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外交：硬发展没道理

由于国家议题和声誉管理系统尚未建立，中国在处理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上普遍遭遇国际社会的错误解读和边缘化。中国要改善国际生存环境并提升国家声誉，必须从建立全方位的对外传播系统和国际沟通机制开始，逐步提高与世界公平对话的能力，尤其是公共外交能力。但在发展过程中需要避免因经验不足而导致的“硬发展”。     

生活数字

第35位 联合国首次发布一项“全球老年观察指数”，对91个国家和地区的老年人生活质量进行了调查，并进行排名。调查显示，瑞典是最适合老年人生活的国家。挪威和德国排名分列第二和第三。阿富汗排名垫底。中国排名第35位。     

税负痛苦

美国著名的财经杂志《福布斯》近日发表了2007年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报告，中国内地赫然列在第三，仅次于法国和比利时，而且排在欧洲许多以高税收著称的国家之前。尽管有不少研究税务的经济专家们普遍认为，《福布斯》的排名存在明显不科学之处，但外界的观感从某种程度上也确实反映出当前中国税收制度存在的一些问题。而在许多“税负痛苦指数”比中国低的国家，并不能感到其国民的税负比中国人轻，但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方面，一些国家做得更能“看得见，摸得着”，抵消了一些纳税人的抱怨。     

也要注意控制干部交流的负面影响

我们习惯上说“西化”的时候．一般都不包括马克思主义，这是历史形成的。“五四”时期，是新旧思想观念和中西文化猛烈冲撞的时期。西方许多的新思潮、新思想不断地闯到中国，马克思主义也是那个时期开始传入中国的。不过．那个时候比较多的人是把资本主义国家新的思潮，作为“西方化”来看待，因为它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占统治地位的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等。     

中国市民社会的兴起与国家政治文明的回应

以“市民社会、政治国家与依法治国”作为分析框架，分析和解释了中国市民社会兴起后形成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二元分化与互动最终导致了依法治国方略的出台。依法治国的推行，使我国法治思想发生了转变，那就是立足于“治理”而不是“统治”，立足于市民权利而不是国家权力，立足于社会而不是国家。当然，我国以依法治国为核心的政治文明还面临着困境，这就要求我们通过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良性互动来摆脱。     

关于西辽河地区早期农耕时代城的起源及其发展

城的出现是文明社会的重要指标，中国国家的起源和发展与城的起源和发展，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西辽河地区是我国的城最早发祥地之一，早在8000年前的兴隆洼文化时期，城就已经在中国北方萌芽；到了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时期，城已经基本趋于形成，中国的社会历史开始进步到古国阶段；4000年前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是城的成熟发展时期，此时中国的国家形态已经发展到了方国时代．从古国到方国，这是中国国家发展史上的“原生形态”，是后来“三代”国家形态的基础或原型，它在中国国家形态数千年文明发展过程中，起着一种规定性的奠基作用．     

理解中国之治的唯物辩证法视野

在解码“中国之治”的学术热潮中,虽有见仁见智的格局,但从历史逻辑上看,把“中国之治”作为“中国之制”的结果,即从“中国之治”到“中国之制”的认知逻辑具有代表性。然而,对二者之间仅停留于机械论因果律解释,或视二者为无主体变换,都是有局限的。实质上,中国之治与中国之制是辩证关系,是主体自觉运用唯物辩证法,把“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落实到治理制度与依制度治理的辩证关系中,创造性地实现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转变。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逻辑上构建了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两对辩证关系,形成国家治理的理论形态。以国家治理理论引领治理实践还需要处理好一些重要的辩证关系问题,这是中国之治走向未来的规范要求。     

“差序格局”——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和中国人行为的解读

费孝通教授通过对中国社会的深入观察，在他的早期著作《乡土中国》中把中国社会结构的特点归纳为“差序格局”，并与西方社会进行了系统的比较。这一理论在国内外有着广泛的影响。本文试图进一步分析传统的中国社会与西方现代社会之间在价值观念与行为规范之间的差异，讨论了它们各自不同的文化与宗教基础，结合当代中国的一些社会现象来分析传统中国的观念在今天是否仍然在影响着我们的观念与行为。中国要想真正成为一个现代的公民国家和法治社会，必须对中国的思想传统进行深刻地剖析和反思。费孝通教授的“差序格局”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很值得国人重读和思考。     

中国品牌集体出击海外传播

今年5月26日，“中国品牌全球宣言”活动全面展开．再次“以官方的名义”向世界展示中国品牌的崭新面貌以及中国的国家形象。与推出”中国制造”广告的补救行为不同的是．中国品牌全球宣言是中国方面的主动出击     

努力读懂中国的星传媒体

“我们为连续三年荣登RECMA全球排名报告榜首而感到无比自豪。我们很高兴能与一些全球最顶尖的品牌合作．这个排名反映了我们成功地利用创新和技术．一切以消费者为中心。”星传媒体集团全球首席执行官Laura Desmond说。     

国家形象的传播力瓶颈

作为中国软实力极为重要的方面，中国国家形象的建构近些年来呈现出很好的发展态势。但是．毋庸讳言．制约中国国家形象的瓶颈——传播力问题也日益暴露出来。如何突破制约中国国家形象建构这一以往重视不足的瓶颈问题．已是一个极为紧迫的课题。如果从公共关系视角来看待这一问题，这是涉及“媒体沟通力”的重要问题。     

