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晚清政府贫困化对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影响

“政府贫困化”是一个描述性的概念,它是指国家的财政收入不足以保证现代化过程中政府基本功能的履行。这里所讲的“晚清”,指的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1年辛亥革命这段时间的晚期清朝帝国。这个时期基本上与中国早期现代化时期相重合。 C.E.布莱克在对现代化进行了充分研究之后得出结论说,在现代化进程中,原来分散执行的功能都逐步转到国家手中。随着功能的集中,政府的开支大增,相应地要求财政收入也有大的增长。我们考察了一些国家现代化早期的财政负担率(即政府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后发现,西方早发现代化国家如英、法、美等不低于6％,稍后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国家如德、日等不低于10％,二战后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如中、韩等一般在20％以上。而晚清的财政负担率为2.4％,远远低于一般规律的要求。这种情况表明,晚清政府本来就是一个贫困化的政府,本来就无力履行现代化的功能。近代一系列其他因素(如对内对外战争、对外赔款、自然灾害、统治者的奢侈挥霍、关税主权的丧失等)又打击了晚清政府的财政,加剧了它的贫困化,进一步削弱了它领导现代化的能力。     

扶持与管制并行:晚清中国商会发展策略

西方国家商会发展体制被类型化为英美模式、大陆模式以及东方模式,其核心乃为政会关系之疏密。作为西风东渐产物的商会于20世纪伊始在晚清政府的直接推动下登上中国历史舞台。在大力扶持的同时,晚清政府亦通过《商会简明章程》等法律规范建立了相对较为严格的商会管制体系。扶持与管制并行的发展策略使晚清政府与商会之间形成相对较为密切的协作关系。虽然二者之间亦会因管制而生争执乃至冲突,但总体而言,晚清时期中国商会在政府有力支持下不仅增长迅速而且也在经济领域发挥出重要作用。     

理与势:晚清版权保护政策的两难选择

晚清版权保护政策的形成过程中,清政府处于双重两难选择的窘境.按理当保,而势又难保;从国内义利角度考量当保,而视国际环境又不能保.<大清著作权律>的出台和颁布,与中日、中美商约谈判以及由此延伸的政治、外交胁迫有着密切关系.     

晚清政治改革中的经济制约

晚清史上政治改革的呐喊不断激起千层浪 ,改革运行中的经济因素却在顽强地制约着改革的烈演 ;并不彻底的经济改革则又导致了政治统治秩序和政治格局的变动 ;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需要财政经济的支援 ,更取决于清政府干预经济的能力。中国近代化研究中的模式化倾向不足以涵盖晚清改革的整体性特征     

“气场”失调:晚清留学生被边缘化的人文解读——以容闳、严复为例

与晚清社会联系密切的留学生主要包括以容闳与严复为代表的留美幼童和留欧的海军生。清政府对留学生既想利用其一技之长,又恐惧其新思想冲击封建专制的矛盾心态和实用主义的用人方针,决定了留学生的"被边缘化";留学生既想挤进官场发挥作用,又厌恶和难以适应清朝的官僚体系,由此决定了其与晚清政府的错位。导致这种现象的深层原因是,晚清社会没有凝练出适合留学生及其精英文化生存发展的良好气场。     

从苏报案看晚清政府对政治危机的应对

1903年发生的苏报案激化了朝野矛盾、中外矛盾以及清政府内部强硬派和温和派之间的矛盾.这三对矛盾纠结在一起,影响了苏报案的进程和处理结果.革命者借助上海租界挑战清政府,为维护政府权威,朝廷一意镇压,下旨严惩.负责处理的官员却各怀心思,导致朝廷旨意执行效率不高.章太炎等人被捕后,清政府又与列强交涉,要求交犯,出于维护既得利益和西方价值,列强以尊重已达成的程序为由拒绝清政府的请求.苏报案的发生和交涉反映出晚清政府应对政治危机的无能.     

