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归纳逻辑性向解释面临的困境与发展

性向解释是在频率解释不能解决单个事件概率的情形下由波普尔提出来的。虽然波普尔的性向解释也没有解决为单个事件引入客观概率的问题,但与频率解释相比,它对概率论应用的情形提供了有用的扩展,并且“性向”这个术语并不仅仅适用于他自己的观点。由此,后期波普尔、米勒和费塞特发展了单个事例性向解释,吉利斯发展了长趋势性向解释。     

概率解释与概率逻辑

对概率的解释及据此而发展起来的概率逻辑是经典逻辑的最重要的扩展之一.它在哲学、数学、认知科学、人工智能等领域有着重要的应用,一方面是这些研究领域的工具,而同时又是这些研究领域的对象.本文通过对概率的解释进行大致的分类,对由各解释发展起来的概率逻辑分别做了介绍,希望据此对概率逻辑的发展做一个梳理.     

论概率解释理论

概率的解释问题是现代归纳逻辑中长期争论的基本问题之一。给概率概念一个定义,就是给概率演算以一个解释。由于概率的解释不同,以致于测定概率值的方法和构造该方法的推理规则就不同,由此便导致了不同的概率解释理论。概率解释理论主要分为三个派别——频率主义、逻辑主义和主观主义。本文试图以理论和技术上的完备性以及与科学验证、评价的实际过程的一致性为标准,具体分析这三派概率解释理论的成功之处和根本缺陷,并简要地阐明关于概率解释的多元性观点。     

论概率解释理论

概率的解释问题是现代归纳逻辑中长期争论的基本问题之一。给概率概念一个定义,就是给概率演算以一个解释。由于概率的解释不同,以致于测定概率值的方法和构造该方法的推理规则就不同,由此便导致了不同的概率解释理论。概率解释理论主要分为三个派别——频率主义、逻辑主义和主观主义。本文试图以理论和技术上的完备性以及与科学验证、评价的实际过程的一致性为标准,具体分析这三派概率解释理论的成功之处和根本缺陷,并简要地阐明关于概率解释的多元性观点。一频率主义解释关于概率的精确定义是1919年由频率主义的创始人冯·米塞斯(K·Von Mises)给出的;他把概率定义为:在长序列中事件发生的相对频率的极限,记作     

从“夹江打假案”谈行政诉讼中人民法院审判解释权

有限的法律规范与无限的现实世界的差别决定了司法活动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在行政诉讼中 ,当行政机关与法院对法律规范的理解解释与适用产生不同的看法时 ,法院有三种选择 :坚持法院的观点、尊重行政机关的看法或对分歧不作选择 ,每一选择都以一定原则或理论为指导。本文试图通过对“夹江打假案”的分析 ,来阐释审判解释权在何种情况下应尊重行政机关的看法     

因果推理研究的认知进路：基于人工智能视角

因果关系是人工智能实现从感知到认知需突破的关键问题，因果推理对于构建可解释的机器学习模型至关重要。用概率解释因果关系是一种自然主义观点。因果贝叶斯网络的运用表明，发现因果关系的人工智能归纳法面临因果马尔可夫条件的客观性解释难题。为保证归纳的因果模型符合我们理解的因果关系，因果认知理论体现了一种认知转向的非实在论立场。因果推理的认知进路昭示着概率理论从单一向多样化发展，主观与客观从对立到融合的可能性。     

法律解释的中国特色及其对我国法律体系完善的影响

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建成,但还不够完善,需要加强各方面的工作,法律解释就是其中颇具中国特色的一种完善法律体系的方式。法律解释的中国特色主要表现为:解释的结果不仅适用于个案,还普遍适用于所有类似案件;解释主体不仅包括法官,还包括司法机关、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解释对象不仅包括法条,还包括整部法律文件甚至几部法律文件的法律精神。这使得法律解释具有明显的立法性质,并在法律概念澄清与定义、不当法律制度的微调、法律漏洞的补充和法律空白的先行探索等方面发挥着完善法律体系的作用。     

宪法演进模式论纲

在现代社会,宪法演进是不可避免的。大体说来,宪法演进分为修改模式和解释模式两种。这两种演进模式的适用条件不同,分别存在于不同的适用领域,所以它们的并列是理所当然的。我国宪法的演进模式有自已的特点,但也存在不尽人意之处。我们应该建立宪法演进的解释模式,并完善宪法演变的修改模式。     

可作为方法论的范式解释

任何一种知识、认识、感觉和行为都要靠"范式"的(再)启动来形成。任何解释都是范式的运用。从认识论上来说,各种范式都是一些具有"结构"的应用模式,在心理学和神经学上,这些应用模式则是通过具有(协同和再)应用作用的神经元组合来协调、适应和"习得"的。从不变的、初始的不同"解释"到常规的、分类的和辩护性的解释,以及各种元解释,简述了解释的范式应用(即范式解释)的六个层次。构建性的范式解释是不可避免的。很多哲学问题都将必须沿着这些思路被重新表达、重新解释。     

类推解释及其系属性研究

类推解释不是推理方法在法律解释中的纯粹逻辑运用,而应视作为一种狭义的法律解释方法。明确类推解释的概念和系属问题,将更有助于狭义法律解释方法的系统科学性的建设。他们的准确适用有利于把握法律条文语义内涵、法律意蕴和社会意义,推动法律适用的有效性与公平性目标的实现。     

