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玉作品的历史地位和文学价值

宋玉是继屈原之后楚文学的另一位著名作家,历来屈宋并称。但在二十世纪"疑古思想"的影响下,许多学者都对宋玉和他的作品持否定态度,而这与事实是不相符的。宋玉在语言、结构等方面为后世赋文学奠定了基础,他是赋文学之祖。     

朝鲜三国史传文学中的儒学蕴涵及其本土特色——以《三国史记》、《三国遗事》为中心

古代中国和东亚同属汉字文化圈和儒家文化圈,虽然在朝鲜三国(新罗、高句丽、百济)时代,佛教占据了思想界的统治地位,但在此大背景下,儒学依然是个重要的存在。本文以朝鲜历史上的史传文学《三国史记》和《三国遗事》为考察中心,对其中所蕴涵的丰富的儒家思想观念进行细致地梳理和分析,并就新罗花郎道所体现的儒学本土特色作一初步论述,从而佐证了东亚各国既有相同的伦理选择,又有各自鲜明的民族特质。     

《三国史记》英雄列传的文学价值

《三国史记》列传部分收录了很多军事和政治方面的英雄人物,这些人物的传记占整个列传部分的76%.在这些作品当中,作者金富轼不仅刻画了一个个鲜活的历史人物形象,更重要的是他试图通过这些人物的故事向百姓宣传忠君爱国思想,以达到巩固高丽王朝统治的目的.     

论《淮南子》的文学价值

在迄今为止的各种文学史著作中,对<淮南子>一书的表述界面和价值定位是不符合该书文本实际情况的.因为,以此书的文学价值论,起码应在秦汉散文著作中列入上乘精品范畴.比如<淮南子>中保存的大量神话、传说和寓言故事、历史典故乃至古习俗等等,都是该书文学因素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对于该书文本在行文方式上的比喻和铺张、以及在艺术表现手法方面仙气十足的浪漫主义艺术追求等,至今还缺乏从文学价值视角切入的较为全面的评价与关注;而关于该书在文学理论方面的贡献,也需要给于符合文本实际的界说.     

论明末朱载堉的散曲集《醒世词》的历史价值

朱载是世界著名的科学家 ,也是杰出的文学家。他的《醒世词》所反映的内容包括 :揭露当时社会的黑暗与虚伪 ,指斥天地不均 ,真才实学者得不到发挥 ,无德无才者却中举 ,玷污斯文 ;批判当时严重的拜金主义 ,痛斥贪污和贿赂之风 ;描摹当时种种丑陋的世风 ,进行无情的嘲讽和讥刺 ;叙写当时社会的世情 ,向人们发出友善的劝戒 ;抒发作者的不平之气 ,表明作者刚强自立的品格。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有独特的成就 ,实为出一人之心达万人之意 ,出一人之口发万人之声的杰作。其所作至今仍有警世、醒世的现实意义。在文学史上应当公正地给予朱载和他的《醒世词》以应有的评价和地位     

论《讲话》的历史地位

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发表至今已经过去了四十年。四十年来,中国革命文学遵循着《讲话》指出的方向,有了很大的发展,取得了伟大的成就。革命文学发展的实践,特别是“四人帮”被粉碎以后文学发展的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所论述的发展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理论原则是正确的,对于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仍具有伟大的指导意义。《讲话》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确定了的。但是,在“四人帮”为患的十年内乱时期,《讲话》的基本精神被“四人帮”所篡改、所沾污,甚     

论《十日谈》的历史地位

十四世纪中叶,一本文学巨著,像启明星一样,高高升起在南欧意大利半岛的上空,闪耀着人文主义的光芒,标志着欧洲神权主义的夜雾正在消散,资本主义新时代的曙光正在到来,这就是卜迦丘的《十日谈》.     

论幽州城的文化地位

幽州城是唐朝东北地区的第一大城市,也是幽燕地区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安禄山、史思明曾以幽州城为大本营,发动长达8年的对抗唐中央政府的“安史之乱”.因其重要的地理位置、独有的边塞风情、特殊的历史事件及巨大的建功空间,吸引了不少唐代文人到幽州城寻求发展机遇,探览古风异景,寻觅诗情文意,为后世留下了无数优美的诗文.这些诗文内容广阔,有战争场面、边地风光、民族风情、将士命运、闺妇忧思、个人得失以及对战争引发的社会问题和对国家前途的思考等,让我们对唐代的幽州城有了更深刻和更丰富的感性认识.通过唐代文人关于幽州城的文学想象、文学描摹、文学活动,透视出幽州城在唐代及以后的文学史和文化史上的独特地位和作用.     

论左翼文学与《讲话》的历史链接

左翼文学从它诞生那天起,面对的就是一个险恶的社会文化环境。但它恰恰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中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个中原因,应该从国民党自身的权力合法性方面去寻找。而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成了历史发展的主体,特定的历史任务,为以《讲话》为标志的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形成创造了条件。而《讲话》与左翼文学之间,又有着诸多的历史联系。     

《贞陵遗事》、《续贞陵遗事》辑考

令狐澄编撰的《贞陵遗事》和柳砒编撰的《续贞陵遗事》均记载唐宣宗轶事,是唐代两部具有小说性质的杂史,在《资治通鉴》中曾被采用,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可惜均已亡佚。详考相关文献可知,令狐澄是令狐楚之子,曾为浙江西道观察使、中书舍人。柳砒是柳仲郢之子,曾为吏部侍郎、御史大夫,后贬为泸州刺史,卒于北归‘途中。二书佚文在《太平广记》、《资治通鉴考异》、《唐语林》等宋代书籍中有所保留,钩稽考订,前者可得佚文17条,后者5条,前书已为全璧,后者亦过三分之一。     

