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作品中的“自由主义”精神

王小波独特的人生道路以及他一以贯之地汲取诸如罗素等英美经验主义哲学和自由主义思想,酿成了他作品中的“自由主义精神”。王小波的“独创”性更大程度上反映了罗素及其他西方哲人的民主、自由观念。对中国文化传统继承的缺失亦成了王小波文学作品的一个遗憾。     

从"黑色幽默"到"反乌托邦"--谈王小波写知识分子的小说

王小波的小说大多以黑色幽默风格表现20世纪那个黑暗时代中国知识分子失去自由的生存状态,显示无知统治有知的社会秩序的极其荒诞与可笑,具有很强的政治反思与文化批判的意义.但他局限于个体人生经验的思维方式,由此而来的人物结构的二元对立模式,又造成他的反乌托邦小说的根本缺陷.     

人文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精神”的完整表达

知识分子的精神特质是衡量知识分子真义的内在尺度。知识分子凸显的是一种超越阶级意识,阐释终极意义,关怀社会大众的内涵。具有人文精神的知识分子即人文知识分子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他们是知识分子精神的承载者、践履者和阐释者。     

自由知识分子对西安事变的态度浅析——兼与“福建事件”的一个比较

自由知识分子大都认为“西安事变”是“叛乱”,要求武力“勘平叛乱”。“九一八”以来,知识分子对国事的基本态度是,对日本的入侵要求和平谈判方式解决,对内部的军阀“兵变”却要求武力镇压。同“福建事变”时相比,国民党在1936年中,已经逐渐得到知识分子的普遍支持。他们认为中国政治秩序基本稳定,因此张学良以“逼蒋抗日”为由发动的“西安事变”,破坏了知识界所看重的“统一”局面。     

论“自由”与“意志自由”——生物学意义的自由与法律意义的自由

自由最基本的含义是指生物学意义的自由 ,即有机体能够不受约束而无任何障碍地行为。这种自由是人和其他一切动物共同具有的。它通常要受到两种条件的限制 :一是要受到有机体自身的生理条件和活动能力的限制 ;二是要受到与其生存相关的环境条件的限制。就这种自由而言 ,人与动物之间只存在量的差别而不存在质的差别。在自由形式上 ,可以将人与动物从本质上区别开来的 ,是法律意义上的自由。这是人类特有的自由形式。法律意义的自由根源于人的族类竞争的生物天性和社会协作需要这一相互矛盾的存在状况。从本质上讲 ,法律的宗旨不是为了限制人的生物学意义的自由 ,而是为了扩大这种自由的范围 ,因此 ,法律意义上的自由并非独立于生物学意义的自由 ,它实际上是为人的生物学意义的自由服务并从属于这种自由的     

论徐坤的知识分子小说

徐坤的知识分子小说以幽默的语言、游戏的方式剥离中国社会转型期知识分子可笑而又可悲的面具,讽刺他们的生活方式,颠覆了精英神话。徐坤在对知识分子进行解构的同时,通过极为冷静而睿智的调侃和讽刺,对他们进行了人格还原。其小说的突出意义是通过对当代知识分子的复杂心理状态和生态窘境的艺术表现,引起读者的问题意识,考问在文化思潮的重大转型期知识分子所面临的若干问题。     

浪漫的自然主义者：独立、自由和勇气——读王小波《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王小波用浪漫的自然主义者的眼光审视他刻画的那只特立独行的猪及养猪人,表达了他对那只极具个性的猪的崇敬,及对喜欢设置他人生活者的批判与嘲讽。     

巴赫金“自由的人”诗学思想论

"自由的人"是巴赫金诗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是具有独立性和自我意识的"主体之人"、"思想的人"以及"人身上的人",狂欢精神是其内在精神,但"自由的人"的"自由"又必然是相对的。巴赫金的自由思想是深深植根于俄国文化传统和知识分子精神之中的,"一切都是对话,自由才是目的","自由"是对话的根本目的,"自由的人"超越了社会学诗学的范围,成为巴赫金诗学体系的原点和归宿,引领巴赫金及其诗学研究走向生活、艺术与人类理想交融互渗的自由之境。     

媒体中“公共知识分子”角色分析

近年来,随着新闻评论的日益勃兴,“公共知识分子”与媒体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从报纸的时评版,到电视的评论类栏目,我们随处可以体会到公共知识分子的存在。“公共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已经吸引了媒体较多的注意,其重要性已初现端倪。本文从新闻学的视角出发,简要地分析了公共知识分子与媒体关系日益密切的原因,其主要的媒体参与形式,并对这种现象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反思。     

