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斯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主旨探究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是现当代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他不仅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首次提出"马克思的生态学"概念,而且建构起绿色氛围最为浓厚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是一种以生态问题为切入点的当代资本主义批判和社会主义变革的带有绿色标志的红色理论。福斯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通过开启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视阈,试图建立起马克思主义与现代生态学之间的内在联结;通过梳理和建构马克思的"物质变换断裂理论",以期揭示出资本主义反生态的制度本性;通过论证社会正义运动与环境正义运动内在联合是生态危机的根本解决之道,希冀探寻到人与自然双重解放的社会变革道路。     

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批判理论及其当代价值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批判理论的逻辑起点是通过对资本追求利润本性和资本运行逻辑与生态危机关系的分析,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支配的全球权力体系是造成生态问题的根本原因,主张在资本主义制度和价值观指导下的技术使用必然会导致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和生态危机,资本物欲至上和消费主义价值观会进一步强化生态危机.只有构建以反对资本逻辑为宗旨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彻底解决生态危机.生态社会主义社会要求通过劳动创造幸福观和新型的人类中心主义或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克服消费主义生存方式及其意识形态,构成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批判理论的完整内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批判理论在理论基础、理论的价值立场和价值归宿以及如何看待技术进步、经济增长与解决生态危机的关系问题上,同"深绿"思潮和"浅绿"思潮存在着根本区别.他们分别代表了以抽象的伦理生态共同体思想还是以历史唯物主义共同体思想为指导、维护资本的利益还是反对资本和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把经济增长与解决生态危机和生态文明建设对立起来还是把它们统一起来的两种类型的生态文明理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批判理论的价值和意义在于: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建构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共同体思想,摆脱具有浓厚的以资本与西方为中心的价值立场的西方生态文明理论的束缚,坚持把维护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有机结合起来,最终实现技术运用、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机统一.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批判理论的多维视角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针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社会制度的反生态本性问题,展开了生态视角的技术批判、异化消费视域的批判、经济理性的批判、生态殖民主义批判、生态中心主义的红色批判和意识形态层面的批判6大批判,表现出"红""绿"结合的理论特征。     

马克思的生活世界批判及其存在论意义

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意味着一次哲学的新生,他在对哲学理论本质的彻底反思的前提下,通过理论批判、现实批判,提出实践批判原则,使哲学重新回归到生活世界本身的实践进程.这一回归,通过生活世界批判和现象学批判的联合,使"生活"和"实践"在存在论根基处获得了全新的内涵.马克思新世界观的内在精神--"实践精神"充分体现在他对生活世界本体论地位的澄明、对生活世界自身悖谬及异化的揭示及对生活世界自我批判的内在革命性的指证过程中.从一个全新的哲学路向--生存论路向,去理解马克思的生活实践观,有助于真正领会马克思在哲学史上所完成的革命性变革及其当代意义.     

作为社会批判理论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突出特点是坚持从资本主义制度批判、价值批判和技术批判三者统一的视角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性质,其中价值批判和技术批判从属于制度批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本质上是一种以生态批判为切入点的社会批判理论,具有自身的价值与局限.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主旨探究

以阿格尔、奥康纳、福斯特为代表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致力于生态危机下的马克思主义重建,以开启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学视阈;通过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学批判,希冀将反映时代特征的“自然的解放”概念纳入到马克思主义的“人的解放”的传统视阈之中;提倡劳工斗争与生态运动的内在联合,引导生态运动等新社会运动转向社会主义变革道路,实现人与自然的双重解放.     

存在论与生存论、哲学批判与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的两次转折及当代启示

马克思有两次重大的理论转折一是存在论上的由近代哲学向当代哲学的转折,即在哲学的穿透中抵达到生活本身的生存论,它内在地要求自身在与现实的接触中,以一种新的哲学样态割断它同旧哲学外在形式上的联系,由此引起了马克思理论活动中的另一次转折,即由哲学批判向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转折.通过后一种转折,马克思现实地彰显和内在地展露出新哲学的革命本性.     

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存在论视域的初始定向

在20世纪的哲学运动中,西方马克思主义有着重要的地位和突出的影响.这不仅表现为当代哲学的几乎每一种思潮都伴随有所谓"马克思主义"的衍生物,而且表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领域几乎遍及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各个分支.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关系辨析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继承、补充和修正的同时,它与马克思主义存在本质性的分歧.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主张对资本主义展开生态批判,经典马克思主义则对资本主义展开政治经济学批判,两者在批判对象、批判视角、批判性质及其历史地位和现实作用上既有共性也有根本区别.     

