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与主观生活质量--以北京、上海、广州为例

对我国经济发达地区的北京、上海、广州三城市居民生活满意度进行比较研究,以三城市居民的问卷调查资料为基础,比较分析了三城市居民主观生活满意度的差异以及个人月收入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上海居民满意度最高,广州其次,而北京最低;同时还发现,在经济发达地区的个人月收入对生活满意度影响程度不如想象的那么大,人均GDP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值得进一步探讨.     

经济发达地区居民主观生活质量的多重影响因素——基于北京、上海、广州三地的调查

休闲活动状况、公共生活以及社会比较是影响经济发达地区居民的主观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2008年CFPS对北京、上海、广州三地的调查数据显示,休闲活动对于主观生活质量具有明显的改善作用,但是某些休闲活动对主观生活质量的作用其实反映了社会经济地位对主观生活质量的影响;公共生活作为影响居民主观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在以后的研究中不应该被忽略;社会比较对居民的主观生活质量具有十分显著的解释力。     

中国10城市环境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调查报告

传统的环境监测指标虽然涉及多个方面,但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还需要考虑居民对城市环境和生活满意程度的主观感受指标。选用绿色环境满意度问卷和生活满意度问卷,在全国8大区域选取了有代表性的10个城市的11 689位市民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环境满意度由高到低的城市排名依次为:昆明、成都、北京、上海、武汉、西安、乌鲁木齐、哈尔滨、兰州、广州;生活满意度由高到低的城市排名依次为:成都、哈尔滨、昆明、乌鲁木齐、北京、西安、上海、兰州、武汉、广州。不同人群在环境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上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总体上来看:女性对环境和生活满意程度显著高于男性;年龄越大,对环境和生活的满意度越高;工人和农民的环境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最高;受教育程度越高则对环境和生活的满意程度越低;汉族与少数民族的环境满意程度没有显著差异,汉族的生活满意度高于少数民族;在某个城市居住时间越长,环境和生活满意度越高。总体而言,中国10城市环境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整体偏低,还有很大的提高空间;在10个城市中,昆明、成都的环境和生活满意度都靠前,兰州、广州的环境与生活满意度都靠后。     

经济收入与主观生活质量——对影响主观生活质量的收入因素的实证研究

生活质量和经济收入之间的关系是目前学界关心的一个焦点问题。研究以对全国8个城市1 600多个样本的实证调查的调查数据为基础,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和对应分析等方法,对影响生活质量的经济收入因素做了定量分析,揭示了个人的经济收入状况与主观总体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结论指出影响主观生活质量的主要是收入效应即在物质财富还相对有限的阶段,个人收入的增长确实能够带来更高的生活质量,而且高收入和高的主观生活质量满意度存在着十分明显的对应关系。     

西部城市居民主观生活质量比较研究——以昆明、兰州为例

在对西部城市昆明和兰州I居民的主观生活质量进行的比较研究中发现：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满意度存在显著的地域性差别；某些个体特征差异（如文化程度、就业状况和个人收入）对人们的满意度差别有一定的解释力，而另一些个体特征（如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则没有解释力；工作、消费与公共政策满意度是影响人们生活质量总满意度的较为重要因素。     

我国京、津、沪、渝四直辖市居民生活质量的比较研究

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命题之一.生活质量的高低虽是人们的主观感受,但更是可以通过选取指标来进行量化比较分析的.选取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四直辖市为样本,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四市居民生活质量进行了比较分析和排名,并对进一步提高四城市居民生活质量提出相应建议.     

社会空间特性对城市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以长沙市为例

通过对长沙市五类社区的调查,运用对应分析法分析五类社会空间居民的生活满意度,认为社区类型与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相关关系;城市居民生活满意度总体上比较高,但弱势心理降低了中高档社区居民的生活满意度,但也明显高于低档社区居民的生活满意度。提高城市居民的生活满意度的措施,一是应加大对贫困群体的支持力度,提高低档社会空间的档次;二是应大力推进城市社会建设,促进社会空间融合;三是创新社会管理理念,消解中高档社区居民普遍的弱势心态。     

