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文主义”与东南学风——以“学衡派”与“新文化派”思想论争为中心

五四时期的学派之争，更多地表现为文化观念的冲突。聚集于东南大学、以反五四新文化运动姿态出现的“学衡派”，持中西会通的文化理念、举新人文主义之大旗，与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新文化派”展开了激烈的思想论争。这种以南北两所著名大学为阵地的不同思想间的论争，有利于中国文化与学术的健康发展及南北学风的互补。“学衡派”的新人文主义文化观及其教育实践活动对东南大学学风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论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黄埔军校的台湾人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台湾青年进入黄埔军校,传承中华民族的血脉,追随孙中山革命思想,深知欲救台湾,必先救祖国。他们参加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成为两次国共合作重要历史的亲历者与见证人,在台湾光复和祖国统一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国共两党和黄埔军校重视台湾黄埔生的抗日爱国运动,给予有效帮挈。中共的政治理念对部分台湾黄埔生的政治道路选择产生了重要影响。     

台湾社会对中华文化的态度探析

台湾社会对待中华文化的态度具有歧异：以国民党为代表的泛蓝阵营认为台湾文化属于中华文化的范畴（仅在李登辉主政时期出现过混乱）;以民进党为代表的泛绿阵营则认为台湾文化已超越中华文化的范畴,＂中华文化只是台湾文化众多组成元素之一＂;＂台独＂顽固分子甚至故意抹杀台湾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内在联系,认为台湾文化是＂新生文化＂;另有一些人认为,文化与政治、与民族认同是两回事,认同中华文化不等于认同＂中国＂、＂中国人＂,更不等于认同＂一中原则＂和＂两岸统一＂。总体来看,国民党、民进党都对台湾文化有＂自身特色＂和＂优越性＂不持异义,但在总体认知上还是南辕北辙。     

台湾文化的形成与特点

台湾文化的形成与它的地理位置以及大陆不断向台湾移民有重要的关系。据考古材料证明,很早的时候大陆人沿着连接大陆与台湾的陆桥开始移居台湾,给台湾带来了与大陆一样的新石器文化。宋元时期,由于航海技术的发展,大陆开始逐渐向台湾移民,而明清时期,大陆的移民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移民带来的文化使台湾文化已经与大陆文化无异。但是台湾文化还有其鲜明的特点。     

中国新文学作家视野中的台湾文学

20世纪20年代,以张我军为代表的台湾知识分子抱着文化朝圣的愿望最初进入中国大陆文学界,并将大陆新文学运动之风引向台湾,但台湾文学却由于当时台湾的日治身份而并未被中国新文学作家和中国新文学界所重视。这种现象持续到30年代,台湾文学依旧被当作“外国文学”引介。直到40年代中后期,台湾光复前后,《文艺春秋》的主编范泉始在刊物中集中介绍台湾文学,将台湾文学拉进“中国文学”的视野之中。本文力图梳理这种微秒的变化,并分析产生这种变化背后的社会历史背景。     

刘逢禄论《左氏》之得失与晚清今古学之争

中国古代学术有经学与道学之不同.自西汉末年以降,经学内部乃有今古之争,其争论的焦点主要体现为<公羊>与<左氏>之争.至清代晚期,此种争论愈演愈烈,直接影响到晚清学术发展的基本脉络,以及传统学术到现代学术的转型.刘逢禄作为今文经学的代表人物,其对<左氏>的研究,以及当时学者对刘逢禄的综述与批评涉及社会、政治的各个方面,影响到晚清社会思潮的转向.     

