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韩非人情论的价值观意蕴

韩非的人情论不是没有善恶判断的价值中立,置于“相为”关系中就会发现,它蕴含着鲜明丰富的价值观。韩非认为“父诮子怨”的自为心是依赖相为关系而产生的,因而主张“以利之为心”的利他价值观。韩非不是将利他作为善恶的标准,而是作为维护相为关系的方法,它具有工具性价值,终极目的在于通过相为关系凝聚国力、统一天下。只有坚持长远利他,才能增进不同主体的共同利益进而巩固相为关系。富强也是相为关系中不同主体的价值观共识,君主的利他体现在满足臣民的富贵愿望,臣民的利他体现在满足君主的霸王愿望。韩非更深入地认识到自为心会导致君臣利异,根源在于臣民想获得法律制度规定之外的利益。针对君臣利异,韩非提出了公、私之分,公利是践行法治所增进的国家利益;私利不是一般意义的个人利益,而是破坏法制所获得的个人利益。君主要守护公利,要防止臣民破坏法治。韩非强调把公利作为需要维护的核心价值观。     

论臣民的罪感意识

在基督教文化中 ,人有原罪意识。这与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相反 ,我们的文化主流是高扬人的价值。但进到社会领域 ,情况就发生了天上地下的差别。在有关社会关系的主流文化与观念中 ,只有帝王是“天子”、是最尊贵的。在君主面前 ,一般而言 ,臣民都是天生的孽种、是君主的负债者、是谬误的载体、是有罪的。在某种意义上说 ,这也是一种“原罪”意识。几千年来形成的臣民罪感意识 ,几乎成为人们一种自然的本性。     

韩非“势治”新论

“势”及“势治”因为涉及君主权势,往往与君主的个人性挂钩。但事实上,韩非包括“势治”在内的政治学建构,旨在塑造某种政治权威。在权威的效力影响下,臣民自发地趋向于“富国强兵”的共同体目标。权威并非君主个人意志的体现,权威的效力指向的也并非君主之私利,由此,“势治”呈现出公共性和客观性。此外,“处势”的主体乃是平常的“中主”,这就排除了君主个人性因素在治理中的作用,将治理的关键归结于制度,这体现了先秦黄老和法家的制度治理精神。对韩非“势治”的整体性分析,有助于重新审视韩非的政治哲学,尤其是其法哲学中的正当性与合理性。     

韩非的人才管理思想略论

韩非子哲学思想体系中具有现代管理的合理内核,他的人才管理思想对君主而言是“治吏不治民”,这实质上是一种重君、保君、役使臣民的思想。围绕这个主题,韩非子从多个侧面为保障君权,行使君术以役臣民,提出了种种设计,这其中君对自身的管理和对吏的管理是他论述的主要内容,从而形成了其“君…臣…民”的管理系统。     

儒家思想的社会契约性质

儒教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献给君主的一个温柔的紧箍咒.为了得到与秦始皇下场不同的长治久安与人民内心的尊奉,君主必须自身接受儒教伦理的约束,即以民本主义为政治的出发点和目的.而君主接受民本主义的好处,就是君主制度的神圣化、伦理化与不可侵犯性.这就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和皇权的一次最为重要的妥协,一个古代中国最为重要的社会契约!这个社会契约的核心同样也是对专制权力的限制,它理论上最大的受益对象,是有别于契约双方的第三者-百姓.     

