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重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侯贵生１９１２年３月１１日，孙中山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名义颁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以下简称“临时约法”），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大创举，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文件。这部约法规定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家...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文化透视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１９１２）因具划时代的历史意义而备受推崇,它是我国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性文件,然而“临时约法”的制定者并未充分考虑到中国当时的实际,终使之成为一纸空文,但从宪法文化上看,“临时约法”的命运反映的是更广阔的文化传统对于“大典”和“朝纲”的处理法则。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宪法原则

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建立后 ,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推行民主政治、发展资本主义和实行社会改革的法令。其中最重要的成果是《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本文论述了《临时约法》的宪法原则 ,即人民主权原则、基本人权原则、法治原则、权力制约原则 ;文章还论述了《临时约法》在中国近现代法制建设史上的重要意义     

试论《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历史功绩

一九一二年三月十一日,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视之为民国的保证,“共和之命脉”革命的旗帜,并为之实施和恢复进行了长达近十年的浴血斗争。然而,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的论者在提到它的时候,往往一带而过;一些中国法制史的论者也没有给予应有的评价;有的甚至以“一纸空文”而蔽之。《临时约法》究竟是一份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件,还是一张没有用处的空头文书?在它问世七十年以后的今天,我们应该搞清楚这个问题,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评价它的历史功绩,恢复它的历史地位。     

关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制定的问题

对《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起草时间、主稿人及其制定过程,法学界、史学界著论颇多,但在这些著作中涉及上述问题时,多有出入.如一九三六年五月杨幼炯在《近代中国立法史》中说:"特于元年(即民国元年) 二月七日起,召集临时约法起草会议,名为编辑委员会,起草两次,由宋教仁主稿,会议亘三十日,至三月八日全案告终."一九八二年七月群众出版社出版的全国高等学校法学试用教材《中国法制史》中也说:"一九一二年二月七日,在孙中山主持下,参议院召开制定约法会议,由宋教仁主稿,经过两草,三十二天讨论,三月八日三读通过."这两书的论述,都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评析

1 二十世纪初,被内忧外患蹂躏得千疮百孔的中国,危机四伏,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在思考着对策与出路。人们不约而同地把注意力集中到政治制度上,变,大势所趋,不可逆转,可是变的结果、变的方式,却众说纷纭,大体上可以归结于两大阵营: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君主立宪派以康有为、梁启超为理论支柱,以张謇为代表,其宗旨为“只可立宪,不可革命”。当时的驻法公使孙宝琦的奏稿,集中说明了君主立宪派的主张:“仿英德日本之制,定为立宪政体,先行宣布中外,予以团结民心保存邦本”。既要“立宪”,又要“保存邦本”,这本身便很矛盾,更不用希望有什么建树了。一九○六年,清政府认识到“欲防革命,舍立宪无它途”,宣布“预备仿行宪政”;一九○八年,公布《钦定宪法大纲》,堂而皇之地声明“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君上神圣威严,不可侵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与《钦定宪法大纲》比较研究

辛亥革命前夕,由于满清政府的专制、无能和反动,古老的中华帝国遭到西方列强的瓜分,面临着亡国的危险。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把"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的理论引进中国,在国人中引起强烈的反响,促进了辛亥革命理论的产生。1911年10月10日,辛亥武昌起义爆发,紧接着许多省份、包括河南也发动了起义,从此结束了长达2 000多年封建专制王朝的统治,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辛亥革命胜利后,中华民国成立,它颁布的中国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与清政府的《钦定宪法大纲》有着根本的区别;男子剪辫子、女子放足以及服饰的变化是这个时期重要特征;另外,教育与出版业的变化也表现出民国的新气象。为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我们组织了一组文章,反映辛亥时期的社会变革,以飨读者。     

关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起草日期和主稿人问题——兼述《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制订过程

关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研究,法学界和史学界论著颇多。但这些著述均侧重阐述共内容,评论其意义,对它的制订情况,则往往一带而过,而且在这些简单的叙述中,对起草时间、主稿人,也多有出入,值得重新研究。本文拟就我们掌握的材料,对共起草日期和主稿人作些粗浅的论证,并略述其制订的过程,以期共同讨论。临时约法是什么时候开始起草的?它制订的过程怎样?一九八二年七月群众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法制史》说:“一丸一二年二月七日,在孙中山主持下,参议院召开制定约法会议,……经过两草,三十二天讨论,三月八日三读通过。”类似这种意见最早的著作,是一九三六年五月杨幼炯著《近代中国立法史》,在涉及这个问题时说:“特于元年二月七日     

从法理视角论《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缺陷

长期以来,我国内地学术界在论及《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缺陷时,主要是说它存在诸如反帝反封建不够坚决、没有明确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问题等等。其实,所有这些都是法律本身以外的政治问题,而非宪法本身的法理问题。从法理层面来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也存在不少缺点,它之所以很快被袁世凯撕毁,其本身存在的法理缺陷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值得我们认真加以总结研究。     

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看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比较准确和全面地反映了辛亥革命的斗争成果和新建政权的国家性质,是辛亥革命历史作用和历史地位的直接纪录.以往一些评论或者由于划定历史时间的差错,或者把"史"与"论"混淆起来,模糊了辛亥革命在中国社会发展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地位.     

