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际关系视角下的政策执行——对N市农业补贴政策执行的实证研究

在“职责同构”的府际关系制度背景下,从中央到乡镇的各个层级政府,甚至包括准行政化的村委会往往都会参与到某项政策的执行中.以N市农业补贴政策执行为例的实证研究表明,在这样一个漫长的执行链条中,中央省市县乡各级政府承担了不同的职责,其执行过程基本是一个“信息向上、资金向下”的过程.其执行偏差主要发生在县及其以下层级政府,这可以从“职责同构”基础上的“逐级发包制”的府际关系制度特征得到解释和理解.中国制度背景下有三个关键变量影响了分配型政策执行偏差发生的节点,即地方政府是政策的受益者还是受损者、政策成本承担者和政策具体实施者是否一致以及具体实施成本的大小.     

政策吸纳:理解农村低保政策执行偏差的新视角——基于黔西南M县Y乡的田野调查

我国农村低保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政策执行偏差。基于黔西南M县Y乡的调查发现，基层政府在政策执行过程中通过政策吸纳，使得农村低保政策变成政策配角或政策便车，从基层政府的角度解释政策吸纳的发生。一方面科层体系内部的行政压力构成基层政府整合政策的推力，另一方面农村低保政策自身特性所产生的政策异化收益形成基层政府整合政策的拉力，双重力量共同促使农村低保政策的执行出现偏差。具体而言，政策吸纳导致政策对象评选标准泛化、政策资源严重稀释、政策目标彻底异化，使得低保政策的底层实践与中央层面的政策意图彻底分裂。要改变这一局面，需要基层政府转换政策执行思路，在执行政策时平衡中央政策目标与地方发展目标，明确国家政策的原则与底线，从而维护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公正性与合法性。     

论精准扶贫政策的不精准执行

精准扶贫政策在执行中存在着明显的不精准执行现象,表现为识别不精准、帮扶不精准、管理不精准和考核不精准等问题。立足于基层组织的视角,考察精准扶贫政策的不精准执行问题。基层组织在运动式治理和官僚体制的双重规制和压力下,面临着一系列的执行约束,基层治理资源有限、权责不匹配、压力考核等因素影响了基层干部的政策定位与具体执行。在国家治理转型的背景下,国家、基层组织和农民三者之间的关系发生改变,基层组织承担的任务剧烈增长,并接受来自国家与农民的双重压力和监督。在双重挤压之下,基层组织表现出权威导向的选择性治理、风险规避的规范化治理和硬任务的软执行,严重影响了基层组织的治理能力和政策的执行能力。为了避免国家资源浪费和政策执行偏差,各级政府在实施精准扶贫政策时,应当在资源投放上注重分寸,执行政策时切合实际,对下考核时留存自主空间,从而保障精准扶贫政策有效落地。     

"三农"政策执行中的障碍及其对策

现阶段我国“三农”政策执行的障碍主要表现在:基层政府执行“三农”政策不力;农民表现被动;所需物质基础不够牢固等。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作为政策执行的主体基层政府有其内在局限性,农民的素质和组织化程度不高,政策执行所需资源不足,政策执行机制存在弊端等。为此,必须选择克服这些障碍的合适路径:精简机构,提高基层政府政策执行力;提高农民素质,提升“三农”政策执行的社会资本存量;增加农业投入,改革金融体制,拓展资金渠道;强化“三农”政策执行的监督等。     

政策执行与基层治理 ——基于水库移民后期扶持项目的案例分析

国家制定的政策需要通过层级细化或再规划过程落实到地方场域,才能实现其政策目标。国家权力话语下的文本形态转化为现实形态目标的过程并不是一个直线的过程,而是呈现出多种执行偏差或走样。政策执行的结果不仅是基层政府单方面策略性选择造成,还受限于所嵌入的政治生态、乡土环境以及各执行主体间的利益博弈。乡土伦理、压力型体制与利益最大化的选择是影响政策执行偏离的重要因素。基层治理逻辑既遵循非人格化的科层理性,也遵循差序格局的关系理性和趋利避害的工具理性。在法治化社会要求规则治理的背景下,政策执行要在科层理性、关系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寻找适当的平衡机制,以有效回应执行对象的真实需求和政策本身弹性不足的缺陷,弥合国家对政策执行的总体控制和“街头官僚”在实践中自由裁量权之间的张力。     

