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诚信辩护问题研究

诚实信用原则在刑事辩护中的运用为人们所忽视。在我国刑事辩护制度中确立诚信原则,符合律师承担真实义务理论以及律师职业伦理的要求,有利于保障被追诉者的合法权利和利益。立法应进一步明确辩护律师向法庭承担真实义务和保密义务的范围、律师勤勉义务及无效辩护的法律责任。     

从政府制度伦理化到政府伦理制度化

政府制度伦理化和政府伦理制度化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双向互动的辩证统一关系,是政府制度伦理的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政府制度伦理建设包括从政府制度伦理化到政府伦理制度化的内容.从政府制度伦理化到政府伦理制度化,可以清晰地看到政府制度所承担的伦理功能.政府制度的伦理功能主要表现为整合政府伦理规范、约束或激励政府行为的选择.从政府制度伦理化到政府伦理制度化,一个终极性的标志是"政府伦理立法".政府伦理立法是以立法、制度的方式确立对政府组织以及公务员的伦理要求,并以此规范政府行为.     

论后合同义务

后合同义务是指合同履行完毕后尚余的其他义务如保密、协助、通知等义务。它是基于诚信原则而生的附随义务。确立后合同义务制度在理论上意义重大,因为它拓宽了合同义务范围,在时间上,以合同生效为基点,确立先合同义务、合同中义务和后合同义务等合同义务群,使合同法更加缜密和完善。     

论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侦查协助义务

在网络犯罪案件的侦查过程中,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协助对于侦查机关侦查工作的顺利完成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从立法层面来看,我国已初步建立起旨在确立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侦查协助的制度框架;从操作层面来看,网络服务提供者也具备了提供侦查协助的现实基础。但在司法实践中,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侦查协助的积极性普遍较低。究其原因,主要有侦查协助范围不明确、与网络服务提供者信息保密义务冲突、缺乏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补偿和救济几个方面。当前可通过区别案件类型、明确协助范围、强化监督制约、构建救济与补偿机制四个方面入手,破解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侦查协助困境。     

从“亲亲相隐”到证人拒证权制度的建构

虽然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了某些具有特定身份的证人免于强制出庭的义务,但我国并未因此而建立起证人拒证权制度。本文拟从“亲亲相隐”这一儒家传统礼法制度展开,认为无论是基于天理伦常的亲属拒证权,还是基于社会分工和职业伦理的职业拒证权,抑或为了保护国家秘密及公务秘密的公务拒证权,以及为了保护人权的不强迫自证其罪拒证权,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均具相应的伦理基础和现实意义。进而,本文从证人拒证权的主体、拒证权行使程序及拒证权之例外情形诸方面,尝试对证人拒证权进行制度建构,认为近亲属、享有保密义务的专业人士、持有公务机密的公职人员或曾经担任公职的人员及可能因为作证而受到刑事追诉或处罚者,可以在整个刑事诉讼程序中拒绝以任何方式作证;但是,在证人自愿放弃拒证权,以及在某些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犯罪中,或因证人兼具被害人或共犯等其他身份时,亦须对证人拒证权进行必要限制。     

论行政协助的协议化——跨区域行政执法的视角

囿于行政权的区域性配置,跨区域行政任务需要借助行政协助来实现.在我国相关立法未臻完善的背景下,行政协助往往因缺乏制度的保障而流于松散、临时或不稳定;加之地方利益分立化形成的地方保护主义,使得其制度功能的发挥备受制肘.行政协议作为行政主体之间的契约制度,导入到行政协助中,以约定义务替代飘忽的法定义务来约束行政协助当事人,最大限度地促使行政协助发挥作用,还原制度的应有功能.当然,作为职权行为,行政协助协议化的适法性亦需关注与论证;而协议化效果的实现则需要依赖区域法制协调的系统化.     

宪法财产权与国家义务

财产权的保障并非只有消极等待宪法,但宪法财产权规范并非可有可无。民法和宪法都有保障财产权的制度,但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宪法财产权规范的意义在于它确立了国家的积极和消极义务,首先是立法机关的义务,即立法作为与立法不作为的义务。宪法财产权规范的确立对立法而言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与法律意义。     

论刑事作证义务的免除及其限制——从证言特免权到作证豁免制度的考察

刑事作证义务是指证人、被害人对于国家机关依法查明案件事实、公正处理刑事纠纷所具有的公法上的协助义务.证言特免权是对于证人、被害人刑事作证义务的免除,其立法动因在于保护具有特殊社会价值的私人关系,以及对于反对自我归罪特权的尊重.而作证豁免制度是在反对自我归罪特权得到尊重的前提下,对证言特免权所进行的合理限制.以在一定范围内回复证人、被害人的刑事作证义务.     

试论网络行为法的伦理目的

网络行为立法不仅要符合立法的原则,也要符合网络伦理的要求。分析网络行为及其特点,探究网络行为的伦理控制与立法控制的利弊及相互关系,阐明网络行为立法应当明确网络“能够”与“应当”的关系、网络个体化与群体性的关系、网络权利与义务的关系、网络信息共享与信息所有的关系,以体现网络行为立法的伦理目的。     

中国商会立法刍议:从契约的视角

商会是商人(企业)为降低市场活动中各种交易成本而建立的自治组织,其经济本质是一种“关系型契约”。据此,中国商会立法应该从义务本位向权利本位转型,确立复合型的商会设立模式和一元化的商会外部管理机制;中国商会立法应该为商会自治规范和内部惩罚机制的建立提供有效依据,并充分关注商会职能履行程序和内部成员权利救济问题。总之,中国商会立法应该围绕商会自治的主题,彻底改革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的“身份性立法”模式而转向“契约性立法”模式,即废除现存商会的各种差别待遇,以“平等契约观”为指导来构建商会法律制度。     

美国农业保险法对政府作为义务的规定及其启示

为解决农业保险的市场失灵并防止政府失灵,美国通过立法对政府在农业保险中的作为义务进行了详细而系统的规定.美国联邦政府依法应履行的义务主要包括建立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制定保险规则、提供资金支持、数据收集与信息发布、监督与处罚、协助与合作等.我国农业保险立法刚刚起步,有必要借鉴美国的经验,通过制定政策性农业保险专门法规、强化政府作为义务、重视程序规则等措施,明确政府在农业保险中的职责和义务,以法律的强制力确保政府支持农业保险的规范性和可持续性.     