简论生态伦理的本体论意蕴

作为一种伦理哲学,生态伦理不仅以本体论为基础,同时又是对本体论的有力肯定与确证。生态伦理从关心现实的存在者入手使形而上学的终极关怀得以实现成为可能,从而显露出了其深层形而上学本质——对存在的肯定。     

论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我国生态文化建设

生态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进行生态文化建设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和解决我国生态文化建设过程中所遇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马克思主义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哲学依据的科学理念,根植于广大群众开展实践活动的人民立场,以及实现人类社会与自然和谐永续发展的价值取向等文化意蕴,对推动我国生态文化建设和构建生态文明社会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存在论视域看哈贝马斯哲学范式的转向

现代性状况印证了意识哲学范式遭遇了困境,寻求摆脱困境的路径是当代西方哲学家研究的根本方向.哈贝马斯认为,无论是黑格尔、马克思的包容性理性模式还是海德格尔、德里达、福柯的排斥性理性模式,对于主体性的批判都是主体的自反性批判,因而无法摆脱意识哲学的困境.哈贝马斯提出从意识哲学范式到交往范式的转向.在他看来,交往范式是以交往理性为基础,以语言为本质的行为范式.在这一范式下,语言参与者的立场使主体与自身的关系成为互为对象的主体间关系,从而打破了内在性意识的垄断.从存在论视域看,交往范式虽然从语言角度切入关系原则,以交往理性超越主体为中心的理性,却由于主体间性的非真实性与交往理性的先验性而无法真正摆脱哲学与现实的困境.     

生态危机下的马克思主义重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主旨探析

阿格尔根据马克思的辩证法，揭示和评述了近百年来西方马克思主义诸流派产生、演变、分化的过程及其发展趋势，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作为马克思辩证法的复活，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主旨是：实现在当代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下马克思主义的重建，力图把西方（尤其是北美）的生态运动引导到社会主义变革的道路上来，最终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然的解放。     

非理性主义兴起与存在论视角转换

2006年10月28日,第37次"青年哲学论坛"在中国政法大学举行.论坛由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李凯林主持,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孙美堂作主题发言,北京大学哲学系杨学功点评.     

生产条件的批判之维与当代资本主义的超越之路——詹·奥康纳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观及其评价

作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奥康纳一方面指责马克思站在前人类学的意义上来谈论"历史",另一方面又指责马克思站在前生态学的意义上来谈论"唯物",因而在他看来,历史唯物主义在"历史"与"唯物"两个方面都是不彻底的.以此为基础,奥康纳认为,必须把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观从第一重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推进到第二重矛盾,即生产力、生产关系与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才能真正解读当代资本主义的危机.在当代西方左派学者所构建出的资本批判的理论谱系中,奥康纳的观点明显具有放弃本质矛盾观的方法论倾向.     

跨越与构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绿色政治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崛起的最新流派和思潮,其宗旨是批判和反思现代工业社会中人与自然关系的矛盾冲突及其背后的深层社会根源.其所构建与倡导的生态社会主义可持续发展的模式,不仅将人文理念、生态理念和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批判结合起来,而且凸显当代生态危机的解决与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联系.同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既推动了当今西方风起云涌的新社会运动的深入拓展,又为全球社会的发展进步提供了创新思维和新视野.     

本体论视阈下的语言哲学流变——从索绪尔到维特根斯坦

从语言本体性地位的视角来看,索绪尔与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具有某种继承性。后者是对前者的理解深刻,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超越,主要表现为:在语符性质上维氏等量预测任意和相似;在语言的社会性上维氏从社会心理的静态走向社会实践的动态;在语言的整体性上,索氏的语言和言语相对,维氏以言语学覆盖语言全貌;在语言的功能性上,索氏预设讲话者意义,维氏直面社会活动中的意义对接。语言哲学的流变中越来越倚重人本变元。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探析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一直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内部和理论界争论的一个焦点。我们认为,二者之间既有内在联系,又有显著区别。在人与自然的关系、资本主义制度与生态危机的必然联系以及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等问题上,二者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但是,在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和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阐释上,二者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