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钱穆对朱子学“乾道”学术品格的判定

"格物穷理"在朱子学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钱穆也如此认为,只是钱穆又从"乾道"的高度定性了朱子学的"格物穷理"。在钱穆看来,汉唐诸儒及宋明理学诸儒多在无头坤道上用功,只有朱子能从"乾道知处从头做下",能开创。钱穆本人虽然对朱子学的"乾道"学术品格论述不多,但对朱子学的此一"论断非常重要,因为钱穆所理解的"格物穷理"即"乾道"精神,与传统儒学、宋明理学的"切问近思"、"性即理"等思想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内涵非常丰富。     

朱熹理气学说新论——对“逻辑在先说”的批判

朱熹的理气学说是中世纪思维的产物,融信仰、情感、形上的臆测推断、逻辑思维、感性思维为一体。而"逻辑在先说"是用现代思维方式对朱熹理气关系的疏解,在"理顺"了理气关系的同时,回避和掩盖了其中不符合现代思维的内容。在朱熹的学说中,理生气、气散灭才是整个理气关系的理论基石,并通过理气学说统摄其鬼神观和祭祀观。由于理生气灭说蕴含了理对气实然的先在和主宰义,与逻辑在先说严重相违和相左,因此被各种逻辑在先的观点所回避和忽视。这导致逻辑在先视域下的理气观、鬼神观和祭祀观往往失准和片面。     

朱子学与日本近世儒学的一元论倾向

儒学自传入日本后一直从属于神道或佛教思想,没有获得独立的地位。至江户时代,朱子学才因其思想本身固有的政治功用性而得到德川幕府的扶持,在江户日本迅速兴起并形成了诸多派别。同一时期日本还出现了阳明学、古学等与朱子学对抗的思潮。日本的朱子学各派在本体论上大都继承了朱熹"理先气后"的"主理"倾向,而反朱子学则或是坚持"气一元"论或是坚持以"心"为本体的哲学立场。整体来看,日本近世儒学各派在本体论思想上都体现了继承自宋明理学中源自佛、道的重视整体、具有内在超越性的一元论倾向。这一特征在之后的明治时期同德国观念论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日本哲学的唯心主义传统。     

宇宙论与价值论之重合与纠缠——朱熹思想中理气关系问题新探

作为儒学思想形态,朱子理气论不仅是为了说明世界之存在,更重要的是为儒家道德修养实践提供依据与基础.因此,他一方面要将理作为现实世界之本体,从理出发对世界万物作为解释;另一方面又要坚持理之纯粹性,从而保证儒家的价值定向.这两方面的不同考量导致了其思想中宇宙论与价值论两种不同视角之重叠.从宇宙论视角看,理气从来都是"一体浑成",而决非"两元对立";理不仅从理论上说是气运动变化的根源,而且也实际地具有着主宰与制约气之作用.从价值论视角看,纯粹之理自身则总与那未完全实现理的实然之气或具体事物间表现出某种差距,从而产生了"理气为二""气强理弱"的种种观感.朱子对宇宙论与价值论两重视角之存在亦未有明确之自觉与区分,于是造成了后世对理气关系的种种困惑.     

简论徐敬德的理气观

朝鲜哲学家徐敬德在朝鲜的性理学发展中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徐敬德的哲学是以气为中心的性理学。他主张气是世界的本原,气自身的运动是万物生成变化的原因,这是他的哲学中最富有创造性和生命力的地方。但他在理气观上却没能彻底坚持气的主导地位,因此他的哲学不是彻底的一元论,而是具有明显的理、气二元论的倾向。     

朱熹的“理”:“生生之理”还是“只存有而不活动”——以唐君毅、牟宗三的不同诠释为中心

唐君毅依据朱熹言理气不离不杂,认为在朱熹那里,理贯而主乎生生之气之流行中,从而从形上学的层面把朱熹的理诠释为动态的"生生之理";从这一诠释出发,他不仅认为朱熹的"生生之理"是对于程颢言"生生之理"的继承和发展,而且进一步对朱熹的理气动静作了自圆其说的阐述。与此不同,牟宗三认为,朱熹的理是"只存有而不活动"之理,是对程颢视道体性体为"即活动即存有"者的根本转向。重要的是,唐君毅、牟宗三对于朱熹的理气动静的诠释,不同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诠释而有所创新,在现代朱子学研究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而且,他们的诠释相互对立,展现了朱熹学术的不同面向,并给予更多的进一步思考的空间。     

罗钦顺的气一元论--兼谈其在日本朱子学派中的影响

本文从两个方面深入分析了罗钦顺气学的内涵和特点:对理气问题,罗钦顺提出了气一元论,认为气是天地万物之本原,论证了气的客观实在性和存在的普遍性,指出理是气的变化法则,并用"气上认理"的观点对"理一分殊"说作了重新阐释.对心性问题,罗钦顺在总结前人之误的基础上,提出了气质天命,"一性而两名";道心人心,一心"而两言之";"人之有欲,固出于天"等论断,并作了深入探讨.文章最后考察了罗钦顺气学的历史地位及其在日本朱子学派中的影响.     

