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政府对朝政策的调整

2017年4月,特朗普政府对朝鲜的"极限施压与接触"战略出台。在该战略指导下,特朗普政府的对朝政策从初期的极限施压迅速转向极限接触,后来又回归施压与接触并举,对朝实施"缓慢、稳步与忍耐"外交。特朗普政府的对朝政策具有施压更极端、接触更极端、政策转变更极端和承诺更极端的特征。尽管如此,特朗普政府的对朝政策也延续了美国对朝政策的传统。这体现在将朝核问题作为美国对朝政策的优先议题,以及在朝核问题上主张以"大交易"的路径实现"完全、可验证与不可逆的无核化"的最终目标。这种延续性和差异性既体现了结构性因素对美国对朝政策的制约,又体现了在制定具体对朝政策时,行为体在结构制约下的能动性。结构性因素解释了美国对朝政策的延续性和稳定性、对朝政策选项的局限性和解决朝核问题态度的非迫切性。行为体层次上的因素解释了美国何时会选择接触以及在与朝接触的过程中,两国达成协议的可能性。     

论李明博政府对朝政策的变化

朝鲜战争后,韩国历届政府把朝鲜半岛统一问题视为重要议题,采取和实施了许多不同的政策和措施。2000年金大中政府时期,韩朝进行了首次首脑会谈,发表了"6.15宣言",韩朝关系取得了划时代的进展。以此为契机,卢武铉政府利用经济合作进一步推进南北关系。但李明博政府上台后,采取和"阳光政策"截然不同的政策,即对朝鲜实施"非核、开放、3000"的强硬政策。朝鲜对此反应强烈:两国经济交流活动急剧减少,韩国和朝鲜再次陷入了敌对状态,朝核问题久拖不决,东北亚冷战局势也仍然看不到结束的前景。分析李明博政府的对朝政策对于认识朝鲜半岛问题乃至整个东北亚问题至关重要。     

新形势下中国对朝政策新思路

近年来,东北亚局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周边国家及美国对中国的防范逐渐加深,而朝鲜半岛并不平静,不断的纷争把朝鲜半岛推向风口浪尖。中国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安定的国内外环境来面对新的形势,因此有必要调整中国的对朝政策,确保朝鲜半岛局势的稳定,以维护中国周边的安全,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更好的环境。     

冷战后美国两任政府对朝政策比较

接触与遏制并举是冷战后的美国两任政府对朝政策的重要特征。克林顿政府时期，“接触”占主导地位，是在接触的基础上寻求外交解决，实质上是一种“妥协性”的政策；小布什政府采取的是“鹰派接触政策”，遏制占主导地位，其实质是“对抗性”的。导致两任政府对朝政策产生明显差异的主要原因是两任政府在全球战略应对的政策手段上及战略指导思想不同。在朝鲜核问题上，对伊拉克战争的胜利使小布什政府更倾向干实力解决问题，可以预期的是，在实现其核问题、导弹问题等方面的基本政策之前，小布什政府不会改变对朝政策的强硬立场，将继续坚持“国际化”方针，并进一步加强美、日、韩在对朝政策上的协调立场。     

论佛教与东北亚经济文化共同体的建构

近年来,东北亚地区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形势,那怕是些微的变化,都成了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鉴于东北亚地区对亚洲,乃至国际社会稳定与安全的重要作用和影响,一些学者提出了建构东北亚经济文化共同体的设想。本文认为,佛教是东北亚地区曾经和现在仍然共同拥有的宗教信仰,佛教在东北亚地区有悠久而深厚的传统,佛教文化可为东北亚经济文化共同体的建构提供理论和价值基础。     

21世纪初俄罗斯对东北亚能源政策调整的原因探析

俄罗斯是世界上能源蕴藏最丰富的国家之一。近年来,随着能源价格波动,俄罗斯凭借其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在国际能源市场上异军突起,全力拓展能源外交,逐渐确立了“突破北美、稳定西欧、争夺里海、开拓东方、挑战欧佩克”的总体思路。然而由于地缘政治和能源安全局势等众多因素促使俄不得不更多地将目光转向东北亚地区。     

影响日朝关系正常化的美国因素

日本与朝鲜间关系的发展不仅是两国出于各自利益的主观意愿,更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战略态度和利益。朝鲜半岛重要的地理位置不仅使其在历史上成为各大国互相争夺的焦点,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成为美国遏制中国的重要战略工具。特别是在冷战结束后,美国更加重视朝鲜半岛在美国东北亚地区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为此,美国以朝核问题为切入点,制造地区紧张气氛以维持和加强日韩对美国的军事、安全需要,同时将日朝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纳入自己的地区战略和掌控之中,以维持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军事存在,遏制中国。可以说,日朝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战略态度和利益,也因而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东北亚区域安全:困境、价值与前瞻

东北亚安全困境的成因是复杂的,可从国际体系、地缘政治结构、国家战略等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进行分层梳理.实现东北亚区域安全,对国际社会和本地区的和平、稳定与进步,对地区共同的安全利益、经济利益、发展利益,具有战略意义.安全前景值得期待,但必将经过艰难、长期、痛苦的多次博弈.     

