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孔乙己》——鲁迅小说研究之一

《孔乙己》是鲁迅自己最喜欢的一篇作品。鲁迅的学生孙伏园曾回忆道:“我尝问鲁迅先生,在他所作的短篇小说里,他最喜欢那一篇。”“他答复我说是《孔乙己》。”(《鲁迅先生二三事·〈孔乙己〉》)当有日文杂志的编者向鲁迅索稿时,鲁迅自己曾将这篇小说译成日文;一九三二年,他还将《孔乙己》编入他的《自选集》里。这些,也都能说明鲁迅对《孔乙己》这篇作品的态度。的确,这是一篇具有惊人的艺术概括力的作品。鲁迅以简洁凝炼的线条,从容不迫的文字,勾勒出现实生活的生动画面,刻划     

从《出关》谈鲁迅先生之于孔夫子

《出关》写于1935年12月,是鲁迅先生晚年的一篇历史小说。这篇小说发表以后,曾引起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以致鲁迅先生不得不又写了一篇《出关》的“关”》来加以说明。幸亏鲁迅先生有这一篇说明,不然《出关》的意旨是不会象现在这样昭然的。当时,正是国难当头,东北四省早已沦亡,华北岌岌可危,鲸吞之祸已临眼前的时刻,在这样的情况下,鲁迅先生写这样古老的题材,意图是什么呢?这是很耐人寻味的,无怪乎揣测纷纭了。对于这些揣测,鲁迅先生都漠然置之,唯独对于“自况说”,却颇有些忿然,因为这是与《出关》的意旨大相径     

《过客》新探

收集在《野草》中的《过客》是一出蕴含哲理、风格别具的独幕剧。《过客》的创作,根据孙伏园先生的回忆,在鲁迅头脑里酝酿了将近十年之久,鲁迅在与友人的通信和杂文中屡屡提及,常说“这意思也在《过客》中说过”。鲁迅之所     

“刀光火色”辨

鲁迅一九一九年发表于《新青年》六卷五号上的随感录《五十九“圣武”》,是一篇研究鲁迅前期思想的重要文章。多年来,人们尽管对于能否从它看出鲁迅当时已接受马克思主义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把“刀光火色”一词,当作鲁迅所赞颂的十月革命的代用语,这一点却几乎是共同的。鲁迅这篇文章热情地歌颂了十月革命,这是明白无疑的。但认为“刀光火色”就是他所颂扬的十月革命,我觉得是和原文含义大相径庭的一种错误理解。《五十九“圣武”》,是《五十六“来了”》一文意思的进一步阐述,二文紧密相连,可以说是上下篇。《五十六“来了”》中说:“‘过激主义’不会来,不必怕他;只有‘来了’是要来的,应该怕的。”那么,“来了”到底是指什么呢?《五十九“圣武”》中讲得很清楚:“是刀与火,‘来了’便是他的总名。火从北来便逃向南,刀从前来便退向后,一大堆流水帐簿,只有这一个模型。倘嫌‘来了’的名称不很庄严,‘刀与火’也触目,我们也可以别想花样,奉献一个谥法,称作‘圣武’,便好看了。”这两篇文章里讲的“来了”也好,或叫“刀与火”也好,是指历来统治阶级的穷兵黩武,争权夺利和对人民的残酷镇压,以及广指“从古到今的扰乱”。总之,它不是褒词而是贬词。所以鲁迅讽刺道:如嫌不好看,改称“圣武”,便好看了。明白了“来了”和“刀与火”的含义,就可以进一步看看鲁迅讲的“刀光火色”到底是什么意思。那整段话     

关于鲁迅文艺思想研究的几个问题

<正> 最近,笔者读到一篇题为《普及鲁迅著作提高鲁迅研究水平》的文章,觉得里面涉及的许多鲁迅文艺思想研究的问题,包括把鲁迅既强调文艺的审美性又“赞同”文艺“也可以”“用于革命,使为工具的一种”的主张简单化为赞同“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等等问题,都还有待讨论,因此,特借编《鲁迅文论选》的机会草成此文,以向大家求教。     

“拿来主义”原理的不断认识和深化——鲁迅小说艺术发展探索之二

鲁迅的小说,就艺术上说,从《呐喊》到《彷徨》是一个发展。比较这两本小说集,鲁迅两次谈到《彷徨》比《呐喊》在艺术上更为成熟。成熟的经验当然是多方面的,我们从典型化技巧的角度作过探讨;鲁迅还说过,《彷徨》的小说,“脱离了外国作家的影响,技巧稍为圆熟,刻划也稍加深切”,可见从借鉴外国作家的过程中总结经验,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如所周知,对于外国艺术遗产的学习和借鉴,鲁迅发表过著名的“拿来主义’的理论。这一理论是他长期以来实践经验的总结。他的全部经历和作品都说明着他拿来了什么,吸收了什么和抛弃了什么。作为创作重要部分的小说,这一特点表现得尤为明显。从《呐喊》到《彷徨》,鲁迅对外国小说艺术的借鉴,就是从敢于“拿来”、“自由驱使,绝不介怀”,到博采众长、“脱离”具体作家的具体影响,到完全“独立”、创造出自己的崭新的艺术形式,这个过程正可以看出是对于“拿来主义”原理的不断实践、不断认识、不断深化。本文试图对这一过程作粗略的探索,以求教于方家。     