气一元论:中国古代哲学中的“量子场论”

气一元论来源于中国古代哲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关于宇宙生成和构成的问题,气一元论和现代物理学中量子场论都给出了相应的描述,在它们的基本概念之间存在近乎严格的等价对应关系。气一元论的"气""道""象""阴""阳"等概念依次等价对应着量子场论的"场""真空""虚粒子""费米子""玻色子"等概念。这表明气一元论和量子场论实质上是同一种理论,因此气一元论是科学的。     

儒家仁说及其与耶教思想之比较——以朱熹、黄宗羲、黄百家父子及利玛窦为中心

朱熹的仁说包括本体论、心性论及工夫论三个层面。本体论层面,仁是天理在人性中的呈现,是高于形而下之气(情)的形上本体。心性论层面,仁是兼包四德的心之全德,是孝弟(爱)之所以然的形上本体依据。工夫论层面,朱熹强调以敬存心,去除私欲的障蔽,则天理自然澄明,就能达到仁。另一方面,黄氏父子从其理气、心性、理欲合一的立场出发,批判了朱熹基于理气、心性、理欲二元论的仁说。利玛窦从其天人、灵肉、理欲二元对立的立场出发又批判了包括朱子学在内的儒家仁说,其立场与结论与朱熹及黄氏父子互有异同:在本体论层面较近于朱熹,而在心性论与工夫论层面则较近于黄氏父子。而黄氏父子的思想对以利玛窦为代表的天主教思想也有所吸收。     

生态学视域下儒学的价值

生态学的视域为我们昭示了不以人类为中心而强调天人和谐的儒学宇宙论,揭示了在天人连续体中儒学给人的定位和人类的价值之源。儒学的气一元论坚持心物一体而反对心物分裂的二元论,为校正启蒙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的工具理性提供了一个平台,它对人的理解也为我们建立一个合谐社会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民国时期李石岑的朱子学研究

李石岑的朱子学研究向来没有被作为民国时期朱子研究的主要观点而予以讨论。这与他思想后期鲜明的唯物辩证法立场不无关系。但通过对李石岑朱子学研究的重新梳理,可以在他完整的朱子学论述中发现以往被忽略的价值,如他对程朱思想的禅宗溯源、对宋儒思想实质的判断、坚持朱熹“理气一元论”的主张、以禅宗“五位法”解释程朱思想、以人生哲学为角度思考朱熹思想等。这些观点在今天看来仍不失为独到的创见,也对现代朱子学研究有许多启发意义。     

朱熹的“理”:“所以然”还是“所当然”——以李相显、唐君毅的观点为中心

民国时期出版的李相显《朱子哲学》对朱熹的所当然之则和所以然之故分别作了阐述,尤其强调在朱熹那里,所当然之则比所以然之故更为重要。同一时期唐君毅发表的《朱子理气关系论疏释》以及后来出版的《中国哲学原论·导论篇》更是强调朱熹的"理"主要是当然之理,并且认为,只有从当然之理入手才能说明朱熹的"理先气后"和仁之理以及生生之理。这些观点既不同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从逻辑的所以然之理入手诠释朱熹的"理",但又认为朱熹的"理"实际上混同于伦理的当然之理,也不同于牟宗三认为朱熹的"理"主要是所以然之理,因而减杀了其道德意义。需要指出的是,李相显、唐君毅强调朱熹的"理"主要是当然之理,对于今天深入研究朱熹的"理"以及所以然与所当然的关系,建构朱熹的哲学体系,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王船山礼之形上属性辨正—— 以礼即理之礼与礼即气之礼之辨为视角

因王船山明确提出了"礼为天理之经"的命题,而没有明确提出.礼即气之理"的命题;又由于在本体论角度,船山提出了"言心、言性、言天、言理,俱必在气上说,若无气处则俱无也"以及"天人之蕴,一气而已"等命题,似乎船山之礼的形上属性具有"二元"属性,这使船山之礼在形上层面蒙上了一层扑朔迷离的色彩.船山强调气的先在性,尽管理气之间的关系表现为理气交相为体、理气交充.以礼即理之礼与礼即气之礼之辨为视角,得知船山之礼的形上属性表现为礼即气之礼.     

