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经翻译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文化交流看翻译的价值

本文从文化传播的角度 ,就佛经翻译对传播佛教文化及其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进行研究 ,认为它顺应文化交流的需要 ,通过组织形式、方法、技巧等的调整 ,扩大了佛教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这表明成功的翻译就是一次成功的文化传播 ,并且昭示出翻译的终极价值在于促进外来文化的内化和推动译入语文化的发展。     

朦胧中清晰的轮廓:中国翻译历史及理论发展之佛经翻译探索

虽然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然而典籍浩瀚、哲理丰富、蕴含广博深奥的佛教是世界上其它的宗教都无法与之相比。纵观中国翻译事业,佛经翻译不仅是中国翻译的起点,且悠久的中国翻译史有半部是佛经翻译史。佛经的翻译有力地推动佛教的传播与发展,对中国历史、政治、宗教、哲学、文化等诸多领域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同时为中国翻译理论奠定坚实的基础。佛经翻译活动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     

《红楼梦》佛教文化用语英译探析 ——以霍克思译本为例

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蕴涵着佛教精神,佛教中的"色空"理论、禅宗思想均对全书的内容、结构、思想产生了影响。原文中有大量具有象征意义、蕴含着佛教哲学思想的佛教文化用语。文章通过分析霍克思《红楼梦》英译本中佛教文化用语的翻译方法及翻译策略,探讨佛教文化对中华古典文学的影响,以及英语世界对中国佛教文化的解读与接受。     

翻译在佛教中国化中的作用

历史上印度文明对中国文明的影响通过佛教而实现,佛教又通过翻译而传入中国并中国化,佛经翻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翻译在佛教传入中国中究竟发生了何种影响,这些影响又是如何发生的,却并非不言自明,而无论佛教教理在翻译过程中做出了何种适应中土价值的变通,佛理佛经在中国化过程中有过何种适应中土具体情况的传播方式和翻译机制,佛经翻译对中国文明的成长都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     

佛经翻译策略与佛教的中国化

佛教中国化既是异族文化思想在本士传播规律的必然要求,也与佛教界人士所采取的正确传教策略有不可或缺的联系。就佛经翻译而言,它既是传播佛学的手段,又是佛教扎根于中国的前提。为了适应佛教中国化的需求,归化策略必然成为译经者首选的翻译策略,它能在佛经翻译中把统治阶级利益和向往佛法人士的阅读需求结合起来,推进佛教中国化的进程。     

西安佛寺在城市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建设世界文化大都市,已经成为近年来西安文化建设中引人关注的议题;在中国佛教史上,西安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一直是中国佛教研习和弘传的中心;西安市区佛教寺院众多,不仅是都市佛教文化建设的重镇,而且在当代中国佛教文化建设中产生着广泛的社会影响;如何发挥这些寺院在都市文化建设的作用,形成佛教文化和现代都市文化建设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和谐互动关系,对于推动社会进步,有一定的思想价值。     

10—14世纪丝绸之路上的佛教思想与汉文化认同——以高昌回鹘佛教文献为中心的考察

10—14世纪高昌回鹘国的佛教思想以中原大乘佛教思想文化为主体，体现在对心性论思想的重视、对净土信仰的推崇、“三教合一”和佛教世俗化、简易化思潮的流行等方面。高昌回鹘的佛教文化在整体上是宋元中国佛教文化及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昌回鹘对中原佛教文化的认同极大推进了其与中原地区的民族和文化认同，以及多元一体中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同时，高昌回鹘佛教思想及其文化认同也是10—14世纪丝绸之路佛教文化的重要特征。     

勒菲弗尔对中国佛经翻译的误读

在《中西翻译思想》中勒菲弗尔对比并分析了佛经翻译与圣经翻译的文化背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佛经翻译的特点。但是勒菲弗尔对于中国佛经翻译文化背景的解读并不全面,因此他对于佛经翻译中的口授,翻译文体,忠实观等存在误读,并且过去强调佛经翻译初期无原本这一偶然性的影响,甚至把它归结为一种文化传统。     

试论中国佛教思想的主要特点及其人文精神

中国佛教在漫长的中国化的过程中 ,形成了它鲜明的不同于印度佛教的思想特点与文化精神。中国佛教思想究竟有哪些特点 ?这些特点是如何产生的 ,又对中国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产生了哪些影响 ?中国佛教文化的基本精神如何 ?对这些问题 ,人们可以见仁见智 ,有不同的看法。但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却是有意义的 ,它不但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国佛教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 ,而且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中国佛教文化的历史价值与现代意义。     

沈从文与佛经故事

一佛教文化早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部分。佛教自汉传入中国,影响深远,在世界文化史上,也属罕见。佛经对中国古代哲学宗教伦理影响很大,而且对文学艺术,也有重大影响。佛经故事的传入,是中国小说创作的“新的种子”和“催产婆”。鲁迅认为中国六朝鬼神志怪小说之兴起,莫不受动于佛教的传入。“魏晋以来,渐译佛     

