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战略：重大价值、理论基础与实施途径

当前,消费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越来越重要,这就意味着内需市场规模持续扩张和消费结构优化升级能力,愈发成为决定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模式形成的基础条件。打造国民收入可持续增长动力机制,则是推动内需市场规模持续扩张和消费结构优化升级的决定性因素。因此,有必要重新审视和深入分析供给侧—需求侧的共生关系及相互决定关系理论,以及国民收入分配体制中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机制及相互关系理论。通过系统性分析可得出,现阶段中国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战略的可行途径及其突出障碍。从国民初次分配机制的角度来看,合理地发挥促进各部门全员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共同可持续提升的基础作用,加快促进生产率和工资收入协同增长机制的形成。从国民再次分配机制的角度来看,加快构建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新型企业制度以及金融制度,将之作为"拓宽最为广泛的居民财产性收入渠道"的重要渠道机制。最为重要的是,要切实落实中国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战略,在国民初次分配机制和再次分配机制中,均需要政府和市场功能有机结合式的干预和融合发展途径。     

“中等收入陷阱”还是“社会福利陷阱”——基于“后发外生型”转型国家的视角

“中等收入陷阱”作为一种经济表象,其背后的根本原因是“社会福利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表现是原有支撑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耗尽而形成的经济停滞,而“社会福利陷阱”的主要表现则是政府在促进社会福利最大化方面难以有所作为.具体表现在两个层面:既无法打破造成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现有不合理分配体制和利益格局;同时又没能适时增加社会福利和民生投入,从而扩大内需、培育人力资本、促进产业升级.中国作为“后发外生型”转型国家,要突破“社会福利陷阱”,政府必须转变角色、职能和治理模式,承担起应有的社会福利责任.中国走出“社会福利陷阱”的过程是走向法治国家和福利社会的过程,这既是经济、社会和政治改革三阶段的第二阶段,也是国家治理模式的重大转型.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阈下地方政府责任的问题与化解

在把握国家治理现代化中政府责任新内涵的基础上可以发现,地方政府责任落实受到体制机制与复杂环境的影响,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制度缺陷导致的唯上不唯下的责任向度;条块关系导致的权责不清与责任冲突;社会的多元复杂性与网络政治对政府责任带来的新挑战共同构成了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地方政府责任面临的问题。对此,化解路径需要从调整制度结构、完善权责清单,强化问责、促进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和提高利用大数据的能力几个方面展开。     

国家治理视域下政府内部控制理论框架研究

政府内部控制是规范公共权力运行的重要载体,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有力抓手。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完善再分配机制的新形势下,立足于中国特殊的社会语境和制度情景,探寻政府内部控制的主体、客体与目标的基本内涵与表达方式,并借助扎根理论研究方法,从组织文化、业务活动、内控责任、控制措施和内控评价五个方面厘清中国特色政府内部控制的知识结构与作用机制,促进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的良性互动。     

公司治理、国家退出及其约束弱化——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一个解释框架

国有经济的极端重要性决定了在渐进改革的初始阶段国有商业银行难以实行商业化、市场化改革,银行的国家控制是国家从银行退出的逻辑起点,以注资和消弭不良贷款为主要内容的国家退出约束的弱化构成了国有商业银行的前期改革,而目前以股份制改造、公开上市为主要内容的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是注资、不良贷款消弭的必然结果.随着国家的逐步退出,国有商业银行也将逐步过渡为一般意义上的商业银行,管理和规范一般意义商业银行的制度安排的建立和重构,就构成了下一轮改革的主要内容.     

国家治理体系下的地方政府权力重构

国家治理体系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对地方政府权力的配置模式将产生体系性影响。“多中心治理主体”、“合作式治理模式”需要发挥不同社会主体在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而在地方政府职责中应更加强调服务职能的完善。所以在地方政府权力的横向配置中,要求重新划分政府与社会、市场间的权力范围,并且推动三者间关系的法治化。但是当前各级地方政府间“上下同责”、“上下同粗”的权力体系严重阻碍了地方政府权力的多中心横向配置,所以各级地方政府间的纵向分权以及增强基层政府的自主权成为地方政府权力重构的首要任务。此外,国家治理体系对行政法学的基本原则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新时期地方政府权力配置法治化的道路上,应更加强调监督和制约地方政府行政权的行使,防止各级地方政府恣意逾越横向、纵向的权力边界。因此,法律保留原则和越权无效原则的价值将会更加凸显,而相关立法也应当更加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