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国家与普世文明——梁启超的新天下主义

梁启超是最早致力于探索"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之理想的世界秩序原理的思想先知。他以世界历史进化的宏阔视界,将中国史概括为三个时代:上世史为"中国之中国",中世史为"亚洲之中国",近世史为"世界之中国"。而其将来史,则将由中西文明融合而成新的普世文明。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揭示了中华帝国由"天下"而"国家"的政治转型趋势。在他的国家进化论中,国家的进化趋势是由古代的帝国主义转变为现代的民族主义,进而发展为民族帝国主义,最终走向未来的大同主义。民族主义时代和民族帝国主义时代虽为现代国家发展的大势所趋,但未来世界将是万国大同主义时代。梁启超的民族主义仍保留了儒家"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欧战以后,晚年梁启超对国家主义的反思和对中国天下主义传统的阐扬,以及他寄予中华"世界国家"之普世文明理想的新天下主义,正是我们今日建构新世界秩序原理之弥足珍贵的思想遗产。     

美国的世界史研究与研究生教育

我于1986年秋季来到夏威夷大学历史系学习,在选修世界史研究班课程的同时,兼任本科生的“世界文明史”课助教,故有机会了解到夏大世界史教学的情况。去年12月,指导世界史研究班的杰里·本特利(Jerry Bentley)教授写了Graduate Educ-ation and Research in World History一文,提交在华盛顿举行的1987年美国历史学会年会。我认为这篇文章的内容及篇幅都很适宜于用作向国内学者介绍美国世界史研究和教学的最新动向。在此只是想就美国学者对世界史概念的不同理解而稍加说明。作为国内历史系的基础必修课的世界史,通常是不包括中国史在内的外国史。这一点颇令美国学者感到惊讶。因为他们觉得中国史在世界史中所占的比重是如此之大,不同时讲授中国史的“世界史”是不能被称为世界史的,正如美国大学的世界史课程必须包括美国史一样。国内世界史教学的这种课程格局,是基于这样一种想法:中国学生应对中国史有特别详细的了解,因此,中国史应属于另一专门的课程。这种安排虽是事出有因,但“世界史”课名实不相符的情况,既不利于比较史学与宏观研究方法之发展,亦无助于引导学生理解中国史在世界史中的地位。事实上,包括中国史在内的世界史并不排斥更为专门化的中国史课程,而研究中国史的学者亦极须增加与研究外国史的学者的交流。美国世界史教学可分为本科生与研究生两个层次。它们分别有不同的教学目的。在夏威夷大学,“世界文明史”是文、理、工等所有本科生的必修课。授课时间为一学年,每学期三学分。美国学者认为历史知识是公民的基本教育之不可缺少的部分,是培养“负责任的公民素质”,(responsible citizenship)之基础。在美国的其它大学,亦有以“西方文明史”与“亚洲文明史”两门课之结合来服务于同一目的。这种将世界历史推广到如此普遍程度的课程设置,很值得国内学者参考。因为高等教育的目标,不仅是培养有专门知识的人材,而且还应使受教育者略为了解世界的过去与其现状、未来的关系,从而成为在现代化建设中较能把握正确方向的决策人或执行人。同时,普及世界文明史的教育,当然亦有利于扩大或充分发挥历史学系在高等教育中的作用。在学术研究与研究生教育这一层次,美国大学中“世界史”的涵义亦与国内历史系必修课的世界史稍有差异。前者不是简单地在内容上包揽全球性历史,而更多地侧重于寻找及应用新的、从全球角度来观察问题的宏观研究方法来解释历史现象,或者是选择那些具有国际性影响、反映了世界各地区历史发展的相互依存性的历史现象或运动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在以下的译文中,本特利教授凭其敏锐的观察力,论述了世界史学科的性质,概括了当前美国世界史研究的五大主要研究方法体系或动向:比较史学、现代化理论、世界体系理论,以及分别在生物·生态学或人类文化学与人种学影响下形成的两个交叉学科性的新研究方向。读者还可以了解到夏威夷大学世界史研究班(seminar)的教学目的、细节内容,以及世界史领域研究的前景。本特利教授自1976年起在夏威夷大学任教,发表过十多篇有关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的论文,并已出版两本专著《人文主义者与圣经:文艺复兴时期对〈新约全书〉之学术研究》(Humanists and Holy Writ:New Testament Scholarship in the Renaissa-nc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3)和《文艺复兴时期那不勒斯的政治与文化》(Politics and Culture in Renaissance Naple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7)。他讲授的本科生课包括:世界文明史(上、下学期)、文艺复兴(1300-1500)、宗教改革(1500-1600)和欧洲之扩张(1500-1900);指导的研究班课为史学史、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和世界史。此外,他正在写作两本新著。一本的主题为1500-1900年间欧洲与非西方文明之接触与交往;另一本则试图从全球史的角度来研究现实主义思想家(如韩非子、Kautilya和Machiavelli等)。他的论述史学编纂方法的《二十世纪之世界史:三个发展阶段及研究前景之展望》一文亦将问世。     