权利与权力的规制:《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之宪政理念

辛亥革命不但结束了清朝统治,随之倒下的还有存在了两千年之久的帝国制度。《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诞生,标志着近代中国开始了自己的宪政试验田。《临时约法》确立的主权在民原则、基本人权原则、权力分立与制衡原则、法治原则及正当程序原则,为近代中国第一次开创了依法治国的先河。     

权利与权力的规制：《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之宪政理念

辛亥革命不但结束了清朝统治,随之倒下的还有存在了两千年之久的帝国制度。《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诞生,标志着近代中国开始了自己的宪政试验田。《临时约法》确立的主权在民原则、基本人权原则、权力分立与制衡原则、法治原则及正当程序原则,为近代中国第一次开创了依法治国的先河。     

《圣经》中的约法思想

"约"是基督教《圣经》中深具意味的一个关键词,约法思想构成了《圣经》文化的根本。《圣经》约法思想是建立在神人立约基础上的上下约法,这种约法与东方宗主权条约的文化模式如出一辙。《圣经》中的"盟约"既具有道德的属性,又是一种法律的戒命,契约所具有的主体平等、基于合意等的原则使它成为一种普世的道德、自觉化了的法律,具有将自律与他律融合为一的文化功能。《圣经》约法思想是希罗商业文明、日耳曼军事文化与东方希伯莱宗主制度的综合反映,是后世西方契约性社会结构深远的文化基型。     

论侗族《约法款》

民间文学的功能是多方面的。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品,在真正的民间文学领域中不曾多见,越是古代越是这样。本文所论侗族《约法款》,便是一部富有艺术色彩的民间法典。一、《约法款》的产生款,是侗族古代社会的一种民间自治和民间自卫的社会组织形式。款词,最初是一种与侗族古代社会款组织有关的民间念词,后来发展成为一种风格独特的侗族民间文学样式。     

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

1930年10月,蒋介石打垮了阎、冯、桂三派势力,取得了中原大战的胜利,上升到全国军事独裁者的地位。10月3日,他从开封发出江电,要求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遵从孙中山的遗教,召开国民会议,制定训政时期约法,使自己的独裁地位合法化。当时,国民党政府立法院院长胡汉民同意召开国民会议,但不同意在国民会议上制定约法,谓“总理全部遗教即属约法”,与蒋意见相左。1931年3月1日,蒋介石将胡汉民软禁于南京汤山,踢开了召开国民会议制定约法的绊脚石。3月2日,国民党中常会决定,由国民会议制定训政时期约法。5月5日,国民会议在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这部约法自1931年6月1日公布,迄于国民党政府1948年“行宪”,前后通用了十七、八年,是中华民     

“训政时期约法”与孙中山训政思想之比较

“训政时期约法”只是在字面和形式上与孙中山的训政思想有某些相似 ,而在根本精神和原则上很大程度上背离了后者 ,南京国民政府根据这部约法是难以顺利完成训政建设 ,实现宪政的     

中国共产党不赞成北伐吗?

1926年的北伐战争,是在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进行的一场反帝反军阀的革命战争。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推动和领导了北伐战争的进行,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但是,台湾编撰的“文献”,在谈“出师北伐案之通过”时,不顾历史事实,却说“共产党务尼吾行”,即曳止国民政府北伐的进行。李宗仁先生在回忆录中也说,“……中国共产党此时”“不赞成北伐”。为了辨别是非真伪,下面谈谈个人看法。     

孙中山与《民报》

《民报》为辛亥革命进行思想和舆论准备成绩巨大，但在反帝的宣传上软弱无力。     

军权立宪:《中华民国约法》的历史反思

由军阀权力控制出台的《中华民国约法》一直是后人批评的对象。军阀立宪反映了中国自有法统以来,传统一元权力思维模式自上而下传递的实质没有发生改变。反思以军权政治为特征的《中华民国约法》,可以为当今宪政建设提供相当的借鉴作用。     

法政大学中国留学生与《鄂州约法》的制订

清朝末年,朝廷及各省督抚的倡导,学子们对域外新知的渴求,造成了留学日本的热潮。在赴日留学生中又以学习法政者尤多,且进入法政大学就读者最为集中。法政大学为中国留学生提供的法学教育为中国输送了大量法学人材,这些人材对国内的民主宪政思想以及《鄂州约法》的制订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