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社会工作的综合性及其发展 ———兼论“大农村社会工作“

我国迫切需要发展农村社会工作,改善基本民生、服务弱势群体、促进乡村社区发展是其基 本任务。农村社会工作面对的问题具有综合性,社会工作的服务和干预也相应地具有综合特征。农村 问题和社会工作的综合性呼唤“大农村社会工作“,即坚持专业理念、灵活运用专业方法,对社会工作任 务进行综合考虑和界定,直接服务与增强权能相结合,专业方法与本土方法相结合,协同多方资源服务 农村居民和社区发展。农村社会工作的发展需要政府切实实施相关制度和政策,也需要社会工作者能 力的提高。     

中国乡村社会的外生纠纷解决 ——以行政性代理机制为视角

行政性代理是基层司法所应对外生纠纷的一种常见处置方式。行政性代理的发生,缘自乡民的自愿选择,是村镇干部基于维稳职责或权力互惠需要而进行选择性执法的结果。行政性代理借助“情理法力”不同程度地运用,为纠纷双方提供了一个缓冲的地带,有效规避了因“地方性知识”不对称、“情理”适用局限、“法”无法得到完全接受和贯彻等原因引发的纠纷解决转为暴力对抗的社会风险。在纠纷解决资源依然匮乏的乡村社会,面对日益增多的外生纠纷,司法所仍需部分承担并发挥其法治引导与纠纷化解的重要功能。     

社会工作对农村家庭问题的干预——以某农村家庭婆媳矛盾为例

日前,国家提出加强社会管理工作,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强化城乡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健全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社会工作作为一种社会管理的手段,在服务农村基层方面有其独特的效果。在此通过社会工作介入某农村婆媳矛盾的个案,探索用社会工作对农村家庭问题的干预。     

后乡土社会农村公共文化供给:问题与对策——以安徽省Y县为例

随着市场化和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中国乡村社会已从传统的乡土社会过渡到后乡土社会。后乡土社会这一社会生态使得现代农村公共文化供给出现了新特性,如农民文化需求多样化、政府是主要供给者、供给内容多元化等等。农村公共文化供给在供给内容、供给主体和供给方式等方面也被赋予新的要求。     

论我国行政性垄断的危害与规制

行政性垄断是目前对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和壮大破坏最严重、阻碍最大的垄断形式。通过行政立法,依法行政,加强政府法制建设和反垄断立法,以及大力推进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来实现对行政性垄断的规制,避免和防止各种形式的行政性垄断给国家和社会造成损害,已经刻不容缓。     

发达国家农村社会工作研究及启示意义

在美国等发达国家,虽说社会工作在百余年的发展中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然而农村社会工作却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甚至一度中断于美国,后来又处于边缘化发展状态。近年来,随着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农村社会问题的不断凸显,农村社会工作又重新进入研究者的视域,并且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本文旨在梳理农村社会工作在发达国家的发展历史,研究领域,遭遇的现实问题以及研究视角的转向,期望对中国农村社会工作发展有所启示,使之与城市社会工作能够均衡发展,相得益彰,共同应对中国社会急剧变迁过程中所浮现的重大社会问题。     

社会工作与农村社区治理——以重庆市白虎村为例

在农村社区急剧转型,农村社会依然弱势并不断衍生新的问题和矛盾的情况下,社会工作在农村社区的实务经验表明,社会工作的介入能加强和创新农村社区治理、有效服务农村社区及其居民、保持农村社会有序稳定、推进农村社会发展进步,对整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都具有重要的积极影响。     

新视野下社会工作介入农村医疗救助的探讨——以安徽为例

作为一种专业方法与新型职业,社会工作为农村医疗救助工作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手段。研究表明,理念上的共同性,定位上的互补性,宏观制度上的可行性,安徽农村医疗救助工作的现实困境,都赋予社会工作介入农村医疗救助工作的可行挂。鉴于目前社会工作专业认可度较低的现实,救助对象、救助者及制度安排是社会工作介入安徽农村医疗救助初期的最佳切入点。     

妇联工作引入社会工作模式的探讨——以广州市单亲家庭为例

伴随着工业和城市化的进程,单亲家庭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并成为大城市中一种重要的家庭形式。文章以广州市单亲家庭的现状以及妇联现有单亲家庭工作的情况为例,探讨了引入社会工作的具体方式和方法：通过社会行政、个案、小组和社区工作扩大单亲家庭的受益范围,对初期单亲家庭进行危机介入,建立单亲家庭互助小组及建立单亲子女社区辅导中心等。     

试论我国农村社会工作的现状及其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

社会工作作为新农村建设的一个新领域受到广泛关注。探索农村社会工作的专业性、技术性、科学性及其在我国广大农村的适应性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当前我国农村社会工作现状表现为：社会认可度较低;社会对其专业性、技术性、科学性及适应性的理解存在偏差;缺乏政策及机构支持;公众对其支持力度较低。解决和预防新农村建设中社会工作问题的干预措施有：充分发挥社区工作方法在农村社区组织建设中的作用;发挥小组工作方法在解决农村中观问题中的作用;把个案工作方法介入农村微观问题的解决。     

发展农村民间组织构建农村和谐社会

改革开放后,农村民间组织蓬勃发展起来,并在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各领域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着重从构建农村和谐社会的角度分析农村民间组织在新形势下的重要地位和积极作用,并在剖析农村民间组织在发展中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当前培育发展农村民间组织的几点建议.     

