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域跨界水污染视野下区域合作行政的法制保障——以长三角为例

流域跨界水污染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地方政府的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流域跨界水污染治理亟待打破各自为政的行政管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催生地方政府合作治理。通过分析长三角地区流域跨界污染治理模式,为地方政府合作行政治理的设计提供了一个现实依托——水污染治理的地方政府合作机制。可以发现制度创新是流域跨界水污染的府际合作治理的关键所在,然而在立法和执法方面必须要有正当性依据,制度安排和合作规则等要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可行性,才能促使长三角地区政府合作行政更为高效。     

产业集聚对流域水污染的影响分析:以海河流域为例

地表河流的流域性水污染问题与区域性产业不合理布局密切相关。以海河流域为例,建立包含空间效应的面板回归模型,分析污染产业集聚对流域水环境的影响。研究发现,污染产业的集聚总体上不利于水环境改善;针对水污染的治理虽然可以遏制水环境的恶化,但其效果仅限于污染产业集聚程度较低的地区。此外,上游地区的污染产业集聚抵消了下游的环境治理成效。因此,应当严控集聚带来的增排,加强对流域上游地区的产业规划和环境治理。     

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政策工具 选择的政策网络分析：以湘江流域为例

从生态文明和问题导向的视角来看,加强湘江等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已刻不容缓,而政策工具选择是其重要环节和内容。为解决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政策工具选择整体性分析框架缺失和实证分析不足的问题,采用政策网络理论和方法,构建出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六元一轴”政策网络与政策工具选择的整体性分析框架。经湘江流域实证分析,证明其不仅具有解释力,还具有建构性和实践性,可以作为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以及其他类似领域政策网络分析和政策工具选择的整体性分析框架。最后,从行动者、行动者关系、资源配置、互动规则、价值认知等方面提出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投融资机制探究——以太湖流域水环境治理为例

太湖流域在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面临着水环境污染的问题。概述太湖流域水环境现状,指出尽管政府加大了流域水环境的治理力度,但是在治理过程中还存在投融资渠道狭窄、治理设施与资金管理落后以及生态税收体系不完善等问题,并指出探索多元化融资渠道、健全市场机制、增加投资力度和构建税收补偿体系是解决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投融资问题的重要措施。     

“感染的血脉”———水污染影响下的村落社会变迁研究

工业点源污染、农业面源污染和生活污水污染的加剧,以及治污防污设施建设的落后是造成淮河流域L村水环境恶化的原因。水污染对村落社会农业生产状况、社区贫困状况、居民生计模式、居民健康状况、人口迁移与流动、村落社会整合等方面造成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水污染的社会影响具有整体性、复杂性、长期性、隐蔽性、层次性等5个特点。拯救水污染村庄必须转变思维方式,抛弃原有的＂治污＋补偿＂的单线思维,寻求＂人—社会—环境＂的和谐发展。     

生态政绩考评失灵与环保督察——规制地方政府间“共谋”关系的制度改革逻辑

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常规式治理与运动式治理是解决生态环境治理问题最为常见的两种机制。运动式治理机制因常规式治理机制失灵而启动并通过嵌入性控制来实现组织目标。生态政绩考评试图通过例行的考评机制来引导和调控地方政府及官员的施政行为。这种机制因存在委托-代理风险、央地目标冲突、绩效结果激励约束强度小等问题,容易导致地方政府间的生态环境治理“共谋行为”的产生,亟须可替代性的治理机制来实现可行的和有效的治理。为此,环保督察应运而生并成为调控生态环境治理节奏的显性机制;通过嵌入性控制能够有效遏制生态政绩考评失灵,规制地方政府间的“共谋行为”,实现对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行为的有效控制。     

提升流域污染治理能力的资源环境体制机制创新——以湘江为例

以湘江流域为例,将流域利益主体划分为区域之间和流域与区域之间两个层次,通过对这两个层次利益主体行为选择的博弈分析,考察流域污染治理的内在体制要求.分析显示,流域管理的干预是实现区域共同治理流域污染的途径,创新流域污染治理的体制机制,是从根源打破治理不力僵局、发挥长效治理作用的关键.创新湘江流域行政管理体制、探索湘江生态补偿机制等是体制机制创新的政策着力点.     