亲子诉讼中的DNA证据规则研究

我国亲子诉讼中DNA证据规则的缺失,一方面引发了系列的人权和伦理问题,另一方面使得法院在DNA亲子鉴定相关问题上做法不一.为此,有必要在平衡真实血缘关系的发现、未成年人利益的保护和DNA取样程序的正当性三者关系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非法DNA亲子鉴定之排除规则、检查协助义务之限制规则以及拒绝协助之制裁规则.     

缔约信息义务理论之比较研究

通过比较研究美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国的相关立法与理论 ,认为已经存在着有关缔约信息义务的一般理论 ,应当确立当事人在合同缔结过程中向对方提供有关交易信息的普遍义务     

论行政执法中的行政协助

行政执法中的行政协助是一重要的行政法治实践问题,对于扼制行政执法中的推诿以及其他不配合情形,促成行政主体完成行政执法任务和履行职责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国一些地方立法和其他规范行政执法的行政法典则尽管确立了该项制度,但仍显粗疏。关于行政协助的具体形式、协助过程中的程序保障等问题在我国学界和实务界还是一个空白。基于此,我们认为,应当将它作为我国行政程序制度的构成部分,在进行行政程序立法时,将行政协助的程序考虑进来。同时,应当对行政协助进行具体的程序构建,保障其予以实施。     

冲突与统一——中国古代社会中的亲情义务与法律义务

中国古代社会重视宗法伦理。对于每一个社会个体而言,他必须同时履行基于家庭伦理关系而形成的亲情义务和以国家统治为基础的法律义务,两者之间的冲突往往不可避免。为了化解这一冲突,中国古代的统治者较为成功地确立了具有东方色彩的二者关系原则和冲突解决模式——亲情义务和法律义务并重,将亲情义务法律化,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处置。古代统治者在制度建设方面,不乏立法者的机智。但是,这一关系原则和冲突解决模式的确立也使得法律长期受到伦理道德的约束,从制度到观念都未能进入独立发展的阶段。同时,由于亲情义务与法律义务的并行,在履行保障的力度方面前者优于后者,这就使得社会个体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不能获得独立的法律人格,其独立性的发展在法律上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关于在我国建立行政伦理组织的思考

当代政府道德管理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道德管理制度化,即通过道德立法,组建专门伦理组织,进行政府道德管理,保障政府伦理决策的有效实施.随着应用伦理的发展和道德实践的深入,我国的一些伦理组织不断涌现,陆续建立了一些专业性伦理委员会,在专业伦理决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迄今为止,我国尚未进行专门的道德立法,组建专门的政府伦理组织.因此,以法确定行政伦理组织的设置和地位,逐步建立各级行政伦理组织就成为我国政府道德管理的重要内容.     

网络社会伦理责任概念探析

网络社会伦理责任是适应网络时代发展而形成的一种新道德要求。这一要求是建立在现实社会和网络社会双重利益基础之上的,并适应网络社会特质的伦理要求和道德义务。根据网络社会的特征以及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的内在关联,网络伦理责任具有自律性、广泛性和实践性等三方面的理论特质。在网络时代,探讨和确立伦理责任是摆脱当前网络伦理困境的一剂良方,     

论夫妻共同债务中伦理性与财产性的统一——兼析《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

以夫妻共同债务伦理性与财产性在学理和实践立法中的复合与统一为出发点,结合目前我国夫妻共同债务制度设计中遇到的问题,分析现行立法夫妻一方大额举债制度中表现出的伦理性与财产性的脱节,通过对法条的再理解和完善,寻找并提出“特别夫妻共同债务”和“有限责任”的概念,最终实现夫妻共同债务的伦理性和财产性在目的上的统一。     

区域经济合作协议性质的法理分析

区域经济合作协议是区域经济合作的基础,但从我国的立法上来看,该类协议的法律性质并不明确。从法理上分析,该类协议的性质表现为:区域经济协议是行政协定而非普通的行政合同,订立区域经济合作协议的行为是抽象行政行为而非具体行政行为,协议所形成的法律关系是特殊的公务协助关系而非一般的行政协助关系。这一分析有利于解决该类协议的法律适用问题。     

"法律的内在道德"抑或 "立法技术的伦理正当性"——从"富勒困境"谈起

富勒提出的"法律的内在道德"理论在学界引发了巨大的争议,争议的焦点在于,合法性诸原则能否真正被视作法律的内在道德.通过分析不难看出,富勒在面对诘问时陷入了理论困境.事实上,富勒所谓的法律的内在道德毋宁应被视为立法技术的伦理正当性.对立法技术的探索和应用上的道德问题进行价值哲学与社会实证分析是立法技术的伦理正当性研究的主要内容.立法技术伦理正当性分析的必要性主要在于,对具有正当性的立法技术的探索、发现与立法者职业道德素质的高低呈正相关关系;对法的制度伦理的坚守能使立法者有效避免滥用和误用立法技术.而对立法技术进行价值追问和道德效果的社会实证分析则提供了研究的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