中国历史分期与秦至清社会形态命名

历史分期是从总体上把握历史体系的有效方法,近代以来史学界围绕中国历史分期作过长期探讨,而至今仍聚讼纷纭。当下流行的历史分期,将以君主集权为特征的秦至清两千余年称“封建社会”,有悖“封建”本义,且与社会性状全然不同的西欧中世纪封建制、日本中世及近世幕藩制混为一谈。而在此种泛化封建观出现以前及之后,曾有中国学人将这一历史阶段称“君主专制全盛之时代”、“霸朝”、“统一的郡县帝国时期”等等；欧美日本学者也多将先秦称“封建社会”,将秦至清称“家产官僚制”社会、“官僚主义”社会等,均不赞成以“封建社会”指称秦至清两千多年。其实,秦汉至明清去封建渐远,称“封建社会”名不副实。这两千年间贯穿性三制度是：宗法制、地主制、专制帝制。故宜以“宗法地主专制社会”称之。     

新发现李鼎铭著《蒙古历史教科书》

李鼎铭先生是一位著名的开明人士,也是一位饱学之士,对医学,教育,历史,哲学都有研究。1987年,在纪念他逝世四十周年之际,新发现了他写的关于蒙古历史研究方面的重要著述——《蒙古历史教科书》。该书写于1916——1917年,当时李鼎铭先生应聘任陕西榆林中学教员,讲授国文、历史等课程。为应教学之需,同时也为了使人对蒙古历史有一个完整的了解,便“依据我国古史及近人著述”,在作了认真研究的基础上,编写了此书。全书分总论。上世史,中世史,近世史等部分,纲目清楚,内容广博,史料较多,叙述简明,且观点也较确当,实为辛亥革命之后蒙古学研究方面的一重要文献。     

国际问题研究之我见——写给“三个”四十周年

国史修养对世界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一、世界史研究者可以充分借鉴中国传统的历史编纂学;二、具备深厚的国史修养才能使“比较研究”令人信服。从学科发展的角度看,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的重要性不可忽视。     

关于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

内藤湖南在20世纪前期提出了“唐宋变革论”。他的原意是强调宋代为中国“近世之始”,这是内藤湖南历史观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近百年内,不同时期的不同学者,对此有着不同的理解,而这又和国际汉学及近代中日学术思想的论争有密切关系,是从世界的角度重新探讨中国历史的产物。所以,应该把它放到世界汉学流变中去认识。这一问题的讨论,对于中国历史研究的展开,也具有相当的作用和意义。     

略论中国农民战争历史的发展规律

一毛主席说:“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因此,对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的规律性加以研究,不特有助于阐明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规律,而且可以丰富世界史的内     

关于世界通史的体系问题

(一)“我们需要包括中国史的世界史”不久以前,《光明日报》(1984年3月14日)发表了何兹全先生郑重呼吁《我们需要包括中国史的世界史》一文,对我国历史教学和研究工作中长期存在的一种无可讳言的缺点进行了分析,认为当前史学界的通病是一般“搞中国史的就不问世界史,搞世界史的很少搞中国史;这里面有辩证法所反对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倾向”,以致所谓     

