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申政变述论

这里所说的“甲申政变”是指1884年(光绪十年)4月8日清政府内的“军机大换班”事件,而不是指同年12月日本侵略分子在朝鲜策动“开化党”人进行夺权阴谋的事件。本文拟对甲申政变的原因和影响等方面略作探讨。一、1861年(咸丰十一年)清政府内发生“辛酉政变”,造成太后垂帘、皇叔议政的局面,乃是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奕訢合谋的结果。慈禧与奕訢虽然在反对肃顺一派当权这一共同点上开始合作,并夺取了政权,但二人对政变后权力如何分配的问题却是同床     

慈禧太后对醇亲王奕譞的监控——以赏赐官女子为中心

光绪帝继位之后,醇亲王奕譞由于其皇帝生父的身份,客观上对慈禧太后独揽权力产生了不利影响。由此,慈禧加强了对奕譞的控制：除了利用传统的宗人府制度与王公处分则例外,还“巧妙”利用了前朝的赏赐皇子王公官女子制度。而清帝赏赐皇子王公官女子,主要是为了子嗣繁衍。慈禧利用官女子监控奕譞应当较有成效,故而其再三使用这一手段。     

“辛酉政变”与“借师助剿”——兼评肃顺等人

第二次鸦片战争刚结束,1861年8月清文宗奕詝（年号咸丰）死后,奕詝的妃子那拉氏勾结恭亲王奕訢等人在英国驻北京公使的支持下,密谋策划,发动政变,杀了奕詝的顾命大臣肃顺、载垣、端华,夺取了清政府的最高权力。从此,在那拉氏垂帘听政的近半个世纪里,由于她执行了“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卖国路线,使中国越来越深地陷进了灾难重重的黑暗深渊。     

有关咸丰一道朱笔上谕的辨析

台湾李宗侗先生1964年在《敬悼溥心畬大师兼述清末醇王对恭王政争的内幕》一文中,曾披露溥心畬(即溥儒,恭亲王奕訢之孙)生前向他讲述过的有关中国近代史的一个重大秘闻:这就是1860年9月,英法联军逼近北京,咸丰帝逃往热河之前命奕訢留京与英法议和时,给了奕訢一道硃笔土谕,大意是“如有意外的事件发生,你可自登大位,诸事当以社稷为重”。并说这件上谕一直保存在奕訢手中,后来他的孙子袭恭亲王溥伟将它交还给了溥仪云云。     

醇王奕譞与天津教案

奕譞强烈反侵略的思想是应该肯定的,但他主张毁教堂、摒洋货、逐夷人等等,则不可取。他是清流派的代表,是一派巨大的社会力量。天津教案,虽然与奕譞的主张有关,但是奕訢等洋务派不同意清流派的作法,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还是比清流派略胜一筹。     

从《奕訢慈禧政争记》所想到的——有关研究统治阶级的一些问题

粗读宝成关同志的新著《奕訢慈禧政争记》之后,我对这位中年学者刻苦扎实的治学精神感到钦佩。同时对他选择的这个历史课题也深感兴趣,并使我受到不少教益。奕訢和慈禧这两个人,对于清朝统治晚期来说,可以说是带有关键性的人物。前者作为清朝的实际统治者,把持政权长达近半个世纪;后者作为重大决策的谋划者和参与     

“阿思本舰队事件”始末

“阿思本舰队”事件,可谓1862～1863年中英政坛上的大事件。从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到中国的慈禧太后,从英国首相帕麦斯顿、外相罗素和其他内阁成员,到中国清廷首辅议政王奕訢、军机处和总理衙门一干大员,从英国最活跃的对华外交官之一李泰国及海军军官阿思本,到中国最有实力的督抚曾国藩,李鸿章等,都卷入了这一事件。120余年     