晚清湖南理学群体的道统意识与批判精神

晚清湖南理学群体是一个极具个性的地域文化群体。这一群体以程朱理学为最高价值理想,坚守自身独立的学术性格与道德标准,主张治统符合道统,治统可变而道统不可变。考虑到道统沦亡的代价,他们采取与清政府合作的稳妥方式,利用道统所赋予他们的文化解释权批判专制君主与社会腐败,以儒家之道整合现实政治。由此,隐性的文化斗争与满汉矛盾、中央与地方矛盾交织在一起,决定了湖南理学群体与清政府之间的离合关系。太平天国战争结束后,清政府又意图在治统的前提下统合道统,引起湖南理学群体的不满。道统成为他们与皇权周旋乃至抗衡的理论支点。对文化权力的担当,一直为湖南知识分子所继承,并运用于政治活动,进而影响近代湖南政治生态。     

论晚清修律时期的商业立法

晚清时期的经济发展、社会思潮以及清政府试图摆脱统治危机等原因促进了晚清商业立法活动。晚清商业法律的修订伴随着清末新政的实施而历经十年的发展,形成了初步的商业法律体系,促进了当时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开启了中国商业法律现代化的历程,为中国现代商业立法打下了基础,为以后中国商业法律的制订和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清末新政中行政审判制度的解读

行政审判作为宪政的根基,任何一个迈向宪政国家的改革都无法绕开.晚清的立宪改革无疑为行政审判在中国的落地生根提供了政治可能性.尽管清政府的政治改革未能如愿,但其中的行政裁判院与行政裁判院草案却开启了行政审判制度的中国之门.行政审判作为清政府政治改革的内容之一,其中的曲折见证了行政审判与政治改革互为彼此、相伴相生的关系.     

晚清政府以夷制夷策略在东北亚国际关系中的运用

19世纪后半期,东北亚局势变得更加复杂,成为列强妥协斗争的场所.晚清政府在维护自身利益及处理双边和多边关系的过程中多次运用了以夷制夷策略,先后经历了在处理朝鲜问题上联合列强制衡日本,甲午战争后联合俄国对抗日本,义和团运动后又联合日本牵制俄国,以及在晚清末期联合美英平衡日俄势力.以夷制夷作为一种外交策略,本质是一种均势战略,其实施的前提是国家的实力.晚清政府分化瓦解、相互制衡的以夷制夷策略不仅不能真正地维护自身的根本利益,反而促使列强的妥协与联合,使得晚清政府更深地陷入到列强的包围之中.晚清政府"制夷"的目的没有达到,反而更大程度地为"夷"所制.     

从三都澳到鼓浪屿——闽浙总督许应骙涉外政务观考论

福建三都澳是晚清首批自开商埠之一,其开埠实质工作是在许应骙出任闽浙总督之后进行的。厦门鼓浪屿是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唯一主动开辟的租界,许应骙欲借美、英等国势力牵制日本,藉收保护中国利权之效。三都澳开埠与鼓浪屿公共租界设立,虽然性质不同,但均是晚清福建对外开放之举,又体现了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清政府官员"被动之中力求主动"的发展观。但是,许应骙等地方官员的主动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又是被迫而为,并受制于当时不平等条约体系。"被动的发展"和"发展中的无奈",正是这一时期许应骙等清政府有识官员面临的一个悖论。     

由贵阳教案试析清政府的羁縻外交

晚清的外交，从总体上来说是失败和屈辱的外交。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清政府在强大的外力压迫之下，似乎发现可以利用条约体系牵制列强，被迫采用了西方的关于主权和国际法的概念，来提高处理对外关系的能力和水平。在晚清的外交档案中，不乏...     

