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增应当处理好几个问题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到2020年实现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这是我党首次明确提出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增计划,具有重要意义.实现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增,必须科学理解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增计划,处理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增与缩小贫富差距、推进教育公平、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和加快收入分配改革之间的关系.     

收入分配分析的角度问题

十八大以来,收入倍增成为社会建设的重点内容之一.十八大提出,“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并以此作为未来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这就是所谓的收入倍增计划.居民收入倍增目标明确纳入党的报告在我国还是第一次.收入倍增需要分析我国收入分配问题,以及怎样设计收入倍增的制度构建与制度安排.基于收入倍增问题的复杂性和重要性,我刊特组织“收入分配与收入倍增专题研究”,本期专题邀请北京大学李国平教授、刘世定教授、周阳敏副教授就上述问题进行分析,以期为我国收入分配改革提供些许借鉴,也期望引起更多学者对此问题的关注和研究.     

制度红利、制度资本与收入倍增

十八大以来,收入倍增成为社会建设的重点内容之一.十八大提出,“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并以此作为未来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这就是所谓的收入倍增计划.居民收入倍增目标明确纳入党的报告在我国还是第一次.收入倍增需要分析我国收入分配问题,以及怎样设计收入倍增的制度构建与制度安排.基于收入倍增问题的复杂性和重要性,我刊特组织“收入分配与收入倍增专题研究”,本期专题邀请北京大学李国平教授、刘世定教授、周阳敏副教授就上述问题进行分析,以期为我国收入分配改革提供些许借鉴,也期望引起更多学者对此问题的关注和研究.     

新型城镇化与收入倍增

十八大以来,收入倍增成为社会建设的重点内容之一.十八大提出,“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并以此作为未来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这就是所谓的收入倍增计划.居民收入倍增目标明确纳入党的报告在我国还是第一次.收入倍增需要分析我国收入分配问题,以及怎样设计收入倍增的制度构建与制度安排.基于收入倍增问题的复杂性和重要性,我刊特组织“收入分配与收入倍增专题研究”,本期专题邀请北京大学李国平教授、刘世定教授、周阳敏副教授就上述问题进行分析,以期为我国收入分配改革提供些许借鉴,也期望引起更多学者对此问题的关注和研究.     

以公正分配实现收入倍增

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收入倍增计划,利用倒推法测算显示,实现这一目标完全有可能。但要考虑个体差异的影响和缩小贫富差距两个前提,也就是说,一是不能被倍增,不能是少数人增加,多数人不增加;二是必须要缩小收入差距,不是所有人同比例增加收入,而是中低收入者增加的倍数要比高收入者增加的倍数多。所以,不能忽视影响收入倍增计划完成质量和效果的三大突出问题:即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占比过低、再分配逆调节、国有企业利润上缴比例过低等。而这三大问题的根源是权利配置不合理。因此,要以公正分配为基础,重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权利配置的"三权",即平等的参与权、共享的收入权和充分的保障权,实现"三权合一",从而实现收入倍增计划。     

从劳动力视角看我国收入倍增计划与经济平衡发展

2012年举世瞩目的党的十八大报告重点提出,至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其中从以追求经济总量向人均收入倍增与经济平衡发展更是对我国在新时期深化重要领域改革,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更大程度更大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倍增计划与经济发展关键在于缩小收入差距、完善宏观调控与现有发展方式,推动经济以更有效率、公平、可持续方式发展.但我国实现收入倍增与经济平衡发展之路将面临重重困难,其中的根本原因仍然在于新时期我国劳动力市场新特点与经济发展模式的内在缺陷之间的冲突未得到有效调和,以及由此带来的收入分配不均、经济不可持续发展等问题.只有在实现自身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真正意义上缩小国民收入差距,才能够真正在关乎国计民生的收入问题上积极发挥“正能量”,我国的收入倍增计划由此才会取得历史性的突破和进展.     

中日收入倍增计划的差异与启示

中日收入倍增计划提出的时机、背景、经济基础,以及国际环境方面有很大不同,比较中日收入倍增计划,找出可资借鉴的经验,对帮助中国收入倍增计划的顺利实施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收入倍增计划要以城镇化发展带动内需,促进收入增长;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着力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注重解决不平衡发展问题;控制物价上涨,防止通货膨胀吞噬收入增长结果。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深化分配制度改革

随着中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国内外对中国是否会掉入"中等收入隐阱"存在不少争议。对巴西、阿根廷等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国家和日本、韩国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比较表明,"中等收入陷阱"实质是一国经济由低收入阶段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经济发展方式转型问题,而收入分配制度是找准效率和公平平衡点的"砝码",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关键。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实现十八大提出的"收入倍增计划",是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然选择。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实施背景与社会转型

十八大报告中提出要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翻一番的目标,这是在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下做出的重大决策。收入倍增目标是在我国面临着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和社会收入差距扩大的背景下提出的,其对于我国未来经济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应该着力于建立"橄榄型"社会结构,努力扩大中产阶层范围,通过社会转型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中等收入陷阱”及中国式化解

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中等收入陷阱"成为当前社会各界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目前的研究中一般将人均收入水平长期处于中等收入阶段描述为落入了这一陷阱,这种界定本身尚不严谨,忽视了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而且用人均收入作为判断标准,没有抓住相关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问题的要害。"中等收入陷阱"的中国命题的破解要立足中国国情和制度特色,通过培育新的发展动力,以积极应对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遇到的新挑战。     

