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传播在风险社会中的作用

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风险社会．、面对越来越多的社会风险和社会危机,人类在反思与规范自身的行为之外,必须寻找一些适当的途径来解决问题一当今社会,大众传媒已经成为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缺少的要素,而社会危机事件的产生与解决也部与传播相关,因此,危机传播在化解社会风险和解决社会危机的过程中有着重要的作用,但是长期以来,危机传播在中国并没有受到重视：危机传播中信息提供者之间存在矛盾;忽视对公众进行日常的风险教育;大众传媒在危机传播中存在消极作用．指出危机传播机制应该注重信息的时效性、重视对信息的把关、保持传播渠道的畅通,这不仅是大众传媒在危机传播中应该尽力做到的,更是构建和谐社会所要求的。     

电子科技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媒休与社会发展研究团队介绍

电子科技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媒体与社会发展研究团队,以大众传媒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大众传媒在社会变迁中的作用为主要研究方向,近年来在新媒体环境下的政府、媒体与公众互动机制,群体事件与网络传播管理、社会危机应对与媒体策略,信息传播与文化变迁等领域形成了鲜明的研究特色,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影响。     

风险社会下食品安全问题的网络传播分析——以“康师傅馊水油”事件为例

食品安全问题是风险社会中的一个重要表征。网络时代风险传播突破了由政府通过传统大众媒介向公众传播的单项传播形式,变为了公众都可进行的双向传播,因而加剧了食品安全问题的传播风险。对"康师傅馊水油"事件的网络传播特点分析发现,食品安全问题的网络传播存在着传播源广泛、意见领袖作用强、政府反应速度偏慢,且舆情回落周期长短受舆情传播中其他声音影响等特征,因此在风险社会中,政府要进一步净化网络环境,提高反应速度,建立与公众的有效沟通机制,加强权威发声权重,允许出现多方声音,以"引"代"堵",增强信息的对称性,从而增加公众对政府和大众媒体的信任度,使公众能理性的对待风险社会下的食品安全问题。     

论网络技术平台上大众传媒传统编辑思想的坚守

面对社会信息传播将以网络技术为基础的格局,大众传媒在进行自我调整的同时,还要勇于坚守传统的编辑思想.在网络环境中,"文化同一性"为媒体的"社会责任"指明了方向,媒体不至于迷失自我;"受众本位"意识又要求大众传媒在网络平台上重铸形象和品牌.在社会职能的叠加中,传统媒体编辑思想的沿袭有着它的必然性.     

论军队反恐行动传播模式的分类与建构

军队反恐行动攻防交替,多种多样,基于当前传媒作为反恐战场,传媒作为反恐力量的重要作用,有必要考虑从传播的角度更为细致地探讨大众传媒与军队行动之间的正向互动可能。反恐行动、恐怖活动和公众舆论之间与大众传媒、社交媒介可产生三个不同的传播交集,由于不同的交集区域,反恐与恐怖的对峙态势有着较大区别,大众传媒的介入方式各有不同,反恐行动的传播模式也需因时制宜。为此,本研究据此提出反恐行动传播的三大模式,即"公关传播模式"、"媒体传播模式"和"均势互动模式",探寻规律,寻找策略,以期借助行动传播最大限度地削弱恐怖主义行动力和影响力。     

风险传播中的新闻生产——以台湾“美牛风波”为例

风险的新闻生产与大众传播机制密不可分,媒体在报道风险事件的同时也在重新定义风险,并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风险。台湾"美牛风波"再次把食品安全风险拉入公众视野,本文归纳了此次风险报道中的价值判断、叙事模式和污名化路径,并分析出风险的真实后果往往是媒体建构的直接或间接的结果。研究的结论指出,良好的风险沟通应该建立在大众传媒对风险信息的成熟反应和引导风险决策的公开协商之上。     

专家角色与风险传播渠道对公众食品风险认知和风险传播行为的影响

越来越多的食品风险专家通过自己的社会化媒体建立影响力。食品风险专家跨屏风险沟通成为当前社会化媒体风险治理的常见模式。然而,风险专家的实际角色与公众眼中的风险专家存在较大差异。以转基因食品风险为例,研究通过2×2(科学名人与业内科学家VS传统媒体与社会化媒体)的被试间实验,分析了不同风险专家角色通过不同风险信息传播渠道对公众的食品风险认知与风险传播行为影响的差异。研究发现,专家角色差异对公众的风险认知与风险传播行为有显著影响,且科学名人比业内科学家对公众的食品风险认知和风险传播行为的影响更显著;风险传播渠道对公众的风险认知和风险传播行为的影响也非常显著;风险信息通过传统大众媒体渠道传播对公众所产生的影响比通过社会化媒体渠道传播来得更大。     

