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借思想文化解决问题"的是与非

五四启蒙运动一直受到各种误解和非议,有人指责它面对时代的复杂问题而选择了思想文化上的变革,有人指责它"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但是,新文化运动不是一场社会变革的舆论前奏,而是一场大变革之后的文化补课。所以,它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思想文化问题,而不是"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新文化运动之所以致力于思想文化的变革而不致力于政治革命,因为他们认为当时中国迫切需要解决的是思想文化层面上的问题,而不是政治制度层面上的问题。新文化运动从巩固民主共和制度入手,以批判传统和改造国民性为手段,致力于培养现代公民,推进人的独立与解放,这无疑是正确的选择。近几年来,五四新文化运动面临一种新的批评:文化决定论。但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无论陈独秀还是胡适、鲁迅、李大钊、钱玄同,《新青年》集团的主要成员都不是文化决定论者。他们重视思想文化的变革,但并不忽视制度建设。他们的思想文化变革正是为维护民主共和制度服务的。     

科学地认识“五四”的时刻到来了

有人认为,“五四”本是启蒙运动和救亡运动的“双重变奏”,结果是救亡压倒了启蒙,中国思想文化的现代化进程因此中断。此说然否?且听王元化论分详。     

评“救亡中断‘五四’启蒙精神”论

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1988年秋冬与1989年春夏之交,一些人以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为名,写文章,做报告,出《新启蒙》丛书,煞有介事地大讲“救亡中断了‘五四’启蒙运动”,致使“五四”反封建的斗争任务至今未完成,因而需要再来进行一次反封建的“新启蒙”运动。这种似是而非的观点,带有很大的蛊惑性和欺骗性,有必要予以辨析,以澄清是非。     

关于五四运动意义的文化分析

从历史的表象看，五四运动无疑具有救亡与启蒙的双重意义。因此，认为五四运动仅仅是为了救亡的爱国主义运动或者仅仅是诉诸人的解放的启蒙运动，都难以涵盖历史本身。当然，说五四运动具有救亡与启蒙的双重意义，并不意味着这两重意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对等的地位，更不意味着它们都是历史的主题。从文化系统的实际状况和历史条件看，五四运动的主题是救亡，启蒙是服务和服从于救亡的。因此，在五四研究中较有影响的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说虽然全面反映了五四运动的两重意义，但把二者并列对等起来是不甚妥当的。本文认为，可以把五四…     

近代中国的政治救亡与思想启蒙

近代中国,学西方反传统的思想启蒙运动是在民族存亡危机的背景下出现的.思想启蒙运动推动了政治上的救亡.思想启蒙由于政治救亡的迫切性未能完成对中国深层文化的更新.     

五四救亡与启蒙关系我见

在近年来关于“五四”的著作中,李泽厚先生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一文产生了广泛影响,然而随着近现代史的研究的深入,今天来重读这篇文章,或许我们能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李文的主要内容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目标并非政治而是文化,虽然这其中有政治的因素。“以启蒙为目标以批判旧传统为特色的新文化运动,在适当条件下遇上批判旧政权的政治运动时”,彼此支援,而造成浩大的声势,二者很快合流在一起了。并且,“启蒙并没有立刻被救亡所淹没,相反,在一个短暂时期内,启蒙借救亡而声势大张”。但是,“个体反抗并无出路,群众理想的现实构建又失败…     

拒绝天城的启蒙之路——论非基督教运动对“五四”启蒙思潮的影响

1922年在中国发生的非基督教运动,对五四启蒙思潮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这一次非基运动促使中国知识界进一步形成排斥英美文化而亲近苏俄文化的心理特点;其次,这次非基运动也使得五四启蒙知识分子忽略了英国和德国的启蒙运动者对人道主义的理解中是包含有宗教人道主义这一脉络的;第三,中国的非基督教思想运动和西方启蒙运动中的宗教批判是存在着差异的,它更多的是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救亡这条线索上展开的内容,在这条线索上论及非基督教运动对五四启蒙思潮发展的影响,我们应当看到它在一定程度上悬置了作家对国民性批判主题的书写。     