环境质量主观评价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基于黑龙江省民生调研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2018年黑龙江省民生调研数据,运用有序概率模型,研究了环境质量对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结果显示:环境质量对居民生活满意度有显著正向影响效果,且生活饮水质量、生活垃圾处理质量因素对生活满意度显著正向影响效果大于空气质量对其正向影响效果;由于不同收入群体对环境质量关注程度不同,中低等、中等、中高等相比低等、高等收入群体更关注环境质量问题。本文对于更好地研究环境质量与生活满意度二者之间的关系,探究各收入群体对环境的关注程度有一定的理论研究价值。     

扫黑除恶的福利效应——基于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实证研究

黑恶势力是社会毒瘤，严重危害着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降低了居民的安全感和幸福感。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6年度数据，从居民生活满意度视角检验了黑恶势力对居民福利的影响，结果发现地区黑恶势力犯罪会显著降低居民生活满意度。机制检验发现，黑恶势力能够通过阻碍居民经济价值实现、降低居民自身发展预期和心理健康水平、恶化地区治安环境和政府治理绩效的渠道降低居民生活满意度。异质性检验发现，黑恶势力在经济欠发达、人力资本较低、法治基础薄弱和公共安全投入较低地区的负效应更大，对农村、低收入和低学历居民造成更严重的福利损失。这一发现从居民福利角度为扫黑除恶专项行动提供了理论依据，为建立常态化扫黑除恶机制提供了指导，对进一步提高居民福利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西部城市居民主观生活质量比较研究--以昆明、兰州为例

在对西部城市昆明和兰州居民的主观生活质量进行的比较研究中发现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满意度存在显著的地域性差别;某些个体特征差异(如文化程度、就业状况和个人收入)对人们的满意度差别有一定的解释力,而另一些个体特征(如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则没有解释力;工作、消费与公共政策满意度是影响人们生活质量总满意度的较为重要因素.     

中部地区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现状与评价——郑州、武汉和长沙主观生活质量比较研究

除了经济水平的提高和客观物质生活的相对丰富以外，和谐社会应当更加关注居民的主观生活质量，理解社会发展进程在其成员中的心理反映和情感体验。郑州、武汉、长沙三个重要中部城市居民生活质量主观满意度的比较分析表明，经济发展并非必然带来主观满意度的提高；物质拥有与消费情况对主观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在降低；居民在公共服务、包括公共医疗卫生服务、公共休闲设施、公共基础设施等方面，以及公共政策，即解决贫困问题、下岗问题政策、教育政策、环境保护政策方面的满意度较低。     

民族地区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当前,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已成为各级政府的执政目标。全面小康背景下,如何继续提高民族地区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和获得感,是理论和实践层面的重大问题。本研究运用八个民族地区调查点的居民调查数据,呈现了现代化背景下民族地区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民族地区调查点居民的个体和家庭特征、城乡区域和就业等因素都会对生活满意度产生影响,需要从劳动就业、家庭生活等层面完善民族地区的社会政策,提升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和获得感。     

关于城市农民工生活质量的调查与研究--基于河南省郑州市的数据

城市农民工的生活质量包括客观生活质量和主观生活质量。客观生活质量具体表现为居住状况、工作状况和权益保护、消费状况、婚姻家庭生活、社会交往、闲暇生活、健康状况7个方面,主观生活质量用生活满意度来测量。通过问卷调查,发现：城市农民工的居住环境较差、收入偏低且权益难以得到保障、婚姻家庭生活质量不高、社会交往主要局限于初级社会关系网络、闲暇生活单调、身体健康状况普遍较好。城市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以生活内容诸项排列,从高到底依次为：婚姻生活满意度、人际关系满意度、闲暇生活满意度、就医状况满意度、居住满意度、收入满意度。尽管城市农民工对生活各个方面的满意度有一定差别,但总体上感到比较满意。导致城市农民工生活质量较低的原因有很多,社会排斥是其中之一。城市农民工由农村进入城市后,遭遇了城市对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交往方面的排斥。要提高城市农民工的生活质量,须改革户籍制度,降低城市农民工市民化的门槛;建立覆盖城市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城乡一体的用工制度;积极组织一些文化娱乐活动,提高城市农民工的闲暇生活质量。     