论《狂人日记》二题

《狂人日记》是经过了鲁迅独自的长期苦闷和探索之后,将久久蓄积的溶岩,作第一次火山喷发式的呐喊。按照作家所把握的深广的生活内蕴,它本可流成一条滚烫的岩浆长河——即使写长篇三部曲,也不一定包孕他富有的积累;但是鲁迅偏要以短篇体裁出之。这就形成了小说落笔前的规定情景:“厚积薄发”。这“厚”和“薄”的矛盾必然要求作品以浓缩铀的形式呈现在读者面前,这规定情景又迫使鲁迅要按照内容的特殊需要,作相应的手法的选择。只要我们将鲁迅的《狂人日记》和《孔乙己》作整体比较,就能知道,鲁迅是按作品的内容来     

鲁迅先生和《初次见鲁迅先生》的作者

在《忆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10月版)中,收有一篇《初次见鲁迅先生》的文章。文末注明的写作日期是“1926.3”。这是一篇鲁迅先生在世时就已发表过的文章,同时,也是目前所能见到的唯一的一篇中学生写出的鲁迅“印象记”,不失为一份珍贵的文献资料。下面,就这篇文章的有关问题,提供几点新材料。一、文章的作者及文章发表的经过。《初见鲁迅先生》的作者马玨,当时是北平     

《鲁迅日记》中的风沙是谁?

《鲁迅日记》中有两处提到风沙。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八日载云:“得《给年少者》一本,风沙寄赠。”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九日载云:“得风沙信并稿,午后寄还之,并复。”这风沙究竟是谁?一九七六年版《鲁迅日记·人名索引》和新版《鲁迅全集》第十五卷“人物注释”都说风沙就是王志之。这是误注。风沙的儿子章中春同志现在浙江省绍兴卫生学校工作,笔者最近访问了他,兹将访问所得的情况概述如下:     

从《故事新编》看鲁迅

本文主要研究鲁迅的代表作《故事新编》,根据其中的故事分析出鲁迅的传统的文化观、“看客主义”和“侠义精神”,这对于理解鲁迅的作品是十分必要的。     

论鲁迅的创作情绪——从《风筝》谈起

“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这是《野草·题辞》的开头。这“充实”而又“空虚”的境界,不仅是鲁迅当年写作《野草》时心境的形象写照,也是整部《野草》诗集的一个非常确切的注释。这注释的扑朔迷离和笼罩在《野草》上空的一层云雾所构成的画面极其和谐。于是《野草》成了鲁迅著作中最难读的一种。当代著名的研究鲁迅的专家李何林同志也认为解释这些诗篇并不容易;“凭这一点”,澳大利亚的学者梅贝尔·李写道,“他就应当受到称     

《波艇》创刊号出版日期考

鲁迅的《厦门通信》最初发表于《波艇》月刊创刊号。由于该期刊物未注出版年月,这篇通信的发表时间也就成为悬案。一九五六年七月出版的《鲁迅全集》第三卷作过注释:“本篇最初发表于《波艇》月刊第一号(原刊未注明出版年月,应为一九二六年末)。”一九五六年十月,俞荻在《文艺月报》上发表的《回忆鲁迅先生在厦门大学》一文中说:“十一月间,草绿色封面的、精致可爱的《波艇》月刊创刊号,终于在鲁迅先生的支持下出版了。”一九五八年八月出版的《鲁迅全集》第九卷对此又作注释:“《波艇》……一九二六年冬出版两期后即因鲁迅和负责撰稿的学生陆续离开厦门而停刊。”(《两地书·七三》的《波艇》注)此后,这问题似乎就没有人再探讨了。一九七六年九月,内部印行的《鲁迅在厦门资料汇编》(第一集)中的《培育两株文艺幼苗——<鼓浪><波艇>》(以下简称《幼苗》)一文,重新考证出《波艇》的出版日期:“创刊号出版是在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五日左右。”以后,内部印行的《两地书》(征求意见本),《鲁迅手册》(试编本)中的《鲁迅著译系年》,丁言昭同志的《鲁迅和<波     