辛酉政变与中国近代化的开端

辛酉政变固然是统治中枢的权力之争,但不同集团之间围绕着治国方略的分歧和争论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面对千年未有的大变局,载垣、端华、肃顺为首的强硬派集团坚决主战,以维护天朝上国的威严;奕訢、桂良、文祥为首的务实派集团力主议和,争取时间,"自图振兴".矛盾激化,奕訢与企图控制皇权的慈禧太后联合发动政变,清除强硬派集团,实际上控制了朝廷大权,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则成为了地方上最有实力的督抚.务实派开始兴办洋务,演变为洋务派.在将近20年相对和平的国际国内和平环境中,洋务派整顿、完善总理衙门机构,遵循近代国际惯例处理外交事务,引进国际法,维护中国正当权益,努力创造和平的环境;创办近代海军,兴办新式企业;他们中的一些人,对西方的"议政院"制度表示赞赏,个别的进而主张在中国仿行.北京政变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     

张之洞与戊戌变法

戊戌变法时期,张之洞在国内政局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中法战争以后,清朝当权的洋务派剩下三位有影响的领袖:李鸿章、刘坤一和张之洞。李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掌握北洋海陆军;刘任两江总督,控制长江下游;张任湖广总督,控制长江中上游。李原为洋务派的大首领,地位仅次于奕訢,但甲午战败以后,情况有所变化,马关条约一签订,李鸿章声誉扫地,退居幕后,刘坤一碌碌无显绩,于是张之洞崭     

津通铁路之争与翁同和力主缓修原因

<正> 1888年9月5日,李鸿章以代粤商陈承德递禀为名,奏请将唐胥铁路由天津展筑至通州(今北京市通县)。展筑理由是:“利于用兵”和“既可抽还资金,并可报销海军经费,公私利益不止一端。”9月27日,经奕譞奏请、西太后批准,并谕令户部每年拨银二百万两交李鸿章使用。而谕令一经宣示,舆论大(言华),并展开了一场争论,即所谓津通铁路之争。反对修此路者居多,上自台阁大臣,下至御史言官,纷纷上奏,要求停止工程;翁同和也力主缓修;赞成者,在王公大臣中主要是醇亲王奕譞。顽固派守旧,反对修路自不足怪,翁同和为什么力主缓修?而奕譞为什么反而赞成呢?这场争论的真相到底如何?对此问题,史学界一直存有争议。本文就这个问题谈一点看法。     

袁世凯告密与戊戌政变关系新证--以谭嗣同被捕时间为中心

有的论者以“八月初六日上谕”未提“围园”、谭嗣同为据,推断慈禧发动政变时尚未获悉袁世凯告密内容,因而未缉捕谭嗣同,戊戌政变的爆发非由袁世凯告密所致。经过考证,所谓“八月初六日上谕”纯属子虚,它不过是《东华录》根据崇礼八月十一日奏折中引用的慈禧八月初六日口谕部分片断“补作”的。根据谭嗣同信札,在政变发生的当天,他即已被捕,说明慈禧初六日口谕中的搜捕目标除康有为兄弟外,还应包括其他康党要员。不过,袁世凯的告密仅是政变的导火线,而非决定性的原因。     

论北齐高俨政变

北齐后期发生的琅琊王政变根源于武成帝生前所布置下的政治格局中隐含的权力、利益不均衡,在政变过程中,恩亻幸、宗室、勋贵人物都有参与,体现了北齐内部错综复杂的政治矛盾。政变不仅导致了高俨及其亲信的被杀,也为随后的北齐内部政治斗争埋下了隐患。     

建颐和园并未挪用“海军巨款”

数十年来,不少学者认为,慈禧修建颐和园挪用了“海军巨款”。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要弄清这个问题,首先要对“海军巨款”有明确的了解。光绪十一年,总理海军事务衙门成立。光绪十四年,北洋舰队正式成军。但是,当时所拨海军经费有限,海军衙门遂欲筹款以弥补海军经费之不足。是年冬,奕譞致函李鸿章,嘱其转商两江等省各督抚,量力认筹。广东、两江、湖北、四川、江西、直隶等省先后认筹,共二百六十万两。此款汇存北洋大臣发商生息,分别存入汇丰和德华银行、怡和洋行、开平矿务局。“海军巨款”指的就是二百六十万两这笔特殊的款项。     