试论周谷城研究世界史的理论和方法

进入20世纪后，随着史学研究领域的扩大，中国史学界逐渐分为中国史研究和世界史研究两大专业队伍。但自从有了这样的专业分工后，这两支队伍长期以来几乎一直都是“各自为政”，自成体系，彼此间很少相互交流和互相交叉——搞中国史研究的人很少从世界历史发展的全局和中国史在世界史中所占地位的角度来看待和研究中国历史；同样，搞世界史研究的人也极少把中国史研究与世界史研究结合起来，甚至不把中国史包括在世界史之内。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50－80年代初，我国出版的中国学者撰写的世界通史著作几乎都不包括中国史，这可以说是中国…     

从历史交往看阿拉伯经济思想的西传

从历史交往看阿拉伯经济思想的西传彭树智西北大学教授１．换一个角度看世界历史１．１“换一个角度看历史”，这是我在《历史研究》１９９４年第２期发表的《阿富汗与古代东西方文化交往》一文中的提法。我在该文中认为，把交往活动作为世界史横向发展的纬线，使之与生产...     

漫话楚笔

中国的毛笔,相传为秦始皇的大将蒙恬所始创。西晋张华在《博物志》中说:“蒙恬造笔”。后唐马缟的《中华古今注》也说:“秦蒙恬始用鹿、羊毛为之。”这个说法,并不符合事实。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已有六千年的历史。蒙恬之时,离现在近二千二百年。蒙恬之前的四千年间,从殷商时代遗     

关于战后美国对中国近世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长期以来 ,美国的中国近世史研究领域吸引了最有天分、训练最好的史学工作者 ,但他们不论是对思想史的研究 ,还是对社会、经济、政治史的研究 ,都深深地陷于源自西方的“现代化叙事”中。他们依据西方式“现代化”的进度对中国的过去作了“正面”或“负面”的解读。六七十年代后 ,随着世界性殖民体系的解体 ,美国的中国史学界对这种研究模式进行了全面的反思和批判 ,并产生了各种新的历史叙事形式。考察和总结美国在中国史研究领域这一学术发展历程 ,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美国的中国史研究状况 ,而且对我们进一步开展中国近世史的研究 ,也具有…     

編者的話

本期所发表的“現代文学各課教学改革中的几个問题”,“民間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的正统”,“略論开展中国現代史研究工作中的几个问题”,反映了山东大学中文、历史两系教学整改后在中国現代文学、古代文学、現代史各方面的学术思想上的轉变和革新。各文中的許多論点     

从世界看中国经济特质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GeorgW．F．Hegel）在其所著“历史哲学讲义”中说：世界历史发展，有它自己的规律，也犹如宇宙运行规律，及生物由成长到衰老的规律一样。太阳从东方升起到西方降落；人类从出生到老死，有儿童时代，有青少年时代，有成年时代和晚年时代。世界史上的古代东方：埃及、巴比仑两河流域、中国、印度、波斯，是世界史的儿童时代；中古希腊、罗马，是世界史的青少年时代；近代欧洲各国，是世界史的成年时代。黑格尔说：古代东方的历史，是自然支配人类的历史，人依自然而生存和生活，顺乎自然，是东方古代哲学的主流。希腊、…     

“熔中西为一冶”——严复的中西文化观

严复是近代中国著名的学者和启蒙思想家，与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一起被誉为“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一部中国近代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部西学东渐史。在此过程中，严复以其八大译著和系列政论文章当之无愧地被誉为“介绍近世思想的第一人”①。“侯官严复以我之古文家言，译西人哲理之书，名词句调皆出独创。译名如‘物竟’、‘天择’、‘名学’、‘逻辑’，已为我国文字中不可离之部分。其于学术界有不刊之功，无俟深论”②。同样，他所倡导的民主、自由、平等、科学等思想观念，亦不能不说是五四运动“德先生”“赛先生”…     