所谓《鲁迅为偕行社同人撰悼刘和珍君<祭文>》质疑

去年十月号《杭州文艺》上,刊登了一篇“新发现的鲁迅佚文”——《鲁迅为偕行社同人撰悼刘和珍君<祭文>》。为了证实这篇“佚文”的真实性,同时发表了原件提供者沈家骏同志的《一点说明》和绍兴地区师范学校谢德铣、王德林同志的《初步考略》。沈、谢、王同志的文章中,虽然也有“榷商”的字样,但实际上已经作了明确的结论。沈家骏同志断言《祭文》是鲁迅“挥笔写就”的,谢、王等同志正式宣布《祭文》为“新发现的鲁迅佚文”。《祭文》果真是出于鲁迅手笔的鲁迅佚文吗?我们认为不是;为了讨论的方便,先将这篇《祭文》抄录如下,而后从六个方面提出质疑。     

中师语文课本注释商榷二则

一释“一盏寒泉荐秋菊”“荐”在中师语文课本《文选和写作》中凡两见。一见于第一册刘鹗《大明湖》中“(古水仙祠)祠前一副破旧对联,写的是‘一盏寒泉荐秋菊,三更画舫穿藕花’”;一见于第七册鲁迅《自题小像》中“我以我血荐轩辕”句.编者对这两处“荐”均注为“献给”,笔者以为对前者也注为“献给”是值得商榷的。     

鲁迅何以姓过"唐"?--从《琐忆》的一则注释谈起

高中语文课文《琐忆》曾经写到文章作者(唐 )第一次与鲁迅见面的情景。唐 当时是署名作文以抨击时弊,因而累及鲁迅,所以见面时内心疑虑重重,惴惴不安,非常矛盾。互通姓名之后,鲁迅一句“唐先生写文章,我替你在挨骂哩”更添作者的窘态。此时,鲁迅却话题一转,故意重问姓氏,然后不无幽默地说：“我也姓过一回唐的。”一解作者窘状。 鲁迅所言姓过“唐”,这是指其发表于1918年5月15日《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之新诗《梦》的首用笔名“唐俟”,同时发表的还有新诗《爱之神》和《桃花》,杂文《我之节烈观》。 鲁迅用“唐俟”为笔名,其…     

关于《读书与革命》的一点说明

一九二七年三月一日,中山大学举行开学典礼,鲁迅在会上作了演说。鲁迅在当天的日记上写着:“午中山大学行开学典礼,演说十分钟,下午照相。”同年三月出版的《国立中山大学开学纪念册》,也刊有鲁迅这次演说的记录稿,题为《本校教务主任周树人(鲁迅)演讲辞》。同年七月,钟敬文所编《鲁迅在广东》一书出版,收进了鲁迅这一演说词,题目换成了《读书与革命》,并加副题“中山大学开学演说词”,注明为     

鲁迅误断“孔乙己”

鲁迅有一著名的短篇小说《孔乙己》。文中，穿着脏兮兮长袍的孔乙己那迂腐知识分子的艺术形象，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鲁迅是怎样想起了用“孔乙己”这三个字的呢？或者说“孔乙己”这三个字是从哪里来的呢？《鲁迅全集》中《孔乙己》这篇小说的注解中和小说中的几句文字，都作了说明：是从描红纸“上大人孔乙己”这几个字中而来。这批字很多，往下还有“化三千七十二尔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礼也”诸字。鲁迅在断读这一段文字的时候，是用“三字经”式方法三字一句。这样，“孔乙己”三个字便是一个句子或一个词了。鲁迅虽然自己这样断读…     

试论鲁迅杂文的体式

体式一词,最初见之于《文心雕龙》《体性》篇,指的是文章的体裁和样式。对《文心雕龙》深有研究的鲁迅,在《坟》的《题记》开头说自己这一本杂文集中的文章“体式上截然不同”,因为《坟》中除杂感之外,还有论文、演说辞、读书随笔等不同体裁的文章,因此鲁迅所说的“体式”,指的也是文章的体裁和样式。     

《孔乙己》主题重探

《孔乙己》是鲁迅先生在“五四”时期发表的一篇作品。关于《孔乙己》的主题 ,一直是学术界众说纷纭的话题 ,近百年来对鲁迅小说《孔乙己》主题误读种种情况可以归结为两类 :一为反对封建科举制度说 ;二为等级观念说。将《孔乙己》主题的探讨纳入鲁迅作品反“看客”母题系统来加以解读 ,揭示出《孔乙己》的主旨在于揭露抨击“看客食人”的现象 ,并具体分析其“看客”的特点。     

鲁迅与书刊宣传评介

鲁迅是伟大的编辑家,他一生花去大量心血和精力从事编辑工作,有许多精湛的思想,有十分高尚的风范。然而,有人至今仍囿于编辑无“学”,自然也无“家”的成见,认为封鲁迅为编辑家,不过是想拉鲁迅这面大旗,为编辑这一行装门面、壮声威。持此论者,只能说明自己对鲁迅还缺乏应有的了解。事实上,鲁迅“弃医从文”的第一件事就是筹办《新生》杂志。《新生》流产后,他又与周作人合作编辑《域外小说集》。鲁迅逝世前的最后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