故乡眷恋、城市适应与农村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

基于城乡双重空间分析框架,采用2014年流动人口监测数据探究农村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在表征城市适应的经济、文化、社会和心理这四个维度上,前三个对生活满意度有显著正向影响,心理适应的影响不显著;反映故乡眷恋的乡土文化认同对生活满意度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家人留守对生活满意度却有负向显著影响,耕地的影响不显著;故乡眷恋与城市适应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呈现张力效应,城市经济适应水平越高,乡土文化认同对生活满意度的正向影响越小,但家人留守的负向影响并不受城市适应水平的约束.因此,提高农村流动人口的城市适应水平、破解家庭离散化困局对生活满意度的提升和城乡社会的统筹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中部地区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现状与评价--郑州、武汉和长沙主观生活质量比较研究

除了经济水平的提高和客观物质生活的相对丰富以外,和谐社会应当更加关注居民的主观生活质量,理解社会发展进程在其成员中的心理反映和情感体验.郑州、武汉、长沙三个重要中部城市居民生活质量主观满意度的比较分析表明,经济发展并非必然带来主观满意度的提高;物质拥有与消费情况对主观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在降低;居民在公共服务、包括公共医疗卫生服务、公共休闲设施、公共基础设施等方面,以及公共政策,即解决贫困问题、下岗问题政策、教育政策、环境保护政策方面的满意度较低.     

政府亲贫式支出、家庭收入门槛与居民幸福感

运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3)大样本微观数据,实证研究我国政府亲贫式支出是否可以引致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提升,结果表明:第一,亲贫式支出与居民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并且居民幸福水平的提升更依赖于社会保障服务的满意度。第二,亲贫式支出对城乡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教育服务主要影响城市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而医疗服务和社会保障服务主要影响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幸福水平相对较低的群体需要更多的亲贫式支出。第三,家庭收入与居民幸福感之间存在U型关系,亲贫式支出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增进效应比城市居民更为明显。此外,政治面貌、健康状况、婚姻、个人社会地位等均能直接提高居民幸福感。因而,提高亲贫式支出的使用效率,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缩小收入差距,是提升居民幸福感的重要手段。     

收入、收入满意度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实证研究——来自江苏的证据

通过对来自江苏的1532个样本逻辑回归发现,绝对收入水平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不显著,相对收入水平、收入满意度对主观幸福感影响显著;收入满意度则受绝对收入水平以及社会收入分配状况的影响。因此,在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政府一方面仍要继续保持经济稳定增长,不断提高居民的绝对收入水平,同时更应通过收入分配政策,促进收入公平分配,提高居民的收入满意度与主观幸福感。     

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来自北、上、广、深、苏五市的经验证据

金融发展在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中表现出一定的异质性。选取二线城市苏州与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四大一线城市1990~2010年的相关年度数据,建立面板模型对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相关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在对比分析变截距模型与变系数模型回归结果的基础上,探讨金融发展在促进区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中的异质性,总结金融发展水平对区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所发挥的作用,并对类似苏州的较发达二线城市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出政策建议。     

江苏省城乡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使用江苏省13市750名老年人的问卷调查数据,对城乡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有序回归分析。结果显示,47. 37%的老年人表示对当前生活比较满意,19. 94%的老年人表示非常满意。江苏城乡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年龄、生活自理程度、是否患慢性病、健康自评等个人因素,收入、与子女的关系、是否感到孤独等家庭因素以及所在社区是否有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等社会因素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有显著影响。提升城乡老年人生活满意度需要从个人、家庭、社会三个方面共同努力。     

社会流动与居民收入分配公平满意度

提出理论假设,构建Ordered Logit模型,基于3 109份问卷调查数据,对社会流动与收入分配公平满意度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1)户籍流动对收入分配公平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户籍与受教育年限的交互项对收入分配公平满意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2)收入向上流动对收入分配公平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村居民绝对收入越高,城镇居民相对收入越高,其收入分配公平满意度越高。(3)教育流动对收入分配公平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实现代内教育流动的城镇居民和低收入居民,其收入分配公平满意度依次高于农村居民和中等收入的居民。(4)个人的职业与职务等级越高,其收入分配公平满意度越高;职业与职务向上流动对收入分配公平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一研究结果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促进社会流动(户籍流动、收入流动、教育流动、职业与职务流动),特别是促进底层群体向上流动,不仅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而且能够显著提高居民收入分配公平满意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