消极自由？ 积极自由？——20世纪中叶中国知识分子对两种自由概念的分梳

20世纪四五十年代,少数敏感的中国知识分子对自由的两种概念作了区分。虽然他们在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含义上与伯林的阐释基本相同,但对二者的态度与对二者关系的处理则截然有别。张申府与吴恩裕认为二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但更为偏爱积极自由。张佛泉把自由分为两个指称,他虽然极力抨击积极自由,但也认为第一指称下的自由与第二指称下的自由并不冲突,二者毋宁说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     

行进在"自由"之路上--对萧乾作为自由知识分子的心路考察

才华卓绝的萧乾对现代民族国家民主建制的强烈关注与深切焦虑,是萧乾研究中不应忽略的重要部分.尤其在他实行从小说到新闻写作的创作转向后,豁显出作为一个自由知识分子对生命意志与社会理想的执着追求与不懈实践,曲折而丰富的心路轨迹为我们观照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学提供了一个新的维度.     

"知识分子死亡了"吗——也谈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性"

＂知识分子死亡了＂这是法国思想家在20世纪70年代发出的感慨。所谓的＂知识分子死亡＂指的是原来的公共知识分子,逐渐退出公共领域、放弃公共话语,退回到自己的专业领域,成为专业知识分子。我国当代知识分子也同样出现了从公共领域退回到专业领域的现象。与此同时,出现了一种新型的知识分子,即媒体知识分子。这种新型的知识分子为重建知识分子的公共性提供了一定的可能性。     

大学教师与知识分子——兼论大学教师的专业化和学术自由

专业化高度发展的社会,给大学教师作为知识分子及其学术自由的影响,包括工具性的压力和权威崇拜等等。大学教师要做的不是假装或否认这种冲击,而是正视并正确对待这种压力,以科学的精神和态度处理专业化和学术自由的关系。     

从“自由漂浮者”到“民众的先驱者”——李大钊现代知识分子观的形成与演进

作为思想文化主要创造者的知识分子,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历史舞台上,扮演了引领时代步伐先锋者的角色,李大钊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之一。他由传统的士转化成具有现代意识的知识分子,从自由漂浮者转变为民众的先驱者的思想历程,他对知识分子社会身份的思考、定位与前途道路的选择,在一代知识分子中,具有典型的意义。     

知识分子“过劳死”与人的“异化”

导致知识分子"过劳死"的科研、写作等脑力劳动,实际上已不再是知识分子"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与"确证",而是其"本质力量"的"异化"即人的"异化".对于知识分子个体而言,要避免"过劳死"悲剧,固然有赖于各种客观环境的改善,但更取决于他们自己的主观努力.     

精英知识分子的楷模——鲁迅“立人”思想初探

本文在分析了精英知识分子与传统知识分子的最大区别之后,重点论述了精英知识分子的楷模鲁迅的"立人"思想的内容、本质和由幼稚到成熟的发展过程以及实现"立人"工程的途径.     

道德分化与主体建构——论王小波的道德观及其文学表达

王小波将道德问题和知识分子问题结合在一起,揭示了两者的关系:道德(过分)泛化和道德(无限)升华使道德成为对知识分子构成极大钳制的规训力量。与义利关系畸轻畸重的观念认同相一致,以拔高为信仰的善辖制真以及从事求真活动的知识分子,使道德代行宗教和法律的职能,将对错问题等同于善恶问题,苛求私德,忽视公德,等等。这一系列道德内涵和职能的混乱和悖谬,是道德均质化和一体化之总体要求的重要表征,这造就了两类失去主体意识和自由意志的知识分子,一类是道德灌输的对象,在格调低下、动机不纯之类的道德诘难压力下,弃守自我,不断高雅其格调、崇高其动机,成为被道德愚弄和摆布的玩偶。另一类则属道德的中介传输者,惯于拿着已有的道德体系说别人,为了在意义上层和权力上层争得一席之地,自动沦为挥舞道德大棒向民众施暴的打手。王小波痛揭这两类自我塌缩、自我异化的知识分子的精神症候,指示了分化原则在主体建构中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知识分子的角色思考

作为一个自由阅读者,面对琳琅满目乃至铺天盖地的出版物时,反而让人感到有思想洞见、能启示心智和陶冶性情的网书越来越少。也正足这个原因,对于《秋里拾叶录》的阅读,我认为是一次难得碰撞与交流的心灵之旅。     

人类自由与“美的规律”

人类最高的自由不能在必然性领域里寻到,只能存在于超必然性的世界。思维或精神自由是人类最彻底的自由。马克思提出“物的尺度”、“人的尺度”以及“美的规律”等概念,与真、善、美密切相关,且是一个渐次升高的系列。隐含着真和善的“美的规律”是人类实践活动必须遵循的最高规律,是人类向自由世界迈进的路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