弱势群体追求美好数字生活,另一方面也是媒介技术公共价值实现的必然要求。     

乡村女性短视频自我呈现中的数字鸿沟

乡村女性使用短视频进行自我呈现,是积极进行社会交往、参与公共事务和勇于自我表达的实践行为。然而在乡村女性的短视频自我呈现中仍旧存在着显性和隐性的数字鸿沟,影响女性参与程度、呈现效果及主观意愿的有效表达。加快弥合数字鸿沟与数字中国建设、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相一致,是促进性别平等的有力举措,是推动女性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女性价值的重要路径。弥合数字鸿沟需要从接入鸿沟、技术鸿沟和性别鸿沟等层面分别着力,通过夯实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媒介平台赋权效力、提高乡村女性主体意识,从而构建良性的媒介传播生态,充分发挥乡村振兴中的“她力量”。     

从“数字鸿沟”的填平到“新数字鸿沟”的跨越——教育信息化促进教育公平新思路

教育信息化在促进社会进步、教育公平方面呈现出越来越显著的作用。伴随信息化进程的加快，与之对应的“数字鸿沟”日益加大，并日益演变为“新数字鸿沟”。政府通过物理手段填平了明显的数字鸿沟，在此基础上，通过信息化与教育的深度融合，实现在拥有网络基础上的合理、全面使用信息技术，弥补技术层面的信息差距，实现对“新数字鸿沟”的跨越，最终实现教育的公平发展，彰显信息技术推动教育公平的本质内涵。     

城乡信息分化的生成机理、演变形态与治理策略

因信息传播技术的不均衡应用而产生的城乡信息分化，从早期的信息接入分化逐渐演变为接入分化、利用分化、素养分化三种分化形态相互叠加的层累式结构。城乡信息分化的产生，与长期以来城乡二元结构所造成的社会经济发展差距、信息传播基础设施和信息资源累积差距密切相关，也与城乡个体的信息利用能力、信息应用情境有较多关联。数字化时代，在媒介逻辑与技术逻辑的主导下，城乡信息分化呈现智能化演变态势。分化的持续扩张将破坏城乡之间的信息公平，加速信息阶层分化，阻滞城乡融合发展。治理策略在于通过数字包容政策对城乡信息资源进行权威性分配，确保城乡个体机会均等地共享数字社会发展成果。建设“可沟通城乡”,培育和谐的城乡信息关系，推动城乡实现信息互惠和信息互哺。     

数字赋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社会基础与实践逻辑

随着数字乡村建设的持续推进,数字技术在乡村治理中的应用越来越普遍,农村人居环境依靠传统手段难以解决的治理困境将有望借助数字赋能来化解。数字治理与环境治理双重政策势能的释放、“新基建”背景下数字设施与农村人居环境设施的融合以及村民数字素养与环境意识的同步提高为数字赋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提供了社会基础。借助数字技术的协同性、整合性、共享性、参与性,通过数字赋能治理协同、数字赋能资源整合、数字赋能沟通渠道和数字赋能社会动员,实现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从“信息孤岛”到信息互联、从“二元鸿沟”到城乡融合、从“单向价值”到多元表达、从外部输入到内生驱动的转变。     

论数字鸿沟与农村沟通网络的重构

城乡地区数字鸿沟的出现,进一步影响农村管理结构诸如沟通网络。信息是影响数字鸿沟的重要因素,数字鸿沟与沟通过程有着多重交互性,因经济条件对媒介接触的差异而产生数字鸿沟,已有相关实证。数字鸿沟对农村沟通网络产生了很大影响,因此应找出重构农村沟通网络的关键点。即在沟通网络中树立信息把关人,提升农民信息素养,建立信息管理的科学模式,构建因人而异灵活的沟通网络。     

基于ARMA模型的江苏省城乡居民信息消费差距及其预测分析

在1998—2012年江苏省城乡居民信息消费数据的基础上,利用信息消费的倾向、信息消费的系数、信息消费结构等指标对比分析江苏省城乡居民信息消费的现状,发现城乡居民信息消费虽呈现持续增长的良好态势,但两者的差距也显而易见。故通过构建ARMA模型,对两者的差距进行拟合并作出短期预测,实证结果表明城乡居民间的"数字鸿沟"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基于此,在维持城镇居民信息消费示范作用的前提下,应从提升农民信息消费能力、构建完善的农村信息消费环境等方面努力缩小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     

中国城乡消费鸿沟变化趋势2001—2011

根据2001和2011年全国抽样调查数据,对比两个年度城乡居民耐用品拥有率和购买意愿,发现家庭耐用品消费的城乡鸿沟明显缩小,这既表现在现有耐用品消费方面,同时更为突出地反映在耐用品未来消费趋势方面。表明耐用品消费的城乡鸿沟已经缩小,而且还将进一步缩小。可以预测收入增长的小城镇和农村居民将会成为与城市中产阶级同样重要的内需拉动力。     

数字经济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影响研究——兼论城镇化的门槛效应

数字经济为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带来了新机遇,而“数字鸿沟”又可能引发新的贫富差距。研究数字经济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对于认识和缩小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2011—2020年31个省域面板数据,通过构建静态、动态面板模型及门槛模型,分析数字经济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省域层面上,数字经济显著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且该影响具有单一门槛效应。在城镇化水平较低时,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不显著;当城镇化水平越过门槛值,数字经济水平显著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异质性分析发现,我国南北地区呈现出不同的效应,北方省份城乡收入差距受数字经济水平影响较小,而南方较大。     