灾异思想影响下的政府应对：以“丁戊奇荒”为例

灾异思想在晚清社会依然发挥着影响。在严重的“丁戊奇荒”期间,灾异思想被激发出来,并且在影响着整个社会。清政府发动了声势浩大的祈雨活动,诰诫大臣敬畏天戒,认真修省;下诏罪己,将灾异发生的责任归咎到政府治理不善,同时诏求直言,希望大臣上书揭露政治弊端。这些都表明,灾异思想对于儆戒君主改善政治、揭露社会弊端具有一定作用。     

晚清民国期间三次选举论析

咨议局议员选举、第一届国会议员选举和制宪国民大会代表选举,分别是由晚清政府、北京政府和南京政府组织、控制的,体现了统治者的意志和目的。晚清民国期间这三次选举产生的议员和代表不能代表民众,但选举的法律法规不断完备,呈现出一定的法制化、程序化、规范化的特点;三次选举所参与的人口比例梯次增加,最终实现了普选;三次选举过程中政治格局不断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政治和政治制度的探索和进步。三次选举是一个不断否定的过程,每次否定都比前次有了新的内容,新的内容体现的是社会的探索与进步,但否定中也有传承。三次选举的不同点是否定,相同点就是传承,传承中又有补充和完善。传承就是积累,积累又使选举的法律法规不断走向规范。这些,都是我们不能忽视而又常常已经忽视的。     

晚清立宪运动的失败原因与历史启示

晚清政府丧失了一个较为良好的政治改革时机,它已经不具备实现政治变革的主体资质。财政危机、经济破产以及严重的民族矛盾和族群冲突,导致了晚清立宪运动的失败。晚清立宪运动失败的历史与现实启示:民主宪政始终是制约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一个瓶颈;危机变革不但不能缓和社会政治危机,更不可能根本解决现实社会政治危机;当今中国已经初步具备实行民主宪政的条件。     

晚清中央地方关系对市场分割的影响

构建统一市场是国家能力建设的重要一环，而政治权力分割对市场分割又有着关键性作用。以太平天国运动前后的大米市场作为考察对象，我们研究了晚清地方督抚的政治势力扩张带来的市场分割。依托米价数据与清末官员数据，构建了涵盖195个府的米价相对离差数据库与官员政治网络数据库，并通过DID回归分析发现：在太平天国运动后，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湘军与淮军势力崛起，显著扩大了湘军淮军督抚控制区与清政府控制区间的米价离差。在进一步对这种市场分割的长期影响进行分析时，我们利用IV-2SLS估计发现清代市场分割对民国的市场分割也具有显著的持续性影响。     

论晚清政府吸引侨资政策及其特征分析

随着西方列强经济侵略不断加深,晚清社会经济"外耗"愈益增大,导致清政府财政拮据,国力衰弱.为了遏制垄断资本的经济渗透和掠夺,晚清政府发起旨在"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由于国内资本短缺,而海外华侨资本增长较快,晚清政府企图以华侨资本替代和抵制西方垄断资本,制定了一系列吸引侨资的政策,鼓励华侨商人回国投资,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民族经济独立,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     

20世纪开初30年的中国农村社会结构与意识变迁———兼论近代激进主义发生发展的社会基础

代农村在现代化过程中处于被剥离的地位，却又受到这个过程的吞噬。政治的无序，畸形的商品化，农村社会结构的恶化，以及农民的普遍贫困化和农村社会武化，都使得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不得不被纳入一条激进变革的轨道     

“入世”与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完善和发展

社会主义政治文化随着或者先于社会的变化而变化。“入世”既为我国的政治文化提供了发展的机遇，又向我国的政治文化提出了挑战。为此，我们应改进政治观念，转变政府职能，改革政府文化；完备法律体系，弘扬法律文化；塑造新的企业政治文化。完善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的经济文化建设和社会的发展进步。     

晚清内地华民改籍问题探微

逊清之季 ,因中国国籍法阙如 ,加之部分西方领事对华民归化采取任意吸纳的态度 ,致使租界和沿海各埠 ,屡有内地华民脱离华籍 ,改归洋籍 ,并成为当时一种严重的“社会病”。内地华民擅入洋籍 ,其动机各异 ,但却对晚清政府的基层控制和司法治权造成了一定的冲击 ,且屡屡滋生华洋交涉问题。为控制和预防华民改籍 ,晚清政府积极筹维应对之策。而该问题的产生与解决 ,又对晚清国籍法的催生及其内容的完善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