奕訢与洋务运动

恭亲王奕訢是清廷统治集团中最早形成洋务思想并提出洋务运动方针的人,是洋务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领导者。认真分析奕诉在洋务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将有助于深入研究洋务派和洋务运动。     

李鸿章外交思想论纲

作为一个活跃在近代国际舞台近四十年的弱国外交家,李鸿章的外交思想无疑是相当复杂和十分丰富的,实非“投降”、“卖国”一类的贬词所能涵盖。在长期主持对外交涉事务过程中,李鸿章始终以1861年恭亲王奕沂等人奏准成为清政府对外关系最高原则“按照条约,不能稍有侵越,外敦信睦,而隐示羁縻”为指导,并广泛吸收和发展了曾国藩、郭嵩焘等人阐述的“诚信”、“循理”外交思想的合理因素,努力将传统的儒家“和戎”思想应用于近代对外事务,力图寻     

光绪帝之死探秘

光绪帝之死 ,属清宫秘闻 ,修史者每难之 ,因而不见于正史。稗官野史、笔记专著或一鳞半爪 ,或语焉不详 ,令人扑朔迷离。窃以为 ,欲探究光绪帝的死因 ,必须从光绪与慈禧的关系和光绪的健康状况入手。同治十三年十二月 ,十九岁的载淳夭折于养心殿东暖阁后 ,尚在冲龄 (四岁 )的载即被慈禧指定为嗣皇帝。尽管载是慈禧的姨侄 ,然而“上事太后谨 ,朝廷大政 ,必请命乃行”① 。但光绪亲政后 ,与慈禧竟持不同政见 ,“顾以国事日非 ,思变法救亡 ,太后意不谓然 ,积相左”② 。帝、后党争 ,发展到不可开交的程度 ,就出现了倾覆维新的戊戌政变。于是…     

奕訢与晚清政府的矛盾纠结

奕訢是晚清政治舞台上的峥嵘要角 ,他在内外政务中举步维艰 ,特别是对外的立场转变 ,代表了近代不少封建统治人物与西方殖民者交往的心路历程 ,即起初盲目虚骄 ,一旦受挫 ,就以为洋人不可战胜 ,由此在处理政务中出现了不少悲剧。     

论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中的慈禧

慈禧并非一开始就反对戊戌变法,而是采取了默认的态度,这是因为维新派前期进行的技术性改革与洋务派的主张并无多大的差别。但是,维新派的最终目标是要实行君主立宪,这就必然要触及到政治体制的变革,妨碍慈禧的专制统治。结果,慈禧不能容忍,镇压了维新派,致使变法夭折。至于清末新政时期,尽管慈禧迫于内外压力同意进行某些改革,但这些措施并没有触犯封建专制的最高权力。因此,有关慈禧对维新变法是赞同或是反对的笼统说法,以及慈禧推行“新政”可以促进中国现代化的观点,都是不正确的。     

经世思潮与洋务运动

经世思潮与洋务运动周积明１９世纪６０年代，一场以“采西学”、“制洋器”、发展近代企业为中心的近代工业化浪潮在中国大地上兴起，其领导力量便是人们常说的洋务派。在这个复杂的群体中，既有执掌中央枢要和地方军政大权的官僚如奕折、文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     

蔡金台密札与袁世凯告密之真相

史学研究既要注意新材料的发掘,又不能忽视旧材料的运用。邓之诚先生《骨董琐记全编》所刊布的蔡金台写给李盛铎的两封信,生动揭示历史真貌,是戊戍政变的重要史料,但长期以来却未引起人们的重视。通过这两封密札,结合其他档案和文献资料进行考释,我们弄清了袁世凯通过荣禄“电庆邸达之”向慈禧告密而引发戊戍政变的全过程。袁世凯无疑是告密的元凶,他在戊戍政变中的作用是非常关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