中国收入优先增长中的结构优化

在中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实施收入优先增长是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和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发展战略。这个战略既要从总量增长角度进行考虑,还要从结构优化方面进行分析,即中国的收入优先增长主要是应该通过工资性收入的增加来实现,还是应该通过提高财产性收入或经营性收入来实现。考察典型的高收入国家美国的居民收入结构,其长期运行规律和发展趋势应能对中国从中等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提供某些参考和借鉴。从中国居民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的自身特征和运行规律来看,在中国实施收入优先增长的过程中,大幅度提高工资收入在短期是应该的,但难以作为长期举措。财产性收入增加是收入优先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能放任财产性收入过度膨胀,而经营性收入的提高应该成为中国收入优先战略实施的重要举措。     

安徽省农民收入倍增的战略思考

安徽省提出力争到2015年城乡居民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基于对改革开放后安徽农民纯收入变动的总体特征的分析,从收入来源的视角,剖析安徽农民纯收入的来源构成及其增长源泉的变化特征,并提出促进安徽农民纯收入倍增的战略政策建议。     

期望实效下的宁夏居民收入现状与实现倍增难点初探

以宁夏居民收入现状与实现倍增难点为主要研究对象,在与全国居民平均收入倍增目标调查数据进行比较的基础上,分析宁夏居民收入增长实现倍增的难点.研究认为,宁夏农村低收入者以种植业收入为主,种植业收入增长明显不力,直接影响到农村低收入者收入倍增;城乡、行业、区域、阶层间收入差距影响收入倍增;职工收入提高与企业成本压力加大之间的矛盾影响收入倍增.能否实现城乡居民收入倍增战略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资性收入和农业收入能否有一定幅度的增长.     

关于规范政府收入实现税费归位的思考

我国政府收入中非税收入比重过高、税收"缺位"与收费"越位"的情况非常严重,克服的办法就是规范政府收入、实现税费归位,即按"财政要以税收为主,以收费为辅"的基本原则依法治费,逐渐压缩收费规模,清理整顿部分收费项目,将部分收费项目改为征税,搞好配套改革,对收费实行规范化管理.     

中国巨富层为何不稳定

在社会学家看来,中国的收入分布是一个金字塔,高收入占有阶层居于塔的上部;与此同时,处于金字塔顶端的中国巨富层已经产生。高收入层是怎样产生的?处在“塔尖”的中国巨富层是否高枕无忧?他们的忧虑在哪里?他们的行为方式对中国社会有何影响?为此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权威社会学家李强教授接受了记的采访。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研究

本文通过库兹涅茨假说把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小和“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有机地联系起来,实现收入差距的缩小和“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目的。通过非参数估计模型、线性回归模型和非线性回归模型对库兹涅茨假说在更强的假设条件下进行了实证分析,证明在人均收入处于中等收入阶段时库兹涅茨倒U形曲线是成立的,并考虑了时间虚拟变量对库兹涅茨曲线形态的影响。在计量实证的方法下,利用48个国家／地区的630组数据对本文的观点进行了计量检验,检验结果证明了库兹涅茨假说的成立。     

对外开放对中国收入分配的影响——“南方谈话”和“入世”后效果的实证检验

对外开放促进了劳动力流动,从而也影响了中国的收入分配,但其对不同类型劳动者收入的影响不尽相同。使用1988—2008年个人和家庭层面的微观数据,采用分位数回归方法,以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入世")两大重要事件作为衡量对外开放的外生变量,实证检验对外开放对中国收入分配的影响,可以发现:对外开放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在不同时期有所差异,对城市与农村的影响也截然不同。就"南方谈话"后的第一阶段对外开放而言,其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总体和城市内部的收入差距;就"入世"后的第二个阶段对外开放而言,其对总体收入差距的影响并不显著。"入世"拉大了城市高端和中端收入群体的收入差距,但也带来了农村居民收入的提高,从而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总体收入差距的扩大。     

中国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六大特点

居民财产性收入逐步增加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是践行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对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促进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实现社会公平、加快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具有重要意义。现阶段我国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呈现绝对值增大和增速提高、收入构成趋于多样化、基数小且所占比重低、收入差距拉大、收入来源结构不合理、收入增长能力有限等六大特点。     

人力资本投资、就业双轨制与个体收入差距——收入差距问题代际间资本转移视角的一种解释

收入差距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急需解决的问题,从代际间资本转移的角度为研究中国的收入差距问题提供了一种解释.研究结果表明,高收入家庭与低收入家庭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受到的约束差异及其行为选择倾向于扩大不同收入状况家庭的子辈之间的收入差距,从而产生代际间收入传递的"马太效应",即富者的子辈愈富,穷者的子代愈穷.为了使不同收入家庭出身的个体获得相对公平的发展机会,弱化个体收入状况与其子辈资本积累之间的关系,使个体间的收入差距回归"自然"状态,政府提供一些可行的制度安排显得非常必要.     

经济危机下的低收入阶层与扩大内需的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的"三架马车"中,中国经济长期快速的增长主要是依靠投资和出口,而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比较低的.面对经济危机,中国政府提出了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以扩大内需,其中提高城乡居民收入被列为重要举措之一.根据凯恩斯的消费理论,对于中国高、中、低收入阶层而言,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是扩大内需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