“项目进村”中的政策执行梗阻及其消解

“项目进村”要成功不仅依赖于公共政策的合理性,更依赖于项目在实际运作中的顺畅执行。鲁东R市C镇村改厕项目事实表明,政策执行梗阻贯穿于政策本身、政策执行、政策接收三个环节之中,其“显性”表征为政策目标倒逼下的选择性执行、政绩考核压力下的偏向执行、政策认知缺失下的抵制执行,从而引致基层治理面临“内卷”挑战,村庄之间的差距被人为拉大,惠民利民宗旨难以充分实现等社会后果。“项目进村”在科层逻辑和乡土逻辑的双重嵌入与互动下,却遭受“嵌入性”的权力运作主导项目实施、政绩导向挤压政策执行中的村民主体性、政策传递中的信息沟通不对称、项目实施中的全过程监督乏力等“隐性”因素的制约。“项目进村”实施中建立健全行政引导与乡村自治的合力机制、增强政策执行中的村民主体性、畅通政策执行中的信息双向沟通渠道、强化项目资源分配中的全过程监督是消解政策执行梗阻的关键所在。     

行政考核、任务压力与农村基层治理减负——基于“压力-回应”的分析视角

在科层制体系中,自上而下的行政考核在增强任务压力的同时,也催生出基层多样化的减负回应方式.基于“压力-回应”的分析框架对农村基层治理考察发现:以精细化管理为特征的行政考核不仅加剧了自上而下的政策执行压力,也塑造出上级部门常态化考核与基层淘汰式回应、上级领导不定期督查与基层拼凑式应对、上级政府签订责任状与基层选择性消解的治理样态.以靶向式的底层回应过程,在降低被督查和问责风险的同时,也显现出从“条块分割”走向“合作互动”的跨部门共谋,从“刚性约束”走向“弹性结合”的策略性变通,从“痕迹管理”走向“分类治理”的责任转移现象.因此,各级地方政府应因地制宜加强政策供给的有效性,使政策执行的刚性约束与考核目标的弹性机制相结合,在拓宽基层自治空间的基础上,提升各基层干部的执行能力,使中央减负政令真正落地.     

农村税费改革政策述评

农村税费改革政策是中央旨在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的一项重要举措。由于农村税费改革政策出台时机成熟、措施得力,从而有效减轻了农民负担,从源头上遏制了农村的“三乱”现象。但是,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的展开,尤其是“无税费”时代的到来,农村也出现了新的问题,尤其是基层政府的“空壳化”现象严重,基层政府的组织能力下降,而且在某些地区农民负担亦有反弹的迹象。笔者通过对农村税费改革政策的基本政策历程和正反两方面效果的论述,以期给税费改革政策一个较为公正的评价。     

就业扶贫工程的政策注意力研究

就业扶贫工程在扶贫开发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对其政策注意力的研究有利于了解这一领域的政策分配情况。通过收集并筛选出“中央—省—市”各级政府相关政策文件811篇,运用文本分析方法发现:创业方面吸引了更多政策注意力,稳定就业引起的政策注意力远远不够;就业政策注意力呈现东高西低的情况,但西部地区政府更注重稳定就业政策;“中央—省—市”三级政府的政策注意力差别不太大且省市两级的差别更小,在具体方面,中央更重视稳定就业和创业,省市更重视就业供给和就业能力,其中就业供给维度的差异最大。     

我国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偏差研究——以我国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为例

房地产行业的问题不仅影响到我国经济的调整和发展,还影响到千家万户的安居乐业。自2003年以来中央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以抵制我国房地产市场的过热发展,确保我国房地产市场的稳定。但这十年来的调控不但没使我国房价下降反而一直在增长,调控政策的作用并不明显。在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实施过程中,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是最关键的一环,它直接关系到政策目标的实现。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地方政府在此政策执行中未能准确而有效地完成调控目标,出现了政策执行偏差。2014年的两会没有提到房市调控政策,但是本文纵观我国的房市调控政策,分析我国地方政府房市调控政策执行偏差的具体表现,揭示其政策执行偏差产生的主要原因,以找出相应的解决对策,提高政策执行的质量。     