中国国家形象塑造的困境及其应对之策

国家形象其实是“自塑”与“他塑”相博弈的结果,取决于自塑力与他塑力各自作用的方向与力量的大小。在国家形象塑造过程中,中国力图“自塑”一个体现社会主义性质,反映中国文化传统特点的“和平发展、充满活力、勇于担当”的国家形象。然而,由于西方国家掌握着全球话语霸权与媒介权力,并对中国进行不断抹黑,中国被西方媒体、政客、学者不断 “他塑”成一个“威胁、崩溃、邪恶” 的刻板印象。抹黑中国极大地损害和破坏了中国的国家形象,使本真的中国遭遇遮蔽与扭曲,给中国国家形象塑造制造了重重阻力和障碍。要摆脱中国国家形象塑造的困境,就必须解构西方国家抹黑中国、“他塑”中国所形成的负面形象,积极、主动地构建抵御抹黑中国的“防火墙”,不断增强国家形象的“自塑”能力。     

国家精品课程《数字信号处理》的建设与实践

建设“精品课程”是我们国家推出的,促进高校教学质量进一步提高的重要举措。本文对电子科技大学的国家精品课程“数字信号处理”建设与实践进行了一些分析、探讨和总结。希望抛砖引玉,以期对我国“精品课程”建设这项以育人为本的高等教育质量工程起到一些积极的作用。     

国家文学：当代文学的一种定位——评《国家文学的想象和实践一以〈人民文学〉为中心的考察》

着眼于中国当代文学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性，吴俊教授认为此前所谓的“中国文学”或“中国当代文学”很难显示特定历史时期中国文学的政治性质，而“国家文学”这一概念才能进一步揭示中国当代文学的切实内涵。吴俊教授试图通过政治解读“十七年时期”的《人民文学》，以“大题小做”的方式把当代文学定位为“国家文学”。事实上把中国当代文学定位为“国家文学”这个论断能否成立，完全取决于对中国当代文学所作考察的整体性和深入性。     

论“一国两制”与国家结构新模式

按照邓小平“一国两制”构想解决港澳台问题、实现和平统一后的中国，将突破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理论框架，在世界上树起一种崭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结构模式。其基本特征是：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内部两种社会制度主次共存；统一多民族的“单一制”与“复合制”的某些特征兼容互补；完整独立的国家主权与地方治权有机统一。“一国两制”构想的科学”实践及新型国家结构模式的创立，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光辉典范。     

“一带一路”纺织品贸易网络的演化特征及驱动机制

国际分工调整引起“一带一路”纺织品贸易结构的深刻变化。采用动态指数随机图模型（TERGM）等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探讨沿线国家纺织品贸易网络演化特征及其驱动机制，研究发现：样本区间内“一带一路”区域纺织品出口贸易整体呈现上涨趋势，贸易网络的平均路径长度较短，聚集系数较高，存在“富国俱乐部”现象；中国是“一带一路”区域纺织品贸易网络的核心枢纽；除中国之外，点出度和出强度排名前列的国家主要来自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点入度排名前列的国家主要来自东欧和西亚地区，入强度排名前列的国家主要来自东欧、东南亚地区和西亚地区。TERGM模型估计结果显示，纺织品贸易网络存在互惠效应、等级效应和时间依赖效应，较低的人均收入水平抑制区域纺织品贸易关系，较大的人口密度有利于增进区域纺织品贸易关系，接壤网络、语言网络、宗教网络对区域纺织品贸易流具有正向促进作用，文化距离和制度距离网络则有负向抑制作用。     

舆图、图志与我国近代国家观念的形成

中国的近代化过程也可以约略概括为从“朝代国家”向“民族国家”过渡的历程。在此历程中，除了西方武力入侵这一重要的强制因素外，由中西文化交融所致的文化观念之变异绝不可被忽视。西方文化传播中，世界地理知识的传入挑战了中国自古以来的世界秩序观念，对近代中国“国家”、“民族”观念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国发展模式的探索及其对建构国家软实力的启示

中国发展模式是国家软实力的核心要素。经过新中国60年“沧桑历程”，中国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并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在回顾中国发展模式的奠基、形成、发展与升华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把脉到这一发展的“内涵逻辑”，即从总体上、前提背景、发展理念、发展步骤与发展前景上展现了“中国发展模式”，这一模式赢得了国内与国际的认可。基于此，建构国家软实力的思考应当汲取这一模式探索所带来的诸多启示。     

邓小平国家认知论探析

1978年以来的当代中国国家发展,可以首先还原为对中国国家“自我”的认知过程.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是中国国家认知的重要探索者.文章确立国家“自我”主体性意识的认知前提,以“他者”来反观自身的认知方法,确定中国处于“被切断的后半截”的认知定位,最终得出在教育、学习和行动中型塑“新中国”的认知结论.通过对邓小平国家认知思想的初步探讨,以期丰富“后邓小平时代”国家发展方法论的思考.     

贪官“前腐后继”的背后

近年来，我国的反腐斗争取得了显著效果。但在一些行业、领域和部门仍不乏顶风作案、铤而走险的贪官。他们的以身试法，受损的不仅是国家经济，更重要的是党群关系。各地的“窝案”、“串案”发生率居高不下，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沉重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