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ESG表现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基于媒体关注的调节作用

环境(E)、社会(S)和治理(G)是企业伦理的核心要素,企业的ESG表现以及如何对企业绩效产生影响是亟待回答的热点问题.使用2011-2019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基于非平衡面板模型分析ESG对企业绩效的贡献和媒体关注的调节效应,并通过对比不同市场化和融资约束程度的企业,可以揭示ESG对企业绩效影响的异质性特征.研究发现:ESG评分高的公司倾向于表现出更优良的绩效水平;媒体关注度高的公司倾向于表现出更优良的绩效水平,媒体关注度在ESG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中具有调节作用;分组对比结果显示ESG对企业绩效的贡献和媒体关注的调节效应均存在显著的异质性特征.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碳信息披露的影响

以数字化转型强化内外监督,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既是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夯实社会发展“绿色基石”的新方向。借助2013—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碳信息披露的影响机制展开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碳信息披露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且内部控制质量和分析师关注度在其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不同情境下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碳信息披露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即在高管绿色认知水平低的企业、非高耗能行业领域以及制度环境不健全区域中,上述促进作用更为显著。据此,政府与企业应协同发力,强化企业内部治理能力与外部监督力量,提升企业碳管理水平,推进数字与绿色发展深度融合。     

企业ESG表现对并购业绩承诺的影响

ESG表现是衡量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标,对企业并购交易业绩承诺具有影响。以2009—2022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并购事件为样本,检验ESG表现对并购业绩承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ESG表现与并购业绩承诺负相关,即企业并购交易中双方签订业绩承诺的可能性、规模和期限均会随着ESG表现的提高而降低。良好的ESG表现具有治理效应,能够通过降低企业内部代理成本和提高企业外部媒体关注来抑制并购业绩承诺。拓展性研究发现,在管理者过度自信程度较低、政府干预较强的情境下,ESG表现对业绩承诺的抑制作用更显著。     

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创新绩效——人力资本的中介作用和动态能力的调节作用

数字经济高速发展,制造企业逐步投入数字化转型浪潮,但数字技术能否赋能企业创新以及两者之间的作用路径尚不明晰。文章引入人力资本和动态能力变量,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和创新绩效之间的作用模型,选取2013—2022年中国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绩效具有倒U型影响;人力资本在数字化转型和创新绩效之间发挥倒U型中介作用;动态能力中的吸收能力、适应能力和创新能力均对数字化转型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起调节作用;数字化转型对创新绩效的倒U型影响在东中部地区、大中型企业、国有及民营企业中显著。研究结论丰富了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创新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战略决策提供了有益启示。     

创新型城市建设改善了企业ESG表现吗?——动态能力的调节效应

建设原则和目标与ESG理念高度契合的创新型城市建设,可以通过促进创新来改善企业ESG表现;企业的动态能力越强,越能充分利用创新型城市建设的政策红利,从而有更为明显的ESG表现改善。把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将动态能力解构为适应能力、吸收能力和创新能力3个维度,并以其耦合协调度衡量企业总体动态能力,采用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2006—2021年的数据,运用PSM-DID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显著改善了试点城市企业的ESG表现,企业创新能力和总体动态能力在其中产生了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强化了创新型城市建设的ESG表现改善效应),但适应能力和吸收能力的调节作用不明显;创新型城市建设对高污染行业企业、数字化水平较低城市企业ESG表现的改善作用显著,但对低污染行业企业、数字化水平较高城市企业没有显著影响。因此,应进一步推进创新型城市建设,提高企业的动态能力及其系统功效,切实促进企业ESG表现改善。此外,还需改进企业动态能力的评价指标和方法。     

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外部压力与碳绩效

制造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对实现我国经济增长和节能减排的双赢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试点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10—2019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探究了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碳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提升制造业企业的碳绩效，市场竞争、融资约束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等外部压力深刻影响了该提升效应的可持续性；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协同创新、两业融合以及管理效能提升是数字化转型影响制造业企业碳绩效的可能路径；受企业特征、所在地区特征以及政策冲击行政级别的影响，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碳绩效的提升效应具有异质性。     

融资约束、高管薪酬和研发投资

企业的研发投资是保证企业可持续增长的源泉,高管的行为对于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至关重要.本文采用2007-2010年沪深两市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数据,考察了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公司研发投资的关系,并进一步考察了产权性质和融资约束程度对这种关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高管现金薪酬和高管持股对上市公司的研发投资正相关.与民营上市公司相比,现金薪酬部分在国有上市公司中具有激励作用,高管持股在民营上市公司中表现出了激励作用.高管的现金薪酬部分只有在非融资约束型上市公司中起到了激励作用.     