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边际人格———立足于胡适的分析简

五四时期是近代社会骤速变化的历史时期,中西文化冲突凸现,社会价值体系多元化。社会自身调节功能的失调造成了知识分子生活的失调,从而形成了知识分子的人格边际化。无论身处何处,知识分子都有一种无所适从的感觉。本文试图通过对胡适的边际人格的分析,来透视五四一代的知识分子的边际人格。反映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的骤速变化和文化冲突对于活动其中的知识分子的深刻影响。     

当代台湾乡土文学发展异变探析

1980年代以来,传承中国新文学传统的台湾乡土文学因受“本土论”思潮的影响而被“台湾文学论”取代.当代台湾乡土文学的发展异变既是全球化语境中台湾本土文化的自觉应对,也和它与生俱来的政治意识形态因素息息相关.当代台湾乡土文学的发展异变并没有隔断中国新文学传统,所谓的“台湾文学”并不是独立于中国文学之外的文学形态,而是“文化台独”在文学上的反映,并非台湾文学自身运动的发展.     

台湾原住民“南来论”辨析——兼论“南岛语族”起源

“台独”分子宣扬台湾原住民与大陆无关的“南来论” ,是对原住民“马来”种族、“印度尼西亚式”文化属性和“南岛语族”语言范畴的主观歪曲。作为台湾原住民“南来论”依据的“南岛语族”东南亚起源论 ,在民族考古学与比较语言学实践中都忽视了华南大陆的材料。在这一学术缺陷下的“结论” ,有悖于自远古以来亚澳间海洋地带土著民族文化发展与空间传播的历史事实。民族考古学的新进展表明 ,台湾原住民和“南岛语族”及其文化主要起源于华南大陆。     

伦理视角下的《狂人日记》译本研究

在中国文学的历史长河中,鲁迅先生的创作颇具特色,独树一帜。作为新文化运动主将、著名翻译家和文学家的鲁迅,其作品融会了中西伦理文化的共性与冲突。中西伦理对鲁迅创作思维的影响不容忽视,鲁迅一方面试图用西方新伦理突破中国封建旧伦理的禁锢,另一方面又深受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影响。这种矛盾和交锋在鲁迅作品中时有隐现。作为译者,基于中西不同的伦理观,对鲁迅作品进行翻译时便可能造成信息的缺失,从而导致读者的误读。对比《狂人日记》的两个英文译本,探讨译本中隐含的鲁迅的不同伦理观。从中西伦理契合型和冲突型两个角度分析译者不同的翻译策略,以期促进译本的传播和文化的交流。     

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的双向互动

抗日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结合抗日战争爆发后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发生重大变化的斗争实际,深刻地揭示了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完成了中国革命三大法宝的完整概括,完整地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适合中国社会的需要,以中国革命独创性经验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并且为中国人民所掌握,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实现双向互动的重要特征.     

现代语言观的兴起与文学观念的现代转型--梁启超语言研究的文化意义

在研究晚清以来中国文化转型问题时,梁启超的语言文字研究常被忽视.事实上语言文字问题与文化变革紧密相关.梁启超的语言文字研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倡导国语,进而倡导新小说,这是民族国家意识的体现;(二)推进汉语研究现代进程,具体体现在比较眼光、历史意识、科学精神三点;(三)坚持语言工具论,但晚年已意识到文学革新与语言之间存在的复杂关联,认识有所突破.梁启超的研究决不只限于学科意义,它实际关联到中国文化现代性以及文化认同的问题.这也是五四一代学人所面对的重大文化课题.     

“母体”与“现代”的双重寻找——论台湾寻根文学

台湾寻根文学分别于1940年代、1950-60年代、1960-70年代三度勃兴,因历史激发力的不同在文化心灵诉求上各有侧重。从文化心理层面整体审视,上述台湾寻根文学的三度勃兴与台湾人内在主体的二元分裂密切相关:首度勃兴源自台湾人与日本人之间的主体分裂,再度勃兴源自台湾人与大陆人之间的主体分裂,三度勃兴源自台湾人与西方人之间的主体分裂。三度勃兴的二元分裂虽各有不同但皆导致台湾人无根的失落,这正是寻根的前提。三度勃兴显示出台湾人对于母体文化身份认同的强烈渴求,对于走向现代而不自我迷失的精神寻寄。     