媒体在危机传播中的作用及其策略

电视、报纸、广播、网络、手机等媒体只有为公众利益服务,才能取得更大的社会公信力。媒体应该体现以人为本的精神,应该体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除了体制层面的因素,媒体的角色担当依赖于媒介自律。在危机传播中,媒体以公众利益为重的责任感特别重要。这主要在于秉承敬业与专业的职业理念,既要做好环境监测,保证新闻公开,为公众代言,进行舆论监督;又要承担社会责任,做到信息传播的有序化,避免因传播失误而引发新的社会风险。     

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的科技风险认知与规制

科技风险的利益相关者主要包括科技专家、企业、政府、公众和媒体,在具体的科技风险事件中由于其相关度、紧急性、影响力各不相同,具有不同的认知特点。由于在社会地位、知识水平、权力资源、社会价值观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在科技风险的认知与规制中出现了专家(系统)与公众、媒体与公众、"专家企业"科技共同体与"媒体?公众"社会共同体等多重冲突。建构以每个利益相关者为中心,以其他利益相关者为联动的复杂、多层次、多中心的"行动者网络"和科技风险治理模式,既能充分利用各利益相关者的认知优势和权力资源,又能弥补自身的缺陷和不足,其核心是责任与信任的双向建构。     

搭建人文关怀的社会平台--从公众需求看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

公共空间是随着现代公民社会的产生而出现的,是现代化的产物,是社会进步的表征。与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不同,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能彻底改变过去那种事实上的单向传播(灌输)模式,使双向对称传播(互动)得以落实,从而真正成为公民与政府、政权政治与政权外政治联系的桥梁与纽带,即通过体恤民众,满足民众的精神诉求,培养民众作为现代人应具备的自主意识和责任意识,在沟通协调中促进政府与公民相互间的了解、理解和信任,争取公民对政府的自愿合作与对政治的自觉认同,在社会上树立起公共精神品格,使自身成为引导民众、促进民主的"文化场"。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既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又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与发展: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更为关注人本身,更有利于满足人们的交往需求、尊重需求与认同需求;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着眼于让公众舆论发出自己真实的声音,更有利于满足公众政治参与的需求;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更为关注人的生存与处境,更有利于公众缓释精神压力,增强社会联系。     

“公共领域”与传媒批判理论的转向

哈贝马斯从批判理论中发展出“公共领域”概念,以其公共领域理论为中心,并用生活世界殖民化、市民社会、交往理性等理论回应了传媒批判理论的工具理性批判路向;传媒批判理论主要着力于传媒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和消费文化批判,其基础的错位导致与传播学经验学派形成紧张,而且对传媒行为的研究很乏力;而“公共领域”理论却为传媒批判理论注入了从批判到建设的新内涵,促成了传媒批判理论从破到立的转向,交往理性成为传媒批判新的追求。     

新媒介文化影响下的图像霸权症候与自我认同的变迁

传播媒体的不断发展和日益扩张,极大地改写了整个人类社会的文化现实.数字媒介时期,媒介文化以其巨大的包容性和吸纳能力裹挟着周围的一切,使得文化的扩张能力和改造能力不断增强.图像压倒文字和其他符号成为视觉的霸主,使得“世界被把握为图像”,当一瞥而过和快速浏览式的看成为常态,对于无法带来视觉刺激的“可视物”视而不见的状态就愈加频繁.置身于网络构筑的虚拟空间世界,媒介的宰制使大众进入到“存在的被遗忘”的状态中,失去“在场性”的情感互通,对自我的确认也同样带有强烈的虚幻色彩.     