投资者情绪、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投资行为——基于中介效应检验

本文利用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2007-2012年的数据,研究分析了投资者情绪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以及管理者过度自信在这一影响机制中所发挥的作用。研究发现,投资者情绪与企业投资水平呈显著正相关,与企业管理者过度自信也呈显著正相关。说明投资者情绪在对企业投资产生直接正向影响的同时,至少有一部分是通过塑造管理者过度自信间接影响企业投资的。本文进一步研究发现,管理者过度自信使投资者情绪影响企业投资行为的敏感性增加。     

高管政治关联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政府—企业—社会互动视角

本文基于政府—企业—社会互动视角,以2010—2019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了高管政治关联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并建立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探究了政府资源倾斜、社会媒体关注在这一影响中的中介和调节效应。研究发现：高管政治关联会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表明其在企业绿色创新实践中主要发挥“资源效应”的作用;高管政治关联主要通过两条相互交织的路径对企业绿色创新产生影响：一是获取政府补贴,缓解企业研发资金压力,二是形成社会监督,倒逼企业承担环境责任;政府资源倾斜、社会媒体关注会相互调节对方在高管政治关联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中介效应,即政府资源倾斜越强,社会媒体关注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越强,反之亦然。本文为政府、企业和社会协同互动,最大限度地发挥高管政治关联对企业绿色创新的良性激励作用提供了经验证据和管理启示。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供应链集中度的影响——基于信息透明度中介变量的研究

数字化转型是现阶段企业改善供应链集中度的有效路径。利用2011—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探讨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供应链集中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供应链集中度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信息透明度在数字化转型与供应链集中度之间起着中介作用,即数字化转型能够有效促进信息透明度的提高进而降低企业供应链集中度。研究结论对企业合理利用数字化转型以提高信息透明度进而选择更加良好供应商以及寻找潜在的顾客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     

数字化转型推动产业创新了吗？——基于上市公司的微观证据

数字化转型是企业采用新技术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式,对企业创新有重要影响,而产业融合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使用上市公司数据和投入产出表数据,实证研究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的效应和作用机制,并深入考察了产业融合在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创新中的作用。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产业融合有助于数字化转型发挥推动作用;数字化转型通过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增加研发投入和提高技术溢出三种渠道影响企业创新,产业融合可以加强这三种渠道的机制效应;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对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效应不显著,对中外合资企业的效应显著为正;与服务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相比,产业融合对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发挥作用的效应更强。企业创新要重视产业融合的作用,特别是要发挥制造业基本盘的压舱石作用。     

管理层谦卑与企业社会责任——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年报的文本分析

本文基于2017—2021年度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以年报文本分析测度管理层谦卑,实证检验了管理层谦卑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管理层谦卑能够促进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且当企业媒体关注度较高时,管理层谦卑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正向影响更为明显。进一步研究还发现,社会责任注意力和代理成本是管理层谦卑促进企业社会责任的两大中介路径。同时,在国有企业、规模较大企业以及CEO与董事长两职分离的企业中促进作用更显著。本研究对中国上市公司管理层领导力提升、声誉管理和治理效率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中国产业数字化对供应链结构的影响——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行业异质性分析

产业数字化转型对于提升供应链韧性与安全意义重大。基于2012—2021年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利用多期DID的稳健估计方法,对产业数字化转型对供应链结构的影响展开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产业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供应链结构多元化。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竞争性行业、制造业,特别是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供应链结构多元化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降低外部交易成本和内部代理成本来重塑主体企业供应链结构。研究不仅揭示了产业数字化转型对供应链结构演进趋势的直接影响,也为提高供应链韧性、安全水平及打造现代化供应链体系提供政策启示。     

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创新效率的网络机制——合作和知识双重创新网络结构洞的中介作用

