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了吗?——基于农业部门工资决定的视角

文章从刘易斯增长模型的经典著作入手,廓清刘易斯模型的关键假说,以农业部门工资决定原则变化的独特视角,即农业部门工资和劳动边际生产率的关系研究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研究发现:中国经济整体上已经到达刘易斯第一转折点,但是研究还发现经济发展中存在不平衡性,东部发达地区已经接近刘易斯第二转折点(即商业化点),中西部大部分地区已经越过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即短缺点),西部少数欠发达地区还没有到达刘易斯第一转折点。     

“Minami准则”下的刘易斯转折点研究

民工荒在全国继续蔓延,引起学界关于中国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到来的争论,准确判断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到来对于政策制定非常重要。文章收集了中国1990～2009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拓展的Minami准则对中国刘易斯转折点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经济已经越过了刘易斯第一转折点,但没有充分的理由表明中国进入了刘易斯第二转折点。     

从中国农业发展看“刘易斯转折点”

中国“刘易斯转折点”自“民工荒”出现后成为学术界争论的焦点。文章通过实证分析方法,从中国农业发展背景分析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研究得出：中国农业收入变化与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力脱节,中国现阶段尚未真正进入“刘易斯转折点”,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问题仍是未来农村工作的重心。     

我国“刘易斯转折点”的测定及其对策研究

“刘易斯转折点”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时点。这里通过估算得出．我国将在2013年左右越过了“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在2026年左右迎来“刘易斯第二转折点”。而要顺利地跨越“刘易斯转折点”．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才是惟一出路。     

我国是否进入“刘易斯转折点”——文献述评及思考

本文梳理已有研究文献,将关于我国是否进入刘易斯转折点的观点归纳为三种:第一种观点认为我国已全面进入刘易斯转折点阶段;而第二种观点持相反意见,认为民工荒是特殊背景下的结构性失衡现象,我国农村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总体态势不会轻易发生逆转;第三种观点则认为我国经济处于中国特色的刘易斯转折点区间内。从不同视角认识这些争论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刘易斯转折点,应对日益严峻的民工荒现象,更好地利用和兑现人口红利以及做好迎接刘易斯转折点的准备,实现我国经济由二元结构向一元结构的协调转型。     

二元转型及其动态演进下的刘易斯转折点讨论

目前,学术界对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到来难以达成共识,其主要原因是忽略了对二元经济转型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及对中国二元经济转型特殊性的认识。若从动态演进的角度把二元经济转型作为生产技术与组织制度二元性双重转换过程,并充分考虑中国二元经济转型的特殊性就会发现,刘易斯转折点只是从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型的临界点,进入这一临界点只表明经济发展摆脱了贫穷的恶性循环,完成了经济起飞;工业和农业两大部门都开始遵循商业化原则,劳动力的竞争性使用导致工资铁律与古典储蓄规则不再适用。作者认为,把"短缺点"与"商业化点"的间隔界定为刘易斯转折区间,参照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与市场化的发展进程,即使不用严格的数理统计与计量检验,也可以断定中国已进入刘易斯转折区间。     

劳动力有限供给条件下的二元经济转化探索

一个国家或地区农业劳动力由无限供给向稀缺转化过程中通常存在一个有限供给阶段,但古典二元经济学家的劳动力无限供给向稀缺转化理论未明确提出劳动力有限供给,导致学界在讨论二元经济转化过程中的刘易斯拐点时,出现一些争论。在研究二元经济转化路径时,又假定吸纳农业劳动力的现代部门主要将工资作为成本,通过低工资增加利润,吸纳农业劳动力,但长期低工资会造成消费不足、劳动者无力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劳资关系紧张等问题。因此,文章在界定劳动力有限供给理论内涵的基础上,分析中国农业劳动力有限供给出现时点、无限到有限过渡期、有限供给阶段。文章建议,在中国高质量创新发展与农业劳动力有限供给向稀缺转化（刘易斯第二转折点实现）中,推进中小微企业使用总体报酬,激励吸纳的农业劳动力提供高质量的创新劳动,实现劳动者、企业与二元经济转化共赢。     