生态文明建设的大众媒体传播维度

大众媒体具有生态道德教育、监督环境污染企业以及帮助环境弱势群体进行利益表达等功能，因而，大众媒体成为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效公器。但是，在中国语境中，大众媒体有被“权力宰割”和“资本侵蚀”的双重风险。在这个意义上，重塑大众媒体的“公共性”，是建设生态文明的有效选择。     

媒体人微博的性质与功能

媒体人微博是相对独立的主体,它与媒体人所供职的单位没有隶属关系,但由于两者在品牌、信息资源等方面有一定关联,媒体对其员工微博的规制有一定合理性。在微博世界中,媒体人微博可以起到滤清器和引导者功能,它构建了一种"内源"的、"软性"的过滤和引导机制,是规范微博时不可忽视的力量。媒体人微博有较强的公共性,它开辟了"公共话语空间",富有"公共领域"气质,应当在公共生活中发挥更重要作用。     

从“毒奶粉事件”看风险传播中媒体的舆论引导功能

以＂毒奶粉事件＂为例对风险传播中媒体的舆论引导功能进行了分析。分析认为,媒体不仅在风险告知、危机化解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同时也是对公众进行风险教育的重要平台,它既是激发舆论的导火索,同时也是有效疏导舆论、推动问题解决的重要力量。基于此,在此强调,媒体在风险传播过程中应当保持自觉的风险反思意识,方能更为积极有效地建构危机事件中相对和谐的舆论环境。     

西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政府网站的传播问题与对策研究

当信息技术从“无线”信息方式跳跃到互联网时代,政府政务核心也将由“服务”功能过渡到“传播”功能。随着独立媒体、战略媒体以及纯粹个人媒体的出现,社会媒介矩阵已经重构,加强政府网站建设与提升政府网站的信息传播能力对于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提高政府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优化社会发展环境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利用统计分析软件具体调查分析了西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三级政府门户网站的信息传播状况,发现政府网站的建立意识存在着明显的层级差别与地区差异;网站首页栏目设置上,规划欠合理、主体不突出,对网络传播的基本信息技术重视不够;同时,政府在线办事能力不强,公众参与性不高,县级政府网站的信息公开力度不够;“大众传播”方式未能真正实现。西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政府门户网站的传播能力亟待提升。     

群体性事件中网络舆情与舆论的形成与转化

互联网已成为当今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群体性事件的频频发生折射出改革阵痛与体制弊端,是多种复杂因素长期耦合相互作用的结果,但其直接诱因离不开信息的广泛传播.群体性事件的网络传播是形成网络舆情的导火索,随着越来越多的有关群体性事件正面和负面的网络信息传播形成网络舆情气候,群体性事件升级演化导致网络舆情危机,形成网络舆论.公共话题上的聚合、公共舆论场的形成、意见领袖的引领、媒介间的议程互动等分别提供了网络舆情向舆论转化的前提条件、重要平台、引领者及催化剂.面对汹涌澎湃的网络民意,执政者必须更新执政理念,适应网络化生存,尊重网民自由表达权;适时引导网络舆论,塑造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并对网络舆论进行适度干预,确保国家舆论安全.     

关于“地球村”概念的质疑与思考

麦克卢汉认为,由于电力媒介的参与,世界正在变成一个地球村。但是,卢氏仅仅从媒介决定论出发,认为世界正在逐步变小。可是实际上,由于经济、政治等因素的干预,世界不但没有变小,反而正在变大。正是由于电力媒介的出现,人口问题、资源问题、环境问题、贫困与饥饿、和平与发展问题等等都极大地阻碍着世界交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世界信息鸿沟越来越大;同时,世界的多样性和多元性展示在我们的面前。地球村时代真的到来了吗？我们遗憾地看到,地球并没有因为电子媒介而变小。     

新媒体时代的消费与审美救赎

在这个互联网高速发展的时代,由于移动终端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在网络中“沦陷”。而新媒体为现代消费“神话”和“符号操作”提供了便捷,从而使得新媒体成为了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的主要领地。在消费的社会逻辑中,主体的人成为了大众,并进一步被培养成为“消费者”。作为“消费者”的人,主体性面临着丧失的危险。从另一个角度看,新媒体也为艺术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因而选择艺术的“审美救赎”是沉溺于网络的人的另一条出路。     

从矿难报道看转型期媒体的社会功能——以《南方周末》的矿难报道为例

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媒体有其特殊性:多元化的社会转型需要媒体发挥较为多元化的社会功能。一方面要继续保持党和政府的喉舌功能,另一方面又要通过舆论监督来建立媒介信任,从而达到建立社会公信力,抢占市场的目的。笔者以《南方周末》的矿难事故报道为对象,分析目前中国媒体所担负的具体社会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