论撒切尔政府的反通货膨胀政策

撒切尔政府彻底改变了过去历届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摒除凯恩斯主义指导下的需求管理政策，推行货币主义经济政策，以抑制通货膨胀取代充分就业作为首要目标，试图在更广泛的基础上改进经济运行的环境。反通货膨胀政策的实施经历了三个阶段，即货币主义的试验阶段，以汇率为目标的阶段以及加入欧美货币体系的阶段。反通货膨胀的斗争所带来的经济后果，虽然不足以称作“奇迹”，但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基本上实现了低通货膨胀下的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治理了“英国病”。但是，阻碍英国经济发展的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并没有因为撒切尔主义的贯彻而得到解决。     

冷战后美国两任政府对朝政策比较

接触与遏制并举是冷战后的美国两任政府对朝政策的重要特征。克林顿政府时期,"接触"占主导地位,是在接触的基础上寻求外交解决,实质上是一种"妥协性"的政策;小布什政府采取的是"鹰派接触政策",遏制占主导地位,其实质是"对抗性"的。导致两任政府对朝政策产生明显差异的主要原因是两任政府在全球战略应对的政策手段上及战略指导思想不同。在朝鲜核问题上,对伊拉克战争的胜利使小布什政府更倾向于实力解决问题,可以预期的是,在实现其核问题、导弹问题等方面的基本政策之前,小布什政府不会改变对朝政策的强硬立场,将继续坚持"国际化"方针,并进一步加强美、日、韩在对朝政策上的协调立场。     

论中国的东北亚区域战略

对于中国来讲,在东北亚区域实现其安保、政治外交和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理想状态,只能是构筑高层次的和实质性的国际间合作体系。中国与美国在东北亚区域的战略相背,所以,中国要想实施东北亚区域的发展战略,就必须大幅度地削弱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影响力,这是重组东北亚地区的政治结构并实施东北亚区域战略所必需的前提。     

论美国对朝政策的“变”与“不变”——兼论奥巴马政府的对朝政策趋向

美国的对朝政策在"变"的外衣里具有"不变"的内核。"不变"的内核源自于美朝两国的意识形态差异、决策者的思想认识、对朝鲜的认知以及民情舆论,表现为对朝鲜持强硬立场且不受党派影响。认知心理学认为,观感一旦形成,短时间内难有实质性改变,美国的对朝政策典型反映了这种状况。此外,受到国际战略格局变化的影响,美国往往需要与其他国家相互协调彼此的对朝政策,因此又不得不朝温和方向进行调整。克林顿和小布什各自的对朝政策都经历了从对抗到谈判的转变的过程,但基本立场并没有发生变化。奥巴马的上台虽然为美国对外政策带来了新气象,但在朝鲜政局没有发生大的变化的前提下,美国新总统的对朝政策仍将在对抗的"不变"与谈判的"变"之间摇摆。     

中美朝的三方博弈对东北亚地区安全的影响

博弈一般分为零和博弈和非零和博弈。有的博弈在一种情况下是零和博弈,在另一种情况下就成了非零和博弈,这一切都取决于博弈的过程。目前,中美朝三方的的博弈正类似于这种博弈关系。中美朝二方博弈正朝着有利于和平的非零和博弈方向发展。东北亚三方的博弈还没有结束,在对弈的过程中还会波澜起伏,何时会有结果也很难预料。但是,有利于东北亚地区乃至整个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博弈结果应该是妥协与合作,这符合博弈三方的利益,符和东北亚各国的利益,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论里根政府的对日政策

在里根总统任期内,美国对日基本政策是：深化与日本的同盟关系,让日本配合美国的全球战略;缓解美日贸易摩擦,减少美日贸易逆差;鼓励日本加强防务,促使日本分担更多责任。     

论里根政府的对日政策

在里根总统任期内,美国对日基本政策是：深化与日本的同盟关系,让日本配合美国的全球战略;缓解美日贸易摩擦,减少美日贸易逆差;鼓励日本加强防务,促使日本分担更多责任。     

论田中角荣政府的对欧政策

田中角荣政府注重对欧政策的调整在"多边自主外交"中的作用。田中首相一改以往首脑出访的经济信使的特色,带着鲜明的政治目的访问西欧,使日欧关系的发展摆脱了原有框架的束缚,将日欧关系的调整真正纳入到日美欧三角关系框架当中。日本对欧经济政策出现了政治化的倾向。     

论政府对中小企业发展的扶持作用

中小企业在我国工业企业中占有很大的比例,在社会经济发展中也起着极强的推动作用.政府应充分发挥宏观调控职能,对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进行积极的扶持,扶持的重点应主要集中在经济、商贸、科技和法规几个方面.     

冷战后美俄日韩对朝政策的知觉与错误知觉——兼论中国对朝政策的知觉定位

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因素在国家外交决策中的价值导引和知觉定位的作用非但没有完全消减,反而有所增强。美俄日韩对朝鲜的生存与发展的知觉认知形成了三种典型的推断,即美日的"朝鲜威胁论"、俄罗斯的"朝鲜负担论"以及韩国的"朝鲜崩溃论"。固执地坚守以意识形态为引导的冷战思维必然导致对国际环境与国际关系的错误知觉,甚至会产生国家间关系的严重敌视或是对抗。历史传统和地缘现实决定了中国必须理性对待朝鲜,要力避错误知觉,确立起战略思维,并放眼于长远和未来,从和平、发展与合作的角度,稳步构建起中朝之间的正常国家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