对构建国际流域治理体系的思考：以澜沧江-湄公河为例

由于“湄公河治理”是一个自主运作却又开放的组织集合,这种集合不仅仅是主权国、更是各类型组织组成的,因此它的治理直接面临着两个“根本性的难题”,即国际流域治理碎片化与各成员参与合作的约束与激励问题。因此如果单独采取科层制、市场机制或网络机制来协调澜沧江—湄公河治理中的矛盾都可能导致“囚徒困境”。根据西方各国经验并结合各流域国的国情,“澜沧江—湄公河治理”应着力于“整体性安排”,基本包括：完善合作的组织机构及机制、改善中国参与澜沧江—湄公河治理的方式、流域政府的政绩评价、流域生态补偿与政府间平权机制、多中心的混合制治理制度。     

危机管理中跨界治理的检视与改革之道:以汶川大地震为例

危机管理需要不同政府或行政机构之间的配合,当危机扩大到一定程度时,更需要把私部门、非政府组织和广大公民的力量整合到危机管理的过程中。因此,如何在危机管理中形成行政单位中跨组织、地理空间上跨区域和优势互补上跨部门的制度化"跨界治理网络",是政府危机管理的重要问题。如果就我国的具体情况而言,有些地方和部门已经积极探索危机管理中跨界治理的方式,但在总体上而言,跨组织、跨区域和跨部门的危机管理模式和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因此,在今后的危机管理中,如何建立网络化的跨界治理模式与机制,不论对学术界还是实务界来说,都是值得持续关注、深入研究和积极探索的课题。     

“条”“块”不对称：跨界海域环境治理政策失灵的制度归因——以《渤海碧海行动计划》为例

跨界海域环境治理因为涉及到多个部门和不同区域,在政策的具体执行中采用的是科层制管理方式。条块分割、职责明确、文牍主义是科层制组织高效管理的最基本要素。但是,在环渤海环境治理政策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中,因为＂条＂和＂块＂的不对称等原因,科层制管理中出现的官僚主义作风、各部门间的敷衍推诿、各地方政府间的利益冲突和地方执行机关的形式主义等导致了政策失灵。《渤海环境保护总体规划》的实施在同样的制度环境中将遭遇与《渤海碧海行动计划》失效的同样困境,其结果必然体现为政策失灵。     

淮河流域跨界水污染管理机制研究

分析了淮河流域跨界水污染现状，提出了非毗邻地区污染物不累积等假定，分析了现行的比例配额管理机制在解决淮河流域跨界水污染纠纷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跨界水污染合作协调管理机制，对比分析了两种管理机制的优劣。最后分析了影响合作协调管理机制实施效果的诸多因素。     

利益平衡视角下太湖流域水污染治理分析

以利益平衡理论为分析框架,集中关注有关案例中企业和公民利益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从企业利益、公民利益和政府政策的价值偏好三个角度来分析目前水污染治理中利益格局的不平衡状态,并从政府公共管理出发探寻利益结构失衡的原因,即地方经济利益格局、GDP政绩考核模式、权力配置错位,环保财政投入不足与资金利用低效等。在此基础上,讨论政府如何通过政绩考评体系、权利问责机制及提高排污成本相关法律制度安排和政策制定来调节企业和公民之间的利益关系。     

基于上下游重复博弈的流域环境保护机制研究

解决流域水环境污染问题,需要深入分析各利益相关方在水资源利用和保护方面的行为逻辑,以设计和实施合理的政策机制。通过对上下游政府关于水资源利用和保护收益和成本的考量,分别建立上级政府进行单一经济绩效考核、经济绩效和环境绩效双重考核的上下游间博弈模型,分析流域地方政府的最优化行为。结果表明:单一经济绩效考核下,一次性静态博弈和有限次重复博弈不能激励上游地区对流域进行保护,而无限次重复博弈有可能出现“保护,补偿”的上下游间合作结果;在双重考核机制下,一次性静态博弈、有限次和无限次重复博弈均可能出现“保护,不补偿”的“上策”均衡结果。     

