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法治与德治结合的语境分析

当代中国法治与德治结合既要积极汲取人类法治文明与道德文化的优秀成果,又要关切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与现实社会条件,因此需要从语境的适切性角度分析“当代中国法治与德治结合何以可能”。具体而言,当代中国法治与德治结合需要从政治、历史、社会与思想四重语境来考察：由中国共产党推行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成为其政治语境;植根于中国传统社会并对现代社会发生持续性影响的伦理型文化传统成为其历史语境;当代中国正在经历的深度转型的“复杂现代性社会”成为其社会语境;价值观建设与法治、德治协同推进则成为其需要考虑的思想语境。这四种语境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法治与德治结合的参照性背景,将当代中国法治建设与西方法治建设区别开来。     

浅析中国古代德治思想的现代意蕴

古代德治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注重道德在政治中的主导作用构成了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对中国道德伦理建设具有积极的规范和导向作用。党中央适时提出“以德治国”的方针,这既是对古代德治思想的继承,更对其扬弃。“以德治国”的思想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大象无形"与传统道器思想研究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按伦理精神结构的文化形态,伦理思想与哲学和政治融为一体,构成中国古代社会意识形态的核心,形成了家国同构的一套以"道德"为标准的思想体系和行为方式.传统道器思想对形、象、道、器等思想文化概念的解读,从哲学、审美、造型三个方面反映了传统道器思想鲜明的文化特色,并对传统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     

“德治”本意之探源 ——法治语境下的重新考释

在当前中国法学的语境中,一说起"德治",人们似乎很自然地就有"德"--"道德"--"道德治理"的联想,中国传统社会则被认为是道德治理的典型.然而这种观念并没有说出"德治"的核心理念,只是一些学者想当然的结果.事实上,"德"在中国传统文化源头上并不具体指称道德,它主要是一个具有哲学本体意义的概念.相应的,"德治"也并非道德之治,它是中国传统社会特有的一种社会治理方式,是贤人之治和民本之治两个核心内涵的有机结合.此外,由于道德具有更多的主观性、情感性等内在面相,它根本不能构成一种治理方式,法学界所谓的"道德之治"实际上所要表达的应该是伦理之治的意思.     

《民法典》中的"德治"精神——评《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第1043条

《民法典》第1043条充分展现了现代德治精神,在中国民法立法史上属于首次.考察历史沿革,"德治"思维在中西方各有渊源又不尽一致.《民法典》针对作为社会生活基本单元的家庭,通过旨在维护良好家庭生活秩序的专门条款,将德治理念在法典之中予以正式确立,既弥补了传统中国家庭伦理秩序缺乏制度性建构以及当代立法缺乏道德内容的不足,又弘扬了以美德为中心的中国法制理论传统,对当前抵制家庭暴力的现实需求做出了有效回应.社会治理的现代化需要法治对不道德行为做出严厉否定评价的同时,亦对德治进行有效的正面倡导,唯有如此,国家法律制度与家庭伦理秩序才能实现一体化发展.     

"道德"溯源:形上本体与德性价值的统一

在中国传统思想体系和文化脉络中,"道"既指自然万物生成本原、运动规律,也标示人类社会生存方式、伦理秩序的本体规定以及道德实践的总体原则;"德"既表明万事万物的自然本性.也涵指人们基于天道、人道基础上的自然本性之德和个体心性之德."道"、"德"分别指称和对应于客观世界特别是伦理世界中的形上本原实体和人文价值理念.思想家们对二者意义的相互贯通及其辩证关系的寻究,孕育"道德"范畴并赋予其深厚的文化涵蕴,使其兼含伦理与德性、事实与价值的意义,奠基中国道德理性主义精神和文化的发展.作为本然性形上本体与应然德性价值相统一的"道德"范畴及其理念由此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和伦理体系的思想精粹与核心范畴.     

论农村基层自治的政治价值和伦理生态

作为"草根民主"的农村基层自治,已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基层政治生态,有效地促进了乡村治理与农村发展,具有多种政治伦理价值.从政治层面看,农村基层自治既是中国政治民主化的逻辑起点,又是中国农村社会和谐的稳定器;从伦理层面看,农村基层自治是基于道德秩序的传统自治态的延续,也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分离的政治伦理生态使然;农村基层自治在其发展过程中展现了它强大的政治魅力与伦理魅力.     

“孝治”伦理的传承与开新——基于当代公共治理的分析

"孝治"伦理是中国传统政治伦理的重要特征,它是"家天下"社会政治背景下社会治理的价值追求与模式。在文化国情下,"孝治"伦理对于当代公共治理仍具有重要的资源性价值。然而,在当代社会背景下,"孝治天下"的思想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弊端,必然要面临自我扬弃与革故鼎新的使命。实现"孝治"伦理的转型,祛除"家天下"的私德性,赋予其公共伦理的价值指向,是"孝治"伦理成为当代公共治理中的"德治"形式的重要前提。     

文明可以兴邦——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

"德刑并用"在我国有着悠久的传统.当前我国的治国方略,应当坚持社会主义法治和社会主义德治的紧密结合.道德建设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来影响社会成员,在治国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的德治是完全新型的社会主义德治,既植根于中华民族传统道德,又继承和发扬了我党的政治思想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优良传统.实施"以德治国"不会影响"依法治国",也不会导向"人治".     