从“民工荒”看我国“刘易斯转折点”与农民就业转型

"民工荒"问题研究为我国就业政策的战略性选择提供理论依据。研究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劳动人口减少的前推力、产业技术进步的后拉力和城镇化进程的固化力共同作用下呈现出区域和年龄的结构性短缺,我国"刘易斯转折点"不存在一个固定时点而是在一个区间徘徊运动。研究试图建立一个以农村职业义务教育为核心,以工资增长、劳动权益保障和市民化为基点的农民就业转型机制。     

关于我国“刘易斯转折点”研究的述评

以蔡防为代表的一些国内学者提出了“刘易斯拐点”即将到来的论断．其引发了众多国内学者对这一问题的争论。本文选取了我国目前“刘易斯转折点”的界定、民工荒、普通劳动者工资、人口红利和未来政策导向等研究观点作以综述并加以评述。     

中国劳动力供求关系形势及未来变化趋势研究——兼对中国劳动市场刘易斯拐点的认识和判断

通过对我国当前的劳动力供求关系从理论到实践进行分析,可以判断目前刘易斯拐点还没有真正到来。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劳动需求将会不断增加,而持续的低生育率将会导致未来劳动供给减少。为了对未来劳动供需关系有一个较为客观的判定,采用生产函数法,设计高低两个未来经济增长速度方案,在给定经济增长速度下采用永续盘存法计算未来资本存量的增长,结合对TFP给出相应假设,测算得到未来劳动力的需求。比较已有的劳动供给预测结果,即可预测我国未来劳动力供求的第一个刘易斯拐点将在2015~2020年前后出现。因此我国未来宏观经济发展应该适应未来劳动供求关系的变动。     

基于农民工“过渡性”特点的刘易斯转折点分析

本文以二元经济理论为基础,从农民工的过渡性特点出发,利用改造后的刘易斯模型分析我国劳动力转移现状,解释了民工潮和民工荒交替发生的原因,结论认为当前农民工的工资上涨是在剩余劳动力数量依然庞大和工资水平极低的背景下发生的,从而认为我国的刘易斯转折点还没有到来,应把关注重点放在如何尽快实现农民工市民化和加快城市化进程上来。     

刘易斯转折点与库兹涅茨假说下的劳动力分流研究

文章以中国经济出现刘易斯转折点与库兹涅茨假说的基本特征作为转变发展方式的逻辑起点,构建一个以结构理论和空间经济理论为基础的理论模型,分析二元经济转化过程中农民工在区域之间和产业部门之间的理性分流规律。文章认为农民工作为现代产业中最具流动性的劳动力,适时在区域之间和部门之间做出基于市场机制的理性选择,进行二次流动,是当前调结构、转方式过程中人力资源优化配置的有效途径,且有利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现代农业发展。     

中国经济是否已经到达刘易斯拐点--基于边际生产力的实证检验

论文利用第五次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将东部省份作为二元经济理论中工业部门的代表,在运用永续盘存法进行资本存量估计的基础上,应用边际生产力分析法,对中国是否到达刘易斯拐点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工业部门2010年的劳动边际生产力较2000有显著提高,推断出目前中国经济已经超越刘易斯拐点,这意味着我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不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竞争力下降。我国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除影响经济增长和国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外,还会影响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可持续性,因此,加速产业结构升级、提高出生率和适当延长退休年龄,是缓解我国经济发展瓶颈的必要举措。     

中国老年人口参加老年活动研究

中国老年人口参加老年活动研究杨宗传按“参与论”的观点，老年人要健康长寿、安度幸福晚年，不能脱离社会，要适当参与社会活动。社会参与包括多方面：有参与社会经济发展活动（含直接从事各项社会生产劳动或工作和从事家务劳动）；有参与各项社会文化活动，有通过各种传...     