抽象的思辨与深刻的片面——论西方思辨真理与实证真理的衔接

(一)引言:胡适在“五四”启蒙运动中的地位无疑,“五四”运动的倡导者们开始并不十分清楚从启蒙向救亡转换的局势发展得那么迅速。他们的启蒙热情远超出其政治热情。这场启蒙运动的发起,实质上是前期严复、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维新思想的延续。他们明确意识到中国社会需要“德”“赛”两先生。他们在接触西方后,切实感到中西方的文化(模式)冲突与政治(结构)冲突,因而毅然转向,试图用西方(先进)的     

五四:世界化及其理由

五四新文化运动选择了世界化的文化建设路径。在现代化这一目标制约下,世界化就是西化,西化就是现代化。虽然"全盘西化"作为一个汉语词汇是后来才出现的,但五四时期已经存在这种倾向。《新青年》集团批判"特殊国情论",反对"调和折衷论",目的都在于推进中国的充分世界化。他们之所以主张充分世界化,主要理由是西方文明比中国文明进步,而进步的标准则是更有利于人的生存和发展,更能够保障人的自由、尊严和权利。     

论五四启蒙运动嬗变之内因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场意义深远的思想启蒙运动。但是五四启蒙并没有完成其思想启蒙的任务 ,而是很快就将注意力转向民族救亡的主题。虽然民族危亡的时代形势对启蒙的转向有重要的影响 ,但导致其转向的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启蒙自身存在的缺陷。本文试图通过对启蒙的动机、启蒙的理论、启蒙的主体等内在因素存在的缺陷进行检讨 ,以加深对五四启蒙运动的认识。     

中国早期都市流行歌曲与“五四精神”

从五四精神及中国现代性进程的维度对中国早期都市流行歌曲进行透视和诠释,就会发现这些歌曲中蕴涵着新的美学精神,它们不仅表征着一种商业文化和娱乐文化,而且还代表着一种五四精神的文化形式。其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启蒙主义的感召下,对自由平等、个性解放的大胆追求;二是在爱国情操的激励下,对救亡图存、民族解放的不懈呼喊;三是在平民意识的引领下,对流行歌曲的大众化和艺术性的积极探索。早期都市流行歌曲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基础。它们对五四精神的继承和弘扬,反映了在创始之初就拥有一份自觉的美学追求,这种追求中所包含的一些有助于公民社会的文化建设的思想已经成为优秀的现代传统。正确分析评价和继承弘扬早期都市流行歌曲中蕴涵的五四精神,对于当代的流行歌曲创作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从“传统”到“现代”:汉学形态的历史演进

汉学是以中国文化为原料,经过异质文化的智慧加工而形成的一种文化,它既是外国化了的中国文化,又是中国化了的外国文化。在汉学发展史上,传统汉学(Sinology)和现代汉学(Chinesestudies)是两种汉学形态:传统汉学从18世纪起以法国为中心,崇尚于中国古代文献和文化经典研究,侧重于哲学、宗教、历史、文学、语言等人文学科的探讨;而现代汉学则兴显于美国,以现实为中心,以实用为原则,侧重于社会科学研究,包括政治、社会、经济、科学技术、军事、教育等一切领域,重视正在演进、发展着的信息资源。以上这两种汉学形态既在演进中不断丰富发展着自己,又在日趋融合中创造着能够融通两种模式的汉学形态,这就是21世纪汉学发展的前景。     

“五四”与新出版

“五四”时期的主要传播媒介是出版物。“五四”新文化借助出版这一物质形式而传播思想,繁衍壮大。新出版则在“五四”新文化的生长中开辟自己的前进道路。“五四”对新出版的贡献在于引发了出版格局的重造、思想和出版的会合、编辑生产力的变革。“五四”在开辟中国历史新纪元的同时,也开辟了中国出版史的新时代。     