论谢幼伟对中国现代学术的理解与贡献

长期以来,人们研究较多的是胡适、冯友兰、金岳霖、贺麟、张东荪、张君劢等,而对谢幼伟的思想学术研究不多。实际上,他对西方学理的介绍与输入,对西方治学方法的重视,对中国传统哲学的阐发,尤其对中西哲学的融会贯通,综合创新,促进中国传统学术思想向现代的转换方面做出过不可忽视的贡献。谢幼伟认为中国传统哲学有四个特征:以唯心论为主要思潮;反躬实践;宗教式的态度;以直觉作为方法论。他还认为西方现代哲学放弃了二元论而采用一元论的思维模式,主张天人合一、心物同源;倾向于价值理论问题的研究;注重历史和时间概念的分析。     

朱子自然哲学的审视与纠偏

朱子的自然哲学既包含"理为本,理为主,理一分殊"、"理气不离不散"的理本论和理气关系说这样一个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也包含"敬"与"静"的结合,不断的格物,力求"铢分毫析",不断积累以致中和的认识论。这种本体论和认识论以及与此相关的科学精神对朱子本人的思维活动和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其进行合理的审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中国当今思想意识形态的发展仍具有非常深刻的现实意义。     

饶鲁对朱子《孟子集注》的批判性诠释及意义

饶鲁在对朱子《孟子集注》的批判中,颇富新意地阐释了理气、心性、工夫、仁政诸论题,主张理主气辅、理德气势,反对程朱“孟子论性不论气”之说。他将性与理、仁通而论之,反驳朱子性论的诸多看法,强调仁义当从道而非事的角度论述。饶氏思想流露出注重综合而非分析的心学倾向,主张仁与心一体,提出操存之心与仁义之心皆是一心,批评朱子心论的二分说;重视存养扩充工夫,认为孟子对克治工夫有所忽视;在仁政、王道上对《集注》亦提出不少具体批评。饶氏对《孟子集注》之批判性阐发,源于其自身工夫受用及欲矫朱子学弊病的动机。尽管因立说“多不同于朱子”而招致学者批评,然饶氏之学以其思想之深刻新颖,对此后的朱子学产生了持久影响,显示了“后朱子学”演变发展的轨迹。     

从“为仁由己”到“良知见在”——兼论儒家体用一元的思维模式

孔子思想的终极指向是践仁以成圣,这一终极追求必然包括成圣之何以可能的内在根据与实践途径两个基本方面;前者是本体论,后者是功夫论。本文以《论语》为基本文献来阐述本体依据和功夫路径之间体用一元的内在关系,由此展开,宋明理学中的一元论思维模式是对其继承和发展,而王龙溪的"良知见在"正是这一思维模式的典范和大成,将体用一元推向了顶峰。     

朱熹“理”范畴在日本的嬗变及其与日本现代化的关联

“理”范畴是中国新儒学权威代表朱熹哲学的基本范畴。随着日本朱子学的勃兴,“理”范畴在日本经历了三次嬗变,成为日本现代化准备过程中合理思维的出发点和原动力。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范畴与日本现代化结下了姻联关系。     

是“散”还是“尽”——试论朱熹气学思想的内在矛盾

一直以来,学界质疑朱熹的理学思想主要体现在理气关系上.其实,真正的问题出现在“气”上.“气”是儒家注重现世人道思想以别于释氏的理论根据所在.为了能在继承张载气学思想的同时,又避免他的“大轮回”说,于是朱熹以“生生不已”说气的初始,以“散尽”说气的终结.这个想法似乎很彻底,但在实际表述的过程中却出现了不同思维交叉的现象,使得建立在“气”上的很多思想都出现了矛盾混乱的情形.结果只能是:想挺立儒家却又背离了其思想传统,想辟佛却在终极意义上落入了佛家的“空”.     

“理之尊严”与“理之无能”——论朱熹哲学的理气关系说

朱熹的理气关系说，虽然有明显的客观唯心主义倾向，但由于朱熹看到了“理”这一精神本体的既“尊严”又“无能”的二重性，因而在解决这二者之间的矛盾时所阐述的理气关系学说，无论从理论和方法、内容和形式上．都是对传统儒学的丰富、发展和更新，也是对人类认识的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