蒙古历史教科书(选载)

本刊1988年第2期报导《新发现李鼎铭著〈蒙古历史教科书〉》的消息之后,引起了不少同志的关注,光明日报社主办的《文摘报》也作了转摘,有的读者并希望本刊能提供进一步的情况,以便具体了解这一珍贵文献的内容。经本刊有关同志联系获悉,李鼎铭先生著《蒙古历史教科书》原系先生于辛亥革命后(1916—1917)年在陕北榆林任教时所编写之讲义。1980年,李先生当年的学生鱼继尧之子鱼道隆在整理其父的遗物时发现此文献。1984年,鼎铭先生的长孙李雪峰同志回陕省亲途经榆林,鱼道隆先生闻知遂将此重要文献送李雪峰同志珍存。该讲义共分总论、上世史、中世史,近世史等部分,计11篇36章3万余字。现征得李雪峰同志的同意,选载其中的总论部分和近世史部分的若干篇章,以飨读者。讲义系文言文,由本刊编辑李长域同志作了整理并作了文字方面的简要注释和订正,史实方面尚待考证。     

傅斯年学术思想与史语所初期研究工作

傅斯年学术思想主要体现在《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创刊号上发表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其核心要点为: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有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反对“国故”、“国粹”这类观念,提倡整理史料时“证而不疏”。傅斯年既与传统的把历史学、语言学当成说教工具的倾向有别,也与正在兴起的以社会科学方法来研究历史学异途,他是要借鉴西方汉学而在中国建立科学的现代历史学、语言学。尽管傅斯年学术思想尚有缺陷,但在他的倡导和推动下,历史语言研究所初期研究工作(1927—1937年)在档案整理和考古发掘方面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果,并走上了能够与西方学术界接轨对话的科学化道路。     

冯友兰先生《贞元六书》的历史意义

冯友兰先生于三十年代之初出版了《中国哲学史》两卷本,对中国哲学思想史的研究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六年间又撰写了《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合称贞元六书》,意图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当时中国正处在抗日战争至抗战胜利的时期。所谓“贞元”意谓“贞”下起“元”即旧时代的结束与新时代的开始,意谓抗战建国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冯先生在几本书的序言中表示了他的用意。他说:“贞元者,纪时也。当我国家族复兴之际,所谓贞下起元之时也。”(《新世训·自序》,又说:“况我国家民族,值贞元之会,当绝续之交,通天人之际,达古今之变,明内圣外王之道者,岂可不尽所欲言,以为我国家致太平,我亿兆安心立命之用乎?”(《新原人·     

好将新作报春天——读冯友兰自传《三松堂自序》

冯友兰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学者、教授。他的自传《三松堂自序》,对了解和研究他学术思想的发展、变化以及当时中国的社会状况是极有助益的。 《三松堂自序》所及的年代较长,诚如作者所说,起自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迄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为中国历史急剧发展之时代,其波澜之壮阔,变化之奇诡,为前史所未有。书于其间,忆往思,述旧闻,怀古人,望来者。“自序”者,“非一书之序,乃余以前著作之总序也。”我以为,这本书不仅仅是冯先生个人执教、治学生涯的总结,而且还以自己的经历,亲闻目睹,提供了一些中国近、现代史和学术史的弥足珍贵的资料。     

周恩来民本思想浅析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的民本思想 ,是他革命和建设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他伟大人格魅力的思想根源 ,还是构成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的坚实基础。一、周恩来对中国民本思想的继承在中国历史上 ,民本思想一直闪烁着耀眼的光辉。早在春秋时期 ,西周“德”的重要内容就是如何对待民众 ;在神民关系上认为民是神之主 ,季梁说 :“夫民 ,神之主也。”1寻虎国的史嚣进一步指出 :“国将兴 ,听于民 ;将亡 ,听于神。”2 因此 ,君主必须“以德和民”。晋知武子曾对献子说 :“我之不德 ,民将弃我。”3孟子提出一句名言 :“民为贵 ,社稷次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