水污染防治的立法实践、经验与启示——以日本琵琶湖保护为例

日本中央政府和滋贺县政府高度重视琵琶湖水污染防治工作,通过湿地公约、环境基本法、富营养化条例等一系列立法实践,取得了琵琶湖水污染防治的成功,琵琶湖由此成为世界湖泊流域综合治理的范本。先进的环保理念、完善的法律体系、多种应对机制、自下而上的立法推动是琵琶湖水污染防治取得成功的经验。综合生态管理的立法理念、完善的湖泊水质保护法律体系、公众参与立法是琵琶湖水污染防治的启示。     

《水污染控制原理》理论－实验—实践教学模式探讨

对贵州民族学院环境科学专业《水污染控制原理》课程教学现存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并针对该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手段以及实践等环节进行了初步探讨，从而提出了全新的教学模式。     

环境社会学视角下的环境污染问题——东井村个案研究

环境污染是人类社会发展与环境系统关系失衡的表现。环境社会学关注环境与人类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关心环境问题的社会影响和社会原因。文章基于东井村的田野调查，发现不顾及环境的发展方式将导致环境退化，导致经济水平下降、贫穷、疾病和人口迁移等社会现象的产生。分析东井村村民与化工厂和地方政府的博弈过程，发现导致环境污染问题发生并持续的社会原因是。环境利益获得者和环境损害承担者的分离，地方政府对短期经济增长的需求，以及政府力量与社会力量悬殊的社会格局。坚持正确的发展理念，完善社会体制是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出路。     

虚拟共同配送系统库存控制研究

从安全库存和日常库存控制两个方面建立了虚拟共同配送系统的库存控制模型,通过对比分析得出,当多个企业构建虚拟共同配送系统后,各企业均可降低安全库存和经济订货批量,同时不会增加各企业的库存成本。最后通过仿真实例计算,验证了库存控制模型和研究结论的有效性。     

环境污染防治机理分析:政企合谋视角

我国生态环境污染的防治是由中央政府委托地方政府监督当地企业实施的,此特点决定了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和企业之间扮演着"中间人"的角色,即在我国环境污染防治过程中,存在着"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双重委托代理关系,地方政府的行为选择对环境污染防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从我国环境污染防治的实践来看,多处地方政府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罔顾中央委托,充当污染企业的"保护伞",政企合谋现象相当普遍。出现地方政府与企业合谋的原因,除了地方政府政绩考评体系过于强调GDP、环境保护绩效评价制度不合理等现实原因外,还存在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不够合理的原因。为此,设计好一套科学有效的激励契约来防范地方政府与企业合谋,对当前我国环境污染的防治就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     

产业结构调整与水环境污染控制的协调研究——以广西钦州市为例

产业发展是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推动力,同时也是产生环境污染的主要载体,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升级是减少污染排放、改善环境质量的重要举措。运用投入产出分析技术,以广西钦州市为例将工业总产值、环境污染排放量、水资源利用量、废水污染治理费用及行业生态受损度等影响水环境的产业结构调整因子纳入模型,建立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与水环境污染控制相协调的机制,以经济效益最大化、生态环境效益最优化为目标,探讨不同经济发展模式下行业结构调整对环境污染控制的影响程度及协调性。结果显示：未来钦州市按照年均13.4%的高速发展模式进行产业结构优化调整,既能保障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又能达到COD排放总量最小化的目标要求,为区域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环境质量明显改善提供决策依据。     

跨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实施问题研究

跨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作为国际环境保护法的一项制度 ,对预防跨界环境损害的发生具有重要的作用 ,但其作用的充分发挥要依赖于该制度的顺利实施。当前跨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实施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是推动跨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实施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