佛经翻译与汉语四字格的发展

佛经翻译利用并激活了汉语固有的四字格模式,使其构词能力大大加强,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汉语四字格的蓬勃发展。首先,佛经翻译的影响是汉语双音化在魏晋时期步伐加快的重要动因,由此导致了多种构词法的增长和完善;其次,佛经翻译对新文体及与之相适应的四字句的选用,促成了汉语四字格独特的2+2节奏倾向的形成;再次,佛经翻译的口语化倾向影响到各种通俗文学体裁,尤其与后代白话小说中大量出现的四字格俗语有关;最后,源于佛教的四字格成语占了汉语史上外来成语的最高比例,它们与汉语成语融会在一起,成为汉语的有机组成部分。     

论梵语《入楞伽经》中的汉译偈颂

在梵语文献中,与韵文相关的术语是比较丰富的。偈颂在佛经中运用十分广泛,一般佛教经典都包含（诗体）偈颂,一些佛教经典是（诗体）偈颂写成的。诗歌翻译作为一个高度选择的翻译策略问题。后汉、魏晋以来。佛经中的偈颂一般以中国传统的四言、五言的诗歌形式翻译,但不再强调音韵格律的严整。汉魏的佛典偈颂翻译已经出现七言诗体的形式,唐代七言诗体成为偈颂翻译的基本形式。     

《杂宝藏经》词语随札

随着汉译佛典的传译 ,大量佛经文献渐次形成 ,新词 (此处指非佛教专业用语 )新义亦随之产生 ,这成为一支影响汉语发展的不可忽视的成分。但从目前流行的几部大型语文辞书的编纂状况来看 ,普遍存在着忽视汉译佛经文献的现象 ,造成收词不全 ,义项不完备之弊 ,不能完整地反映汉语发展的历史状态。从《杂宝藏经》中的一些列子 ,可看到佛经词汇在辞书编纂中的作用。     

格义：辜鸿铭对儒经的文化翻译

格义源自我国最初的佛经翻译,是两种不同文化会通初期的有效途径。我国儒家文化与西方文化交流的初期,辜鸿铭采用西方文化格义东方文化,对儒家典籍进行了文化翻译,在西方社会获得成功。然而格义本身所具有的局限性,势必会导致译文对原文的失真。在当今的文化交流形势下,辜鸿铭的儒经格义翻译带给当代文化译介的启示是坚持翻译的“陌生化”,保留异域文化的特色,保持文化的多元化。     

"戏场":从印度到中国——兼说汉译佛经中的梵剧史料

“戏场”是汉语中的一个复合词 ,却最早出现在建安初的汉译佛经中 ,并在晋、唐之际的佛经中多次被使用 ,指印度的歌舞、百戏、戏剧演出场所 ;隋唐时期汉族文人的著述中多用以指与佛教有关的场所 ,宋代始用以指优戏演出场所 ,完成了它“出口转内销”的过程。汉译佛经中保存了一些梵剧史料 ,对于研究早期梵剧及其与中国戏剧的关系 ,弥足珍贵。梵剧中的“引线匠”与南宋杂剧中的“引戏”、安徽贵池傩戏中的“报台先生”酷似 ,说明梵剧对南戏进程已构成实质性影响。     

探寻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的发展历程

我国传统译学理论的发展,基本上与翻译史相对应,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四次翻译高潮: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和鸦片战争后的西学翻译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至解放后的第四次翻译高潮.每次翻译高潮都会同时涌现出大批翻译家和翻译理论.我国传统翻译理论体系从最初道安的"案本"、玄奘的"五不翻"、严复的"信达雅"到后来傅雷的"神似"、钱钟书的"化境",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深化的历程.     

论求那跋陀罗与如来藏学说

求那跋陀罗是南朝时期重要的佛经翻译者,也是古代中国最重要的大乘如来藏学说的传播者,考察求那跋陀罗的佛经翻译活动有利于揭示如来藏学说的内在思想体系及其演变进程。大乘如来藏学说起源于原始佛教经典,他所传播的如来藏思想主要包括如来藏、佛地、自性清静、如来空智、第七识（阿赖耶识）和三乘一乘等。     

从佛经汉译看中国典籍英译的概念体系建构

在长达千余年的实践和理论探索中,佛经汉译走过了一条漫长的历史道路,积累了很多成功的经验,这些经验对当今的中国典籍英译具有启示作用。文章通过考察佛经汉译中原典概念体系的建构过程和评价《一切经音义》及《翻译名义集》等辞书的理论贡献后得出结论：（1）典籍翻译中概念体系的建构是个历史过程,概念术语的翻译有继承性;（2）适时编写相应辞书对概念术语英译进行理论总结,形成一些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