略论先秦“人治”与“法治”思想的论争实质

先秦时期,儒家主张“人治”,法家主张“法治”。他们的分岐是:治理国家主要依靠什么?是道德还是法律?人治论者认为国家主要应由具有高尚道德的圣君贤人通过道德感化来进行治理。法治论者则认为主要应由掌握国家权力的人通过强制性的法律(实际上指刑法)来治理。他们在政治制度设计上虽有分歧,但在维护封建专制制度这一根本问题上是完全一致的。他们的思想分歧并非现代“人治”与“法治”思想在治国方式上的根本对立。尤其是古代法家的“法治”并非现代中国人正在建设过程中的法治,现代“法治’,是根本否定“人治”即专制的,是以“人民主权”“法律至上”“依法行政”“权利平等”为基本原则的治国方略。而古代法家的“法治”是维护专制的手段和工具。     

排孔开新与国民性改造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 ,文化新人为着中国现代文化价值的重建和文化信念的确立 ,在思想文化领域进行激烈的排孔开新 ,由批判旧文化旧思想到重视社会主体———人的问题 ,主张进行国民性改造 ,这就为五四时期的排孔开新找到了一条新路。这样 ,国民性改造问题 ,就成为排孔开新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关系链条中的一个关节点。国民性改造的讨论在排孔开新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这是新文化运动进展的必然结果 ,也是对问题讨论的一种深化。因为新文化运动的出发点是国家发展、民族前途的根本问题 ,因此 ,它不会满足于思想文化领域的破与立 ,必然要以社会主体的根本改善为问题的解决和答案。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是基督教新教传教士郭士立在中国境内创办的最早的中文期刊。该刊内容丰富而庞杂,它将西方先进的社会政治制度、思想文化和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介绍到中国,推动了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进程,不仅对先进的中国人士有着启蒙作用,而且有助于中国早日开启近代化,同时也为中国近代报刊业提供了先进的模式,对中国近代报刊业的兴起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基于CiteSpace的网络文化发展演变与趋势研究

以CNKI为数据源，选择1999-2019年以"网络文化"为关键词进行精确匹配检索的CSSCI论文作为文献来源，从文献数量、作者分布、关键词共现、机构分布等维度进行全面分析，旨在揭示网络文化领域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结果表明：（1）网络文化已有研究中主要有网络文化、意识形态、思想政治教育、网络媒体及网络教育四个研究方向；（2）网络文化研究现在已进入分化期，交叉学科的前沿研究方法正在被引入，研究深度日益提升。（3）网络文化研究尚未形成核心作者群，作者和机构之间均合作较少，研究领域还未发展成熟。     

“五四”时期陈独秀的宗教观

陈独秀在“五四”时期对宗教的认识与评述,大体经历了三个时期:前期批判并力主废弃宗教,中期倡导基督教,后期批判宗教尤其是基督教。本文以《新青年》为主要资料,通过个案分析的方式研究“五四”时期陈独秀的宗教观。该问题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陈独秀思想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丰富内涵,有助于我们了解宗教的近现代变迁,及在当时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     

新冠肺炎疫情与意识形态的两种面相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内嵌着意识形态的话语演变与现实表征，表明意识形态作为“观念上层建筑”不是走向终结而是复归社会生活领域。透视全球疫情防控格局及其内在机理，需要理清新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意识形态的基本特质与逻辑范式。以资本逻辑为主导，形式上捍卫自由与人权，实质上造成个体之间、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对立，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是西方国家疫情失控的主要思想诱因。充分表达人民意志、重塑个人与国家的共同体思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根本超越西方话语体系，成为推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精神武器”。继续发挥意识形态引导疫情防控的正向作用，理应弘扬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牢牢站稳思想这块阵地，以实现观念上层建筑与政治上层建筑的有益结合，推动建构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     

科学技术·意识形态·消费异化——兼评马尔库塞的“技术统治论”

马尔库塞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代表,《单向度的人》是其对发达工业社会进行批判的一篇力作。认真梳理马尔库塞的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以及消费异化的观点,重温其内涵的批判精神,对于我们克服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不同程度存在着的重科学、轻人文,重物质、轻精神的倾向,反省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负面现象,抵制物欲的膨胀和拜金主义盛行,具有可贵的启发和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