从"天道"到"人道"--评《道德理性与社会控制》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儒学作为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意识形态,一直在社会各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尽管儒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阐释其思想学说,但基本精神都是一致的,即重建与规范一种社会政治等级秩序,重构儒家一以贯之的一种"修、齐、治、平"的政治价值理念,重塑一种以"天"道"理"为最高本体的、形而上学化了的政治伦理的宇宙观与哲学观;并通过人类世世相继的文化精神的超验性传承,将这种政治秩序、价值理念、政治伦理与哲学观念代代持续下去.他们试图重构以纲常伦理为超验形而上本体("天"道"理"),同时又以这种天赋合法的超验道德理性来指导人伦日用、进行封建社会有效控制与整合的尝试.     

建设现代法治政府问题的探讨

建设法治国家要求全面切实推进"依法行政"建设现代法治政府。为此,首先要大力克服认识观念上和实践上的"误区",科学界定并强化政府责任,健全政府责任法制,严格实施行政执法责任制度和强化行政权力的全方位监督机制,以保证政府的廉洁、勤政、务实和高效,促进政府切实保障公民权利。     

电子政务与政府管理创新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国际竞争更为激烈,原来国与国之间分散的企业竞争正在逐步发展成为以集中形式表现出来的政府竞争,世界市场上原来单一的企业利益争夺更为突出地表现为国家利益争夺。在这种新形势下,要使国家利益最大化,使一国在国际市场上经常处于有利地位,最重要的是有一个让国民充分放心的高效政府,要求大大提高政府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提高政府管理行为的效率和质量,提高政策操作的技能和水平,而这里最为关键的是政府管理创新。在信息和网络时代飞速发展的今天,信息技术有力地支撑了政府创新活动,建立电子政府,实现政务信息化,已成为政府创新的重要途径和必然选择。     

国家悖论与市民社会的构建

诺斯的“国家悖论”深刻地揭示了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双重作用。即国家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国家悖论”在中国转型时期也客观存在,如何破解“国家悖论”是非常重要的,对中国转型期政府职能的转变也有现实意义。“国家悖论”的原因是国家也是个“经济人”,也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国家悖论”的实质是国家权力悖论,即国家的权力超出了它本来的界限。因此,应限制国家的权力构建强大的市民社会来解决这一悖论。     

国家概念再探析

人们对国家的理解是多种多样的。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是工具性的,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西方近代资产阶级契约论的国家观也是工具性的,国家是人们为了自保和实现自我福利而通过契约而组成的一种机构,以实现签订契约者的利益;政治经济学的国家与二者的国家实质指的都是政府。中国传统的国家观是家国同构的,国就是家的扩大版;还有一种要素说的国家观,国家的实质是国家是一种特殊的共同体。作为共同体的国家可以解构,也可以重构,国家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可能消失。     

列宁对恩格斯国家理论的实践反思

恩格斯是将国家服务性和国家权威性联系起来并作出辩证理解与说明的第一人.恩格斯视国家权威性向压迫性异化为国家的"祸害",认为巴黎公社的革命性措施有力地避免了历史上不断重复的国家职能蜕变.列宁将恩格斯的国家理论付诸实践,在苏维埃国家建设中,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恩格斯的国家理论.列宁提出:建立国家管理专门队伍,保持国家管理机关相对稳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该永不间断地学习,持续提高思想业务素质;加强对公务员的监督监察,防止"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列宁对恩格斯国家理论的实践反思,至今仍然是值得借鉴的宝贵财富.     

论法理型政府权威的一般理论

政府作为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源之一 ,权威的维系是政府首要的利益。文章着重阐述政府权威的一般理论 ,通过对权威、权力、政府权威、合法性等一些基本概念的释析 ,以及对传统型、卡里斯马型和法理型这三种权威类型的分析、比较 ,得出了法理型政府权威是历史发展方向的结论 ,并提出了法理型政府权威的合法性基础 ,为构建法理型政府权威提供了理论依据。     

政府利益内在性的抑制与政府信用建设

政府利益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它可能促进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增强政府信用,也可能背离、侵犯公共利益,破坏政府信用.当政府利益内在性倾向缺乏有效约束和规范时,就会为权力腐败提供恶性膨胀的空间,导致对政府经济信用、政治信用以及社会信用的破坏,制约服务型政府的构建,因此,需要创新政府管理方式、监督机制以及政府官员的绩效评估体制,有效抑制政府利益内在性倾向,使政府保持良好信用.     

中西方古代政府理念比较

中西方古代存在不同的政府理念。在政府起源方面,中国认为政府是君王“受命于天”而设立的,西方则认为政府是人们通过“相互约定”建立的;在对权力性质的认知上,中国认为政府权力只能是“君主独制”,西方认为权力具有“公共性”;在制约权力方面,中国主张以君主的内在修身为主、以外在约束为辅,西方则主张以权力制衡为主;在对最高统治者的认知上,中国认为最高统治者就是“天子”,而西方认为统治者是“民选执政官”;在对政府官员的认知方面,中国认为官吏就是“事君之臣”,西方认为是“公职人员”;在对政府的管理对象的认知上,中国认为老百姓是天子之民,西方认为老百姓就是国家的公民。     

浅论健全法律监督体系是遏制权力主体腐败的基本手段

滥用权力是产生权力主体腐败和渎职、失职行为的直接原因,建设以国家权力机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律监督体系,是防止、遏制、惩治权力腐败,使政府及其公职人员廉政及社会风气清明的基本手段。     

论法治型政府的构建

法治型政府成为十年政府改革的目标之后,亟待从理论上对法治政府的内涵、目标体系及实践路径加以解读。其中,法治、政府、法治国家、法治社会、依法行政、法治行政等范畴的厘清成为体认法治型政府内涵的理论前设。以此为基础,政府职能、权限、行为与主体的法治化共同支撑起法治型政府的目标体系。在目标指引之下,坚持价值整合与制度创新、主体自律与他律监督、内部自发与外部促动的结合路径,法治型政府的构建才具有达致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