企业数字化转型不仅拓展和优化了创新网络,也使创新网络在创新驱动发展中的作用日益重要。基于网络结构洞理论,从创新合作网络和创新知识网络(双重创新网络)角度分析数字化转型通过增强企业在创新网络中的“桥梁”作用来提升企业创新效率的机制,并采用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2013—2021年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其创新效率,该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双重创新网络结构洞是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创新效率的中介变量,即存在“数字化转型水平提高→双重创新网络结构洞增加→创新效率提升”的影响路径;企业组织韧性提高能够强化数字化转型对网络结构洞的正向影响,但对网络结构洞影响创新效率没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因此,应积极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拓展和优化创新网络来促进企业创新效率提升,并不断提高企业的组织韧性以有效化解转型风险。     

数字化转型能否助力我国制造业企业创新提质增效？

通过将数字化转型伴生的数字技术及数据要素效应纳入企业知识投入产出分析框架,实证考察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创新质效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促进制造业企业创新提质增效。异质性分析表明：公司优先推动采购及运营部门数字化转型、科技高管组织推动数字化转型及在数字基础设施发展较好地区推动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创新提质增效的作用更显著。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赋能企业内、企业间合作创新和企业学习来驱动企业创新提质增效。因此,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将为制造业创新提质增效提供新动力,这对于探索数字经济下我国如何促进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卖空机制如何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理论机制分析与实证检验

卖空机制是资本市场影响微观经济主体行为的重要制度设计,对新时代下企业数字化转型有着重要影响。文章基于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现实要求,借助2007—2019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企业数据样本,实证检验卖空机制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卖空机制能够显著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这种影响随着企业数字化水平差异和属性差异展现出较强的异质性特征。机制研究发现,卖空机制有效提升了分析师关注度并优化了企业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同时能够从“研发投入—创新产出”层面提振企业的创新积极性,这些都有利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特别地,股票流动性是影响“卖空机制—企业数字化转型”范式的重要因素,高股票流动性是机制发挥效力的基础。有鉴于此,当下证券市场制度改革过程中,在完善卖空机制制度设计的同时,还应当充分考虑股票流动性对证券市场制度效用的影响,这也是数字化时代下市场制度改革的必由之路。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资本配置效率

如何利用数字化转型提升长期资本配置效率,是当今复杂多变和高度不确定情境下所面临的重要课题。文章从信息效应的视角,探讨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资本配置效率的作用机制,并进一步检验了不同数字化转型维度的影响差异。结果表明：（1）数字化转型会提高资本配置效率,降低资本配置时的过度投资倾向;（2）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代理成本,降低行业和企业层面决策信息不确定性,进而改善资本配置效率。但数字化转型并不能改变宏观经济政策环境不确定性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3）在数字化转型的细分维度上,业务和组织流程上的数字化赋能可提高资本配置效率,而技术产品的数字化赋能并不能提高资本配置效率。研究有助于深化对数字化赋能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作用机制的认知,为我国探寻企业高质量发展路径提供学理依据及决策参考。     

人力资本对企业产出影响研究——基于旅游类上市公司和信息技术服务类上市公司的比较

文章选取2006～2008年中国18家旅游类上市公司和27家信息技术服务类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通过T检验和OLS回归方法,分析企业人力资本、行业因素对产出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旅游类企业人力资本水平显著低于信息技术服务类企业;员工人力资本和高管激励因素影响企业产出,也是造成行业产出差异的原因;高管人力资本的基本因素对产出影响不显著,却会造成不同行业的产出差异.     

我国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薪酬水平与公司治理关系的实证研究

薪酬制度是公司治理的重要工具。以高管人员平均薪酬水平为被解释变量,以股权集中度、管理层持股比例等指标为解释变量,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持股比例、独立董事薪酬、经理年龄与高管人员的薪酬水平正相关;股权集中度、国有股比例、未流通股比例与高管人员薪酬水平负相关。其中,管理层持股比例和独立董事的薪酬水平对高管人员薪酬水平的影响最显著。     

股权结构、自由现金流与过度投资

选取2009~2012年在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所有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对FCF过度投资的影响和控制。通过单变量回归和多元线性回归相结合的实证研究方法,证明不同的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股权性质,会对过度投资行为产生不同的约束和控制。从而对我国上市公司通过股权结构的改进来控制FCF过度投资问题提出政策建议,提供理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