性向与因果关系：对性向解释的进一步研究

对因果关系如何与概率相联系这个问题的考虑导致了Humphreys’悖论的产生,单个事例性向解释和长趋势性向解释从不同的角度对Humphreys’悖论进行了解释。这两种性向解释形式还说明了性向与因果关系的联系,根据长趋势性向解释,性向不是表示原因的;米勒和后期波普尔的单个事例性向解释认为有条件的事件概率不涉及任何类型的因果联系,而费特塞把概然的因果演算看作是一种非科尔莫哥洛夫概率论。     

试论当代文艺理论对传统诗学的阐释

对传统诗学的系统阐释尤其是对经典的阐释 ,是多元对话语境中当代文艺理论保持自主性、寻求不断发展的重要因素。阐释传统的方式及视角肯定是个性化、多样性的。尽管个性化的传统阐释融入系统性的文艺理论框架会有许多棘手的麻烦 ,但对于一个有生命的理论体系来说 ,这是必要的。     

“务头”它说

自"务头"论出现以后,元代人不想论及,明代人又语焉不详,至清代由于唱法的失传、资料的不足终至难于索解,于是古今学者见仁见智。如果各家之说都有一定的道理,那么综合治理就更有其意义:其一,既然《中原音韵》论北曲之法,用的是"中原音韵",那么"务头"一词的语源现象就应该与"北方方言"有不可割舍的关系,因此"务头"就应以"轻声"解读;其二,"关目"说并非诸说之一,它可以统摄诸说,因此对关目的阐释是关键;其三,"某调是务头"是"关目统摄"说的支点。     

从《论语》名动同形的考察谈其起始义的认定

《论语》中名动兼类的词一部分是由动词义引申出名词义,另一部分是由名词义引申出动词义。分类的依据有,前人的解说,明确的书证,后人的研究发现,适当的推论。这项工作是词义理解与有关语法问题的分析基础。     

培根名言"知识就是力量"三解——兼论弗兰西斯·培根的宗教观对其知识观的影响

先揭示出"知识就是力量"这句培根名言的出典语境,并依此语境又把它解读为"知识就是能力"。同时,通过对培根时代科学不发达状况的分析,进一步论证了培根不可能在当时提出"知识就是力量"这样具有超前意识的命题。即使把这个命题改读为"知识就是权力",也仍与培根本人的宗教观相冲突。相比之下,反而是把培根名言误读为"知识就是力量"最为合理。总之,三解培根名言旨在印证解释学关于"误读"有其正面意义的观点。     

《论语·先进》第一章新解

《论语·先进》第一章即“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历来对其解释众多,其阐释的多样化备受关注。根据对于“野人”和“君子”的理解不同,主要存在着两种解读倾向：一种是从文质说方面解读,一种是从在位说方面解读。本文对前人的解释进行了总结介绍,并在此基础之上,通过对文本的细读分析,提出了新的观点,即认为本章应当理解为“礼乐修行好的弟子,现在在野,没有入仕;而礼乐修行的不是太好的弟子,却成为了在位者。如果让我选用人才,我选择礼乐修行较好的弟子”。     

简论司法解释和其它法律解释

司法解释既是法律解释的主要形式之一 ,又是法治的一项制度 ;既是规范性法律文件 ,又是法制建设活动。健全司法解释制度是实现法制统一的必然要求。文章作者根据我国法治实践 ,对司法解释和其它有权法律解释的关系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安贝托·艾柯的阐释观：无限与有界

安贝托·艾柯的阐释学理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阐释的无限与有界.阐释的无限开放性集中体现在20世纪60年代艾柯的<开放的作品>这一知名学术著作中.艾柯将欣赏者和接受者置于重要地位,提倡接受者对作品的阐释过程应积极参与.然而,随着德里达、保罗·德曼、希利斯·米勒等解构主义思想家们所倡导的批评方法的激发,在阐释实践中读者阅读文本的权利不断扩张,呈现出了"无限衍义"的情形.针对此现象,艾柯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明确提出应该为文本阐释设定某种界限的理论,力图为阐释寻找一种合法的界限,在作者、作品和读者之间保持一种平衡.     

试论《周易》研究中的两种误区

着重指出目前易学界在《周易》研究中出现的两个误区 :一是把《周易》迷信化、神秘化 ;二是把《周易》人为地现代化 ,用现代科学附会《周易》。这两种倾向都是违反科学精神的 ,它对我们民族科学思维的建立、科学方法的应用、科学水平的提高都是十分有害的。从历史及文化角度对此进行分析     

试论中国训诂学的起源与特质

中国训诂学的真正源头,在中华先民的原初性解释活动,在中华先民的经典解释活动,在中华先民解释活动不断提升的进程之中,在汉初训诂学逐渐形成的进程之中。而从中华先民的原初性解释活动开始,就孕育了诠释学特质的种子;这颗诠释学特质的种子,在中华先民的经典解释活动中萌芽,在中华先民解释活动不断提升的进程中生发,在汉初训诂学逐渐形成的进程中茁壮成长,在后来训诂学的发展历程中开花结果。这就全面地、有力地说明,就其大体而言,中国训诂学确实具有诠释学的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