传统公私观念与现代公民观的歧义与差距

一　　从春秋战国迄今两千多年来 ,公私关系问题一直是学者们争论的话题。对于公私关系的不同认识形成了多种公私观念 ,从政治思想层面看 ,传统公私观念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两种类型 :第一类 ,以君主之私为天下大公的公私观念。这种类型的公私观念 ,其内在的价值规定是君主之私凌驾于国家之公之上 ,国家之公又凌驾于臣民之私之上。在表述上则强调崇公抑私、立公去私。中国传统道德推崇以德配天 ,追求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 ,而天德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至公无私。这类公私观认为君主的德行上应天德 ,于是大力崇公抑私 ,甚至要求“以公灭私”。在传统…     

论儒家民本主义及其现实价值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首倡思想解放的伟大的思想家,他创立了人本主义的儒学。儒学中有不少精华,民本主义是其精华之一。民本主义是人本主义在政治思想方面的重要内容,它在我国历史上曾经产生过重要影响,发挥过巨大的作用,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一民本主义是儒家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儒家认识到民众在国家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这是儒家政治思想的人民性和进步性的表现。我国的民本思想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孟子在孔子仁学的基础上,集西周以来民本主义之大成,首先把“人民”放在国家“三     

黄宗羲的民本思想及其对限制专制君主的构想

黄宗羲的思想实质上是传统的儒家民本主义思想。他倡导的主客论说的是谁为谁服务的问题,并非是由谁来决定国家的大政方针。他提出限制君主极端专制的构想:一是君臣共治,二是学校议政,三是恢复方镇。当时的社会条件,还不足以使黄宗羲产生民主主义思想。     

“三纲”源于法家

西汉董仲舒首次明确提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①强调上下等级的绝对臣服关系。对这一维护封建专制的伦理教条,学术界多以为源自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其实不然。孔子固然没有、也不可能有取消君臣、贵贱之别的思想,仍希望上下有分,等级有序。然而,他所理想的等级名分是在上者尊贤礼士、施泽于民;在下者安分守已、不犯上作乱。因此,在君臣、君民关系上,孔子首先强调的并不是臣民对君主的绝对盲从,而是君主对臣民的义务和责任。他要求为政从自身做起,国君必须“正身”。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②又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     

中国伦理与政治思想体系论纲(上篇)

<正>任何民族都有其文化传统,否则将沦为他民族之附庸。中国在几千年历史过程中,始终保持着独特的文化传统,而伦理与政治则是其主要组成部分。中国伦理政治经历了君本主义、民本主义、君主民本主义、民本君主主义,民主立宪主义和三民主义六个发展阶段。     

孟子的民本主义政治哲学

孟子的民本主义思想主要着眼于民生的问题,即民众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这既是天命又是民意,更是君权的统治基础。孟子的民本主义思想的本质在于“用民”,仍然是一种“术治”的理论,安民的目的在于缓和社会矛盾,维护封建社会等级秩序,民本主义的本质在于君本。     

身体思维与中国古代治道观的形成

早期中国在身体思维的视野下形成了一套系统的治道观。在治道的目的层面，古代思想家将国家视为一种放大的身体，强调治国与治身的相通性，以身体层面的中和境界为基础而展开对治道目的的论说。在治道的内容层面，古代思想家往往从身心一如的角度出发，以心与身的一体性来论说国君与臣民一体性，并在此基础上突出心对身的内在调节性，借此彰显君主对臣民所承担的“养”与“教”的责任。在治道的途径层面，古代思想家经常将身体视为权力规训的对象，主张通过对身体的内在与外在的规训，即“礼”与“刑”两种途径来实现良善治理。这种身体思维视野下治道观长期被坐实到具体的政治运作中，由此而形塑了古代中国特有的治理模式。     

近代日本“民族国家”论

个体的政治地位是决定国家性格的重要因素。近代日本的“国民”是一个矛盾的复合体。它一方面因缺乏主体性而表现为“臣民”,另一方面又实现了与国家的紧密结合。因为没有本来意义上的国民,近代日本就不能称为“国民国家”,而只能是“民族国家”。     

论袁世凯与中国近代宪政运动

中国近代宪政运动是在君主宪政和共和宪政两条路线上交替进行的,其中有君主、臣民、外力三股力量相互运动。袁世凯的命运与中国近代宪政运动紧密相连:他因顺应中国近代君主宪政运动的潮流而崛起;亦因顺应中国近代共和宪政运动的潮流而当上中华民国大总统;最后则因逆中国近代共和宪政运动的潮流而动而走向灭亡。     