中西方人对外来宗教的接纳及其文化融会

致力于探讨宇宙世界本原和人类历史奥秘、具有科学热情和求知倾向的希腊文化 ,在历史流变中敞开了胸怀 ,拥抱致力于探讨宇宙世界目的和人类生存意义、具有伦理热情和信仰倾向的基督教文化 ,并与其共同担当起了西方文化实践的历史使命。中国文化的儒道互补和历史伦理交融终归因为其内涵的位移而难以构成自我圆通的文化教理。佛教关于生死轮回、因果相续的人生解说里既有吻合儒家、弥补道家的社会伦理关怀内涵 ,又有吻合道家、弥补儒家的超验心灵解救允诺。中国人很容易地接受了佛教的思想 ,并将其作为与传统儒家伦理政治哲学、道家人生审美哲学相沟通的非常圆通的精神哲学。     

台湾地区研究台商投资大陆的文献综述

台商投资大陆一直是两岸经济学术界关注的对象,台湾地区关于台商投资大陆的研究文献不在少数,但目前大陆学术界并未有针对台湾地区的相关文献进行的系统的梳理和归纳。台湾地区学者多集中于对台商赴大陆的投资动机、投资区域的影响因素和台商投资对台湾地区经济的总体影响三个问题进行研究,文章将2005年以来有关上述内容的台湾地区研究文献进行系统性整理,以更好地展示台湾地区学术界目前对相关问题研究的现状及未来趋势。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与民国学术

民国时期是中西文化交汇碰撞、融合创新的时期,社会转型、学术兴盛与方法创新是其显著表现。在影响 民国学术的诸种方法中,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以其科学性、革命性和实践性的特点在民国学术领域异军突起,一 枝独秀,深刻地影响着这一时期的中国学术,并对中国现代学术范式的确立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从“整理国故”到“活的生命整体”——略论近年来中国文化研究的新进展

从什么角度、如何看待中国文化,中国文化传统在现代社会之中是否还有内在生命力,中国古代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化之间是什么关系,这些一直是近代以来受到多方关注而又见仁见智的焦点问题。西化派专注于文化的时代性来看待中西文化,将中西文化的差别归结为时代性的不同,从而得出了中国文化早就已经死亡的结论。文化保守主义者注重挺立民族文化精神的主体性,坚心要为中国文化的现代生命力做见证,但也存在着根本不承认中国现代文化是整体的"中国文化"之组成部分的问题。"马魂中体西用"论指明中国古代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化是一个统一的"文化生命整体",明确肯定这一"文化生命整体"在今天依然有着鲜活的生命力,从一个侧面代表了当代中国文化研究的新进展。     

基于辞书整理的大陆与台湾汉语外来词对比分析

汉语是大陆与台湾长期共同使用的社会通用语。但由于两岸在历史上的分隔,使得两地汉语的发展形成了各自的特点。文章以大陆和台湾的两本辞书《现代汉语词典》和《新编国语日报辞典》所收录的词汇为基础,同时参考《重编国语辞典修订本》,从外来词分类、两地外来词收录情况、异同情况、异同产生原因等方面对两岸外来词进行了对比研究,以进一步加深对中国海峡两岸外来词的理解。     

不可通约性与科学合理性--库恩科学合理性理论研究

逻辑实证主义和波普学派将科学合理性原则看成科学假说检验的逻辑规则,力图建立普遍的、超越历史和文化的科学合理性标准。库恩用科学史的大量材料论证,科学是在范式指导下解难题的活动,科学革命是范式的转变,不同的范式是不可通约的。在这个基础上,库恩建立了一种历史的或局部的合理性理论,揭示了科学合理性与科学共同体的活动方式的密切联系,从而实现了合理性观念的根本变革。     

三类台湾专题文学史探析

浦忠成的《台湾原住民族文学史纲》,注意原住民文学的特点,处处让人感受到与汉人殊异的语言习惯和生活模式。三本“台语文学史”将方言文学看成是台湾的特有文化现象,将台湾文学研究扩大到很少人问津的领域,但认为只有母语文学才是台湾文学,这就有排他性。上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的台湾区域文学史编写,以人文地理或历史地理为标尺,文学史在名称上多用“县”或“市”而少用“地区”,这便受到视野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