关于外国文学学科史建设的思考

外国文学史的编著是外国文学学科史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对一代学人的外国文学史研究的成就和经验的一种总结方式。然而,截至目前,我国虽有为数众多的作为教材的《外国文学史》,也有若干种具有较高水平的、内容丰富的国别文学史,而没有作为学术专著的、对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进行总结的、具有权威性的外国文学通史类著述。这种现状必须改变。美国批评家韦勒克、沃伦指出,应当编写一部综合性的、超越民族界限的文学史;我国外国文学研究和译介中存在的某些问题也表明,编写这样综合性的外国文学史很有必要。这种具有权威性的外国文学史著述,也可以称为“科学院版”《外国文学史》。这种外国文学史在篇幅上应当是一种大型的、多卷本的、纵览古今的著述,在内容上应当涵盖世界各地区的各主要民族和国家的文学,在编写观念上应当体现宏阔的文化视野和为人类语言艺术的发展立传的意向,其作者队伍则应由素有研究的学者构成。我们呼唤这样的“科学院版”《外国文学史》早日问世。     

关于中国文学思想史问题

由于在我国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文学思想史的兴起还是晚近的事情 ,所以这一学科目前仍然面对一些尚未解决而又必须解决的基本问题 ,例如何谓文学思想史 ?文学思想史从发生学上是如何产生的 ?文学思想史与社会政治思想史、哲学思想史以及文学史、文学理论批评史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它最基本的特点是什么 ?文章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并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看法     

中国文学史上的"古代"与"近代"

考察整个中国传统文学史,即可发现其文学发展上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古时候很长期间,以诗为中心成就盛大的发展,而到某一时期,其发展停滞,显示失去自己文学传统的现象,传统的丧失,自然带来创造和发展能力的丧失.据此如果将中国文学史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应称前时期为"古代",后时期为"近代"."古代"转变为"近代"的时期为北宋末年(1126)前后,这时不但在文学,整个中国文化都开始变化.这变化从安史之乱开始发动,发动这变化的是当时中国周边异族的影响与压力.又南宋的新儒学也有反文学反文化的倾向,结果支持这种中国文化的转变.     

文学史分期与文学观念的演变

文学史分期的讨论反映了不同的文学观念的讨论 ,近二十年来围绕现代文学史分期的讨论 ,经历了以五四新文学为起点的政治性标准、以世纪之交为起点的国家现代性标准和人的现代性标准三个阶段 ,使文学史分期成为多元复杂的学术问题     

中国古代书装史研究述评

中国古代书装史研究成果有近百种,其中最集中的是图书装帧形式,视角较为独特、新颖的,有文化、对现实的影响、装帧与时代的关联等。不足之处主要是学界存在不少重复介绍古书装帧形制的作品,具体内容、理论方法、认知模式、资料整理、研究队伍与结构等亦有待改进之处。     

论翻译文学的文化杂合性及其归属——从巴赫金的文化诗学论起

跨语言、跨文化是翻译文学与生俱有的特性,由于巴赫金文化诗学特别凸显了文学的民族文化性,所以借助于巴赫金的文化诗学论述了翻译文学最具本质性的一种特性——文化杂合性。文化杂合性使翻译文学既不属于外国文学也不能简单归属于民族文学,使翻译文学研究有其独特的研究内容和价值。探讨了翻译文学与外国文学、民族文学三元共存的意义。     

文学史学的创建和文艺学的离合

一百多年来丰富的中国文学史实践,催生着文学史学。文学史学反思和检讨文学史家的工作,总结文学史研究的发展历程,提炼有关文学史研究的原理性认识,是一门亟待建设和有发展前途的新学科。它与文学理论（亦称文艺学）有着天然而深刻的联系,又有着重要的区别。在互补互促的前提下各自分头发展,有利于这两门学科在当前条件下健康地成长壮大。     

佛教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关系初探

佛教与中国古代文学始终保持着密切联系．一方面,佛教逐渐演变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特别是从文学上对人们的生活产生影响;另一方面,文学的助佛教弘传并融汇于中国文化,两者相互作用,初始借文学以宣扬佛教．渐趋达到佛教意识,对正常文学式样的有机渗透,文学不再表面化地宣扬佛教教理．而是在其意境中把人们引向空寂的世界。     

论"重写文学史"书写困境的形成

"重写文学史"的提出,受到了社会的关注与肯定,其理论前提是将"启蒙"与"现代化"作为20世纪中国社会的主题。但其后,反观"重写文学史"的实践,与其初衷不尽相符。反差的形成,理论上是缘于"启蒙"与"现代化"思维,并不具备足够的能量和容量说明历史与时代,反而陷入了另一种意识形态思维的迷惘中。同时,"重写"所秉持的"审美与艺术"先行的估价尺度,使得"重写"的考察视阈受到限制、遮蔽;审美的偏执,相应也不可避免地带来历史隔膜,这造成了"重写"不能按照其理论预设的"宏大叙事"顺利展开。文学史的重写虽存在困境,但以往文学史的写作模式,必然要有所创新,坚持以文学为主题,以史识为主体是其应取之道。     

《世说新语》与古代文学的精神史研究

本文欲通过<世说新语>及有关材料的梳理分析,①研究魏晋时期文人精神面貌的深刻变化及其在中国文人精神史和文化史上的重要意义,从而为古代文学的研究摸索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和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