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视阈中的“中国模式”

在改革开放进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模式”正对当代中国和当代世界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中国模式”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紧紧依靠人民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等方面形成的独特经验.从现代化这一视阈看,“中国模式”是一种后发现代化模式、一种新兴发展模式、一种文明模式、一种价值模式.     

不能混淆两种社会主义模式的内涵

现在，在部分同志中存在一种观点，认为苏联模式和斯大林体制的“内涵”、“内容”，就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这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这是把苏联模式、斯大林体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即国外有识之士所说的“中国模式”相混淆，把两种不同社会主义模式框架下概念字面相同、而却有着完全不同内涵的东西混淆了。对此，我们是应当分辨清楚、不能含糊视之的。[第一段]     

“职场第一页”的减分项目

1．自我感觉太良好 外企行政工作 阿龙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靠关系进去的，当时年少气傲，自我感觉非常好，总以为自己有关系就很牛，别人一定会避让三分。主管让我做资料的分类归档，我也知道这事情其实很简单，只要仔细一点、耐心一点，不出错是没问题的。但正是因为我太看轻了这项工作，一开始连续好几天都犯了错，把资料错误归档，等到人家来调资料或查数据时就发现乱了套。主管好几次严厉地训斥我，“这么简单的事情也做不好”，让我自尊心很受打击。因为仗着跟大领导有关系，我就反驳说：“我直接跟领导说去!”没想到，大领导非但不睬我，几次以后，还直接扣掉了我的综合奖金。     

中国应走什么样的城市化道路

1989年,中国社会出现了一股出乎意外的“盲流冲击波”。之后,对于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途径,中国农村城市化的目标模式,又引起了新的争议。有的同志认为中国的“城市化目标已到了非调整不可的时刻”,“曾被誉为有,中国特色’的小城镇道路和离土不离乡的劳动力转移模式,由于规模效益差而无法承受商品经济的大风浪,这次由于紧缩,大量农民‘离土又离乡’涌向城市,就证明了这一点”。结论是“原有城市拓展空间和建设新城,这是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化的必然趋势”。     

资本主义在中国的三种模式

中国没有出现过资本主义独立发展阶段,这是史学界和理论界的共识,但中国出现过三种资本主义的模式,这也是历史事实。第一次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和革命胜利后创立的中华民国;第二次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革命胜利后创立的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第三次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一国两制”实现祖国和平统一。一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领导中国资产阶级及其政党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道路。19OS年孙中山将“驱逐邀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     

西方话语为何难以侵入中国佛学

晚清以降，中国学术大面积地受到了西方强势学术话语的“殖民”控制．但是，唯有中国佛学却有着非常坚固的刚性边界，西方话语难以侵入。这是为什么呢？个中原因主要是由于中国佛学研究者一直有“佛学异于西学”和“佛学高于西学”的优越感，认为佛学与西学是“不相应”的，西学是“不究竟”的。总之。中国佛学至今依然还是一个不依附于西学的独立自主的学术王国，尽管也有些许“异动”。     

试析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若干认识误区

作者认为中国自１９８０年邓小平同志提出“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任务”以来，就拉开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序幕，政治体制改革一直是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向现代化过渡的社会转型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作者对人们理解政治体制改革容易陷入的认识误区进行了分析指正。指出“民主政治先导论”是一种激进的政治浪漫主义观点，离开现阶段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程度和发展需要谈民主政治的改革是脱离实际的；“政体改革决定论”将激进的政治体制改革视为解决中国面临的一切重大问题的前提条件因而陷入误区；“民主模式单一论”是一种简单、片面的民主观，认为西方发达国家民主政体是现代民主政体唯一的、必然的绝对模式，这就忽视了各国民主政体的不同制度特色和发展的不同道路；“政经绝对区分论”把政治经济简单割裂开来，认为中国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忽视了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早已悄悄地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展开了这一事实；“政治改革缓行论”认为政治体制改革太难，风险大，应当缓行，忽视了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相配合是不会取得成功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政党引领国家现代化的理论建构与实践创新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人民创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开创了人类社会的新型现代化理论范式，从根本上克服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缺乏主导引领力量和失去共富发展动力的内生缺陷。在中国式现代化中，中国共产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带领全体人民创造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体合力，建构了“领导-发展体制”“使命-责任体制”与“决策-执行高效互动模式”有机融合的现代化兴党兴国体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带领全体人民通过进阶式发展目标的引领与接续性奋斗行动的落实，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并呈现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社会协调均衡发展、世界共建共荣发展”等多目标一体化发展的实践特征。政党引领国家现代化理论范式的建构，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在共同富裕、开放发展、命运与共等目标引领下，致力于创造美好生活与美好世界的价值取向，为世界各国提供了超越西方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崭新选择，推动了世界历史的整体进程，创造了具有世界历史性意义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要把学习邓小平党建理论作为学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点

加强党的建设是我们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彻底胜利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法宝，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保证。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现代中国的一切”；“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中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不搞社会主义是没有前途的”。而要搞好党的建设，有效地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必须有正确的理论指导。邓小平同志既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又是党的建设的总设计师。他既有全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理论，又有搞好新的伟…     