数字乡村背景下农村居民数字化渠道选择

考察农村居民信息渠道选择的行为和意愿的特征,并从社会与经济资本、信息资本和信息资本障碍三个方面分析影响农村居民数字化渠道选择的因素,探索如何培育“数字农民”。研究表明：总体上,大部分农村居民仍倾向于通过传统信息渠道获取信息,但较多农村居民有向“数字农民”发展的意愿,乡村宽带建设也取得了一定成效。数字乡村建设要充分尊重现实,考虑新技术如何为传统信息渠道赋能。政府要重新审视信息服务机构的功能和运作方式,通力合作,加大针对农村居民的互联网培训, 改善外部环境,扫除农村居民获取信息的各类障碍。     

北京城中村居民“数字鸿沟”测量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弥合农村代际数字鸿沟是推进数字乡村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建设数字中国和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内容和强劲动力。当前,农村代际数字鸿沟主要表现为数字素养代际差异显著、数字技术应用繁复、数字产品市场供需失衡、信息技术适老化改造滞后等。弥合农村代际数字鸿沟,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推进政府主导、村社引导和技术赋能的基本逻辑,优化乡村数字服务供给体系。可以综合采取增进主体能力、加强家庭数字反哺、畅通朋辈沟通互助和完善适老改造等措施,消解数字鸿沟带来的差距,塑造友好的数字化环境,推动数字中国建设。     

新媒介环境下对农传播思路改进探讨

就目前来说,大众传媒对农传播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缺位”现象。农民因被传媒视为非目标受众而处于失语和缺位的边缘地位。二是“错位”现象。已有的涉农媒体,由于节目的针对性、实用性与现实有差距,农民并不看好。三是“虚位”现象。农民受自身文化素质所限,对网络、手机等新媒介的使用能力有待提高。在新媒介环境下,对农传播的改进思路为：新媒体应是政府财政倾斜的重点方向;双赢策略是传媒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平衡点;媒介素养教育,尤其是新媒介使用培训,是消除数字鸿沟的前提保证。     

数字反哺：年长世代的“精神接入”何以可能?

新冠病毒感染疫情既放大了数字鸿沟带来的社会问题，也促成了数字鸿沟的消减。以数字反哺为切入视角，聚焦年长世代，从微观能动层面探讨其使用信息传播技术存在的“精神接入”困境，旨在通过尊重老年“拒绝者”的数字意愿、关注老年群体的数字环境以及激发老年群体的学习意愿等方式，充分发挥数字反哺效用。强调人在数字化实践中的主导地位，试图打破老年群体对于信息传播技术被动接受的形象，进而驳斥“数字难民”这一忽视老年人数字化实践主体性的概念，为理解数字鸿沟“接入沟”中的“精神接入”、探析家庭代际联系、重构老年文化提供借鉴。     

中小学数字素养教育的动因、目标与路径——加拿大的改革探索与发展经验

数字技术不仅驱动了加拿大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也推动了中小学数字素养教育的发展。加拿大中小学数字素养教育发展的动力源于数字经济发展对数字人才的需要、社会公平发展对跨越数字鸿沟的诉求以及数字化教育形态变革对数字化学习能力的要求。加拿大中小学数字素养教育以培养学生掌握基础数字知识与技能为基础能力目标,以培养胜任全球竞争的数字人才为高阶能力目标,以建构数字社会的公共理性为社会价值目标。在实现路径上,加拿大通过强化政策支持优化数字素养教育的实施环境,通过完善课程建设保障数字素养教育活动有效落实,通过加强师资培养确保教师具备数字教学胜任力,以此推动中小学数字素养教育的持续发展。     

纳米鸿沟的伦理反思

由于纳米技术在新技术革命中的基础性作用,它的突破有望引导下一次产业革命。然而,各个国家和地区不同的经济实力和技术基础,决定了它们在纳米技术发展过程中存在明显的起点差距。现有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财富分配制度可能会加大起点差距,从而形成类似于“数字鸿沟”那样的“纳米鸿沟”。“纳米鸿沟”蕴含并强化了发展起点不公平、代价与收益不公平、教育与发展机会不公平等伦理问题。     

从理性公众到情感公众：数字时代公共领域的理论嬗变

哈贝马斯出版于近六十年前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在政治哲学、民主理论和媒介研究等领域有着跨学科的影响。此书构建了公共领域模型,虽然其规范标准的适用性一直存在争议,但它确实经常被用来检验现存国家民主化的可能性。在数字时代,经典公共领域理论的空间想象和以“分”为主的结构性特征受到极大挑战,但是数字媒体作为拉图尔意义上的技术“行动者”无疑重新引入了一种新的公共领域的可能。互联网技术的出现使我们有必要重新讨论公共领域的规范性,调整其标准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媒介现实,从而有效地探讨新媒介环境如何可能在全球范围内促进新的民主实践。因此有必要厘清规范性公共领域理论所强调的结构性前提,引入“连接政治”和“情感公众”理论,用数字技术的超强“连接”取代“分离”的空间想象,并将“情感”纳入公共性的考察,以平衡自由主义对“理性”在政治生活中的绝对强调。     

乡村数字经济发展中“乡村网红”的传播实践研究

在乡村社会，乡村网红是网络广场中的“乡村信息源”、自者视角下乡村社会的形象建构者和网红效应下乡村数字经济发展的推动者，他们进一步弥合了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助力着数字乡村建设。乡村网红以“原生态”的草根人设传播、富有“地方感”的共情传播、集体参与下的人际传播助力媒介化乡村社会的构建，优化了乡村社会的传播格局。乡村网红的传播实践加速了乡村社会传播的“在地化”转向：传播资源从“汇聚城市”转向“返流乡村”,传播话语从集中把关的宣传话语转向共享式的民间话语，传播方式从单向的信息传递转向在地性的参与式对话。我们尚需引导乡村网红走上持续发展的道路，使其为当下乡村社会传播力的提升贡献更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