农村社会工作与我国留守妇女社会支持网的建构——基于农村留守妇女的安全感解析

改革开放后,我国男性农民工大规模的向城市转移,我国农村留守妇女因家庭结构变迁、风险社会不确定性的增加、社会加速转型期政府政策滞后等原因而产生安全感危机。从分析困扰农村留守妇女的安全感问题出发,尝试从农村社会工作的视角来探讨我国农村留守妇女的社会支持网的构建。     

论我国行政性环境侵权的确立

近几年我国环境危机日渐凸显,环境侵权案件日益增多,侵权主体也愈发多元化。然而传统的环境侵权理论只是更多地将整治侵权主体的矛头指向污染企业,往往会忽略其他可能的侵权主体。讨论行政机关作为环境侵权主体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分析我国行政侵权理论的现状和救济困境,通过剖析行政性环境侵权理论和救济困境的原因,明确行政性环境侵权的确立并提出完善救济途径的建议。     

地方政府创新可持续的困境及反思——基于Y县“农村社会工作本土化”的案例分析

围绕Y县"农村社会工作本土化"这一创新案例研究发现,农村社会发展的倒逼、国家政策试点的引导及学者型官员的强力推动,是地方政府创新的结构化动力。政府体制资源的整合、创新的结构性扩展、创新的扩散及再生产是地方政府创新的运作机制。但压力型体制下地方政府创新动力的弱化,导致公共服务下乡背景下社会需求脱耦的内在困境。为推动地方政府创新可持续性发展,需要探索"互嵌式治理"的创新路径。     

农村法律顾问制度前瞻性研究——以湖北省潜江市为例

在扶贫背景下,农村法律顾问制度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通过调查问卷和访谈提纲的形式调查湖北省潜江市农村法律顾问制度,针对该制度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通过相关制度建设、法制宣传、加强监督与责任追究等方式强化法律服务整合,同时,社会工作介入农村法律顾问制度的实施,可使农村法律顾问制度更好地服务人民、造福社会.     

村庄本位：中国农村社会工作的推进导向

由于对西方社会工作理论和知识体系的过度依赖,中国农村社会工作发展的主体性明显不足。基于对中国国情和村庄特点及实际处境的判断,文章提出村庄本位的农村社会工作推进导向和发展思路,强调农村社会工作导向应从个人、家庭服务转向村庄服务,从问题解决转向关系调适,从经济帮扶转向文化帮扶。村庄本位的农村社会工作可以在村庄社会关系调适、经济资源整合与共同体意识培养方面等发挥重要作用,进而助力培植农村发展的内源动力,其要义在于更好地推进农村社会工作的主体性发展,并在专业理论、知识体系和实务模式创新上推进农村社会工作的本土化。     

社会工作“四位一体”专业实践教育模式的构建——以广州市为例

文章以广州市高校社会工作专业实践教育模式为例,从实习接受单位、督导力量、高校管理体制等方面介绍了社会工作实践教育的现状,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如何从系统化的实习单位、本土化的专业督导、高校管理的配套支持、学生支持团队建设四个方面建立的社会工作专业“四位一体”的实践教育模式。      

农村致贫风险生成机制与防止返贫管理路径探析——以安徽Y县为例

中国2020年完成了以消除绝对贫困问题为目标的脱贫攻坚战,然而农村诱发贫困问题的诸多风险仍然存在。管控和应对致贫风险是脱贫攻坚后防止贫困再产生的重点任务。当前农村家庭风险总量增加、风险单元层次多样化、传统风险与非传统风险并存;农村风险既具备风险运动轨迹的共性,也具有与自然要素结合更紧密、更易发生风险的累积和叠加问题的特殊性。按照时间维度与聚散维度,农村致贫风险的运动结果可以被划分为四种类型;从致贫机制上来说,农村风险具有累积致贫、叠加致贫与传染致贫三种致贫效应;在风险管理视角下,需要将致贫风险防范的关口前移、完善风险责任共担机制,以及通过赋能增强农村家庭应对风险冲击的能力。     

农村劳务输出与打工经济--以江西省为例

文章以作者在江西省所调查的资料为据,探讨了农村劳务输出与打工经济的关系,提出农民外出务工导致了打工经济的形成,打工经济给农村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会和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