突破模式的模式——基于国际视角的“中国模式”探析

中国经济的发展奇迹，使得西方学者开始探寻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背后的强大动因。“中国模式”是西方国家对中国经济成功的新的经验概括。它突破了原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和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特征。对于“中国模式”，中国学者更倾向于中国经验或中国发展道路。中国经济的成功，也是“中国模式”的成功。它无疑对世界经济的复苏、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建设意义。     

恩格斯“术语的革命”与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

“术语的革命”是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序言中对马克思所用方法的高度凝练，他独创性地将“术语的革命”界定为一种“整体的方法论”,这一总结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知识谱系中概念、范畴和体系的颠覆性重构。当代中国正在经历最为广泛而深刻的变革，“术语的革命”为思考“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这一命题提供了话语逻辑、范式革新与理论空间，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场域中，由标识性概念串联起了“术语的革命”的中国历史进程，并在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建构中，生发出新的理论意涵与实践价值。     

“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刻意蕴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人民在独立自主的前提下,创造性开拓出区别于西方式和苏联模式的现代化。“中国式”的深刻意蕴,充分表现在它立足于中国国情,蕴含中国文化,体现中国特色。“中国式的现代化”由邓小平立足于国情的条件下首次提出,并随着时代不断丰富发展。其“平等”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突破了资本逻辑下的“西方式”现代化的价值观,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中国特色是中国区别于他国的鲜明之处,体现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全面协调地推进现代化进程以及坚持“两个结合”的思想。     

儿女之情及冠和帽子——对屈原是否爱国诗人论争之管见

<正> 《湖南师院学报》一九八三年第四期发表了《“屈原——爱国诗人”之我见》一文,以先秦时代“不存在中国与外国的对立与区别”和“屈原诗篇中未曾有只言片语涉及到爱国原则”为论据,提出了“屈原内心根本不存在爱国观念”的论题,引起了一场争论。争论的双方在屈原是否有爱国观念这一点上是针锋相对的,但对如果“先秦时代不存在中国与外国的对立和区别,也就不存在‘热爱祖国’的观念”这一点,却似乎并无异议。一些文章的论争,大都是围绕着先秦各国是否独立国家,先秦时代是否己使用     

对重庆高级人才队伍建设的思考

江总书记在今年“七一”讲话中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能不能巩固和发展下去，中国能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始终强盛不衰，关键看我们能不能不断培养造就一大批高素质的领导人才。”同时他还指出，“时代在前进，事业在发展，党和国家对各方面人才的需求必然越来越大。要抓紧做好培养、吸引和用好各方面人才的工作。”这一精神，既强调了培养和造就高素质领导人才的重要性，     

简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特征

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充分证明：在中国搞革命要靠马克思主义,要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样,在中国搞建设、搞改革开放,也要靠马克思主义,要靠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不搞马克思主义不成”,不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在一起“也不成”。这就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路线。     

“中国模式”的借鉴意义

“中国模式”、“北京共识”的提出,反映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经验的关注。“中国模式”不具有普适性,但它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有别于西方的发展模式。“中国模式”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核心价值,证明了社会主义模式多样化的原理,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重大贡献。“中国模式”为人类发展道路提供了独立自主、勇于创新、尊重发展模式的多样性等有益的启示。     

发展才是硬道理──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体会

“发展才是硬道理”，这是《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结束篇中的一个宫有哲理的科学论断，也是贯穿于全书的一个重要思想。邓小平同志一系列关于发展问题的论述，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王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导我们做好各项工作的行动指南。如何抓住机遇，加速发展，我认为必须抓住以下几点：一、要发展就要不断解放思想换脑筋，适应发展的需要。邓小平同志指出“思想更解放一些，改革的步子更快一些。”“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这就告诉我…     

北京共识､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中国道路之辨

在国内外学术界,学者们对“中国模式”、“北京共识”、“中国道路”和“中国经验”四个概念都有过不同程度的讨论,但是在孰优孰劣上争议较大。有的主张中国道路,有的主张中国模式,有的赞成中国经验。这种情况启示我们,应当知道,从本质上看,北京共识是关于中国模式或中国经验的某种认知和态度,中国模式则是由中国经验构成的,中国道路又是由中国模式构成的,中国道路在不同发展时期会呈现为不同的中国模式,并且积累了不同的中国经验,从而形成具有时代性的发展理念和方式、方法,由此来讲,中国道路是一个“总体性”概念,统领了其他三个概念。因此,只有正确地理解这四个概念,理清其本质内涵和相互关系,才能合理地运用它们表达我们想要表达的意思。也只有如此,才能正确地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本质内涵和真实精神,从而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     

“中国农村派”与“乡村建设派”的论争

八十多年前，“中国农村派”和“乡村建设派”就中国民族发展前途进行了论争。由于双方对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认识存在本质上的差异，因而对中国农村危机根源的判断和据此提出的解决之道迥然不同，由此也引发了“革命”与“改良”之争。“乡村建设派”从救济文化失调着手，试图通过改造文化实现民族自救。“中国农村派”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分析中国农村社会性质，批评“乡村建设派”的乡村建设理论基础和实践运动，核心即后者对外不“反帝”、对内不“反封建”。     

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的理论探讨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是寻求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模式，而不是搞私有化。这一点人们在表层认识上似乎没有多大异议。但是，从“抓大放小”过程中出现的“一卖了之”的倾向和在“有进有退”地调整所有制结构中出现的诸如该退也不退的倾向看，这个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如何从理论上认清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必然性，以及如何看待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与发展是十分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