“城市化进程中的首都人口、环境与发展问题研究”丛书简介

由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童玉芬教授主持的2013年北京市属高等学校创新团队建设与教师职业发展计划项目“城市化进程中的首都人口、环境与发展问题研究”（项目号： IDHT20130523）的最终成果--六部系列专著，最近已经陆续由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出版社正式出版。     

刘易斯拐点时代下我国农村劳动力的供给研究

在城乡二元结构和农民工市民化遏阻的制度壁垒下,我国正在步入刘易斯拐点阶段。一方面,廉价劳动力的获取越来越难,人工成本持续攀升,对经济发展速度产生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人口红利渐失加快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对经济结构调整产生倒逼效应。劳动力供给特别是农村劳动力供给出现短缺是刘易斯拐点到来的重要标志之一。同时,新生代农村劳动力缺乏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技能和意愿,离农、去农现象严重。因此,尽快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对现代农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全局有着重大意义。     

中国农民的现状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2008年1月21日公布的《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1号）》（以下简称公报），截至2006年底，中国农村共有5．31亿劳动年龄人口（即16周岁及以上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员），既包括在农村从事纯农业的劳动人口，也包括在农村从事非农产业的人口，还包括被称为“农民工”的外出从业者。     

慢性病对农村老年人经济相对贫困的影响效应研究

文章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CHARLS）2011年、2013年、2015年和2018年四期混合截面数据,以农村老年人家庭人均农业收入中位数的40%测量经济相对贫困,实证分析慢性病对农村老年人经济相对贫困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慢性病对农村老年人经济相对贫困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罹患慢性病不仅没有增加农村老年人的经济相对贫困风险,反而使他们陷入经济相对贫困的概率发生比降低了10.74%,农村老年人罹患慢性病的背后,并不仅仅是生活方式的负效应,而是农村老年人勤奋劳动损耗的身体再现。不同的慢性病对农村老年人经济相对贫困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罹患血脂异常、心脏病和哮喘的农村老年人经济相对贫困发生风险越高,罹患关节炎、肾病和肺病的农村老年人的经济相对贫困风险越低。慢性病对农村老年人经济相对贫困的影响存在显著的个体差异。基于上述分析结论,文章的政策启示在于：积极看待慢性病带来的负面效应,慢性病发生的背后是农村老年人勤奋劳动的具体反映;政府出台相应的激励政策,鼓励农业生产技术的推广使用、提高农业生产机械化水平,有助于降低农业劳动对劳动力身体的损害,降低农业生产劳动导致的慢性病患病率;加强农村老年人...     

教育扩张与寿命延长对就业年限变动的影响

就业时长是劳动供给与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文章基于生命表技术，利用中国1987～2020年8次人口调查资料，测算1987～2020年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及其构成。研究发现：（1）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就业年限持续缩短，从1987年的38.12年下降至2020年的32.97年。（2）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就业年限发生了结构性缩短，平均预期就业年限占平均预期寿命的比重由1987年的55.35%下降至2020年的40.81%。这一方面受教育扩张和在学年限延长（从1990年的8.50年上升至2020年的15.51年）的影响，另一方面与法定退休年龄固定不变，以及预期寿命显著延长有关。（3）中国人口老年预期就业年限出现数量增长和结构性变化。（4）就业年限存在性别与城乡差异。基于上述研究发现，文章提出加快实施延迟退休、教育改革等对策建议。     

中国人口性别结构的区域差异及演变动态分析

人口性别构成是影响人类婚姻、人口再生产的基本因素，也影响国家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发展，也是编制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人民生活、劳动、城乡建设等发展规划的重要依据。同时对于中国当前正在进行的和谐社会建设也具有重要意义。利用中国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及2005年1％人口抽样资料分析了中国总人口性别比演变动态及地理分布特征。表明：（1）中国在历史上是一个性别比偏高的国家，新中国总人口性别比呈下降趋势；（2）1953到2005年，年龄性别比曲线越来越平稳，性别比最高峰值呈现有低龄组向中龄组及高龄组转移的趋势；（3）各省区之间及城乡之间的性别结构差异由大变小；（4）山区性别比高于平原。重工业城市高于其他城市。大城市高于小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