船山爱国思想以忠君为内核

<正> 王船山以君臣为大伦,为明朝君主奋斗到最后一息,说明——在明清交替的社会大变动时期,王船山的以君臣为大伦的忠君观念,成了他爱国主义思想的内核.正是基于这一思想,他为明朝君主呕心沥血直至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在王船山看来,要解决社会由乱到治的问题.关键在于臣民必须忠君,在于严格地维持封建宗法君臣的关系。因此,不管君主坏到何等程度,臣民只有救君失误之责任,而无咒君、辱君甚至反君之道理.就是说,即使是暴君在位,也只能听其自亡。他说:     

“忠”观念先秦演变考

“忠”这一观念产生于春秋初期,它首先是规范君主的政治伦理原则,它要求君主“忠于民”,具体表现就是要“思利民”,这是由当时的国家形态、原始民主传统所决定的。春秋中期以后,“忠”作为政治伦理原则,由要求君主“忠于民”演变为要求臣下忠于社稷和公家之事、忠于君主,但忠于君主是依附于忠于社稷和公家之事的,而且忠于君主是有条件的;另一方面,“忠”演变为一般道德规范,要求君子也就是当时的贵族“考中度衷”,为人谋尽心无隐。“礼坏乐崩”的现实、新的君臣关系以及“士”阶层的迅速崛起决定了这一演变。战国时期,由于郡县制与君主专制政体的形成、新型君臣关系的出现,“忠”作为一般道德原则的一面被抛弃;作为政治伦理原则,则成了对臣下的绝对要求,这在实际政治领域和一些思想家如墨子、荀子、韩非子的学说中有着充分的反映。     

考察公共利益发生的历史

公共利益是当今社会治理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向量,公共行政的全部活动目标都在于促进公共利益的实现.但是,公共利益并不是存在于一切社会中的,在农业社会的政治体系中,只存在共同利益而不存在公共利益,公共利益是在王朝治理模式向国家治理模式转型的过程中随着身份共同体的瓦解而生成的.也就是说,法律对主权者的替代,君主与臣民、主权者与臣民的对立的消解以及最终统一于公民这个概念之中,才是公共利益得以产生的政治基础.从当前的学术界来看,普遍认为法治国家是公共利益得以实现的保证.其实,在法治国家的框架下,关于公共利益的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是永远无法解决的,法治国家只能最大限度地在形式上追求公共利益的增长,而实质意义上的公共利益则是难以实现的.     

试论黄宗羲对“民”的解析

判断黄宗羲的思想是“民本“还是“民主“需要考察他对“民“的界定和解析。黄宗羲强调“民“本性上的不完善性,肯定了“民“的价值中心地位,明确了“民“的阶层分化和“民“追求自身利益的合理性。但是他认为“民“还不是自我解放的行动主体,依然是君主“教“、“养“的对象。因此他论述的“民“依然是“民本“范围内的臣民,而不是“民主“意义上的人民。     

薛福成经济思想中的民本主义倾向

机器殖财养民说、导民生财说、为民理财说和海外殖民说是晚清著名思想家薛福成的主要经济学说 ,具有明显的民本主义倾向。其中所蕴含的民本主义倾向呈现了两个特点 :“民”的内涵的扩大化和“养民”手段的多样化。     

论王符对汉代经学散文风格的突破

王符在继承汉代经学散文风格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又表现出背离和突破:以民间谚语作为论政的重要依据,以受汉儒鄙夷的五言句式写作自己《叙录》的大序,有时在论政中直斥当朝君主,突破了汉代经学文章“温柔敦厚”的文风.王符散文这种风格上的突破主要源于其思想中对先秦民本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复归,同时也是王符沉寂乡野,主动向民间文学学习的结果.这种突破虽然只是部分尝试,但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