政府动员、社会响应与农村环境治理差异化——基于粤西M市的调研分析

农村环境治理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其治理成效不仅反映各级地方政府能否“有所作为”,也影响新一轮的乡村建设行动。基于粤西M市部分乡镇调研发现:差异化的政府动员策略所获取的社会响应程度不同,并直接影响农村环境治理成效。基层政府通过“硬动员”来塑造刚性治理的权威性,但由于基层群众的“弱响应”而导致环境政策执行陷入“梗阻”困境。虽然通过“软动员”的柔性治理方式能提升基层群众参治意愿,但却因其既不支持也不反对的“强弱趋中响应”而导致环境政策“悬浮化”。因此,应通过“软硬兼施动员”,既依托行政权威推动环境政策走向底层实践,也要加强政策宣传和人情游说,使基层群众“强响应”积极参与农村环境治理全过程,进而实现农村环境的治理有效。     

精准扶贫政策的分级落实机制及其基层实践困境

打赢脱贫攻坚战,关键在落实精准扶贫政策。目前,精准扶贫政策在实践中形成了分级落实的制度安排,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基层政府和村民的利益诉求并不完全一致,各自遵循着不同的行动逻辑,使政治机制、行政机制和治理机制共存于政策落实的过程中。行政机制意味着地方政府只会遵循官僚制的惯性逻辑,将精准扶贫从一个宏观政治层面上的战略问题转换成为一个官僚体制内部行政层面的政策执行问题,按照事本主义的原则落实政策;治理机制反映出村庄场域中不同利益参与主体在贫困户指标的分配中遵循着乡村逻辑,影响了扶贫政策的落地;行政机制与治理机制间的内在紧张关系,造成形式主义在基层行政中的泛滥,使政策呈现出“悬浮”状态。这促使中央政府启用政治机制,发起运动型治理,将“行政问题再政治化”以克服官僚体制的内在弊病,推进政策落实。受此影响,省级政府只得调整、修订政策,而政策的变动又加重了地方政府执行政策以及进行贫困治理的难度,这构成精准扶贫政策陷入基层实践困境的内在制度逻辑。     

新型基层治理模式促进农民增收了吗？——“访惠聚”驻村工作政策效应评估

作为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访惠聚”驻村工作有效提升了基层治理能力,这一新型基层治理模式是否促进了农民增收？文章以新疆“访惠聚”驻村工作为准自然试验,基于2010—2017年县域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检验了该政策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访惠聚”驻村工作政策对农民增收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政策的实施使新疆农民年人均纯收入较其他自治区（西藏自治区除外）农民年人均纯收入多增加了536元,且政策效果具有动态可持续性,即随着时间推移效果不断增大。因此,应不断完善“访惠聚”这一新型基层治理模式,持续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边疆地区共同富裕与长治久安。     

县乡干部战略性群体:结构与政策效应——基于一项公共政策的个案研究

县乡干部的政策行为是理解中国农村治理的重要视角。运用战略性群体这一理论框架,从一项公共政策在地方行政层级推进中,分析县乡干部群体的权力结构与公共政策效应的关系问题。县乡干部由于在群体目标构建和战略行动协调的自主性不同,分化为战略精英与外围战略成员,在群体内部等级之间形成“支配—依附”非均衡权力结构。资源向上依赖、等级权威价值认同、社会流动筛选和等级权威复制等机制共同维系了县乡干部群体的等级秩序。在战略群体外部,企业利用结构化机制与县乡干部代表的地方政府利益联结,消解了政策的公共性,共享了政策收益。面对政企结构化后结成的强势地位,农民作为政策的主要目标群体,其利益诉求被选择性忽略。在农村社会中“政府”“资本”“民众”之间呈现出非均衡的权力结构。县乡干部群体的权力实践就是在一项项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中实现,并在现实层面上构成了农村社会治理的图景。     

政策脱节中的政府行为机制——基于深度贫困县L产业扶贫过程的案例分析

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重点攻克深度贫困地区脱贫。围绕连片特困区L县的产业扶贫政策执行过程,旨在探讨县域内产业政策执行行为机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县域产业扶贫既是回应县域产业转型的客观行动,也是顺应地方考核的政绩冲动,由此造成“脱节”现象。(2)政策执行中,县委县政府试图运用“超常规施压”和“超常规问责”的双重压力机制推动政策实施;而乡党委、政府以及县直部门则在双重压力机制下陷入三重困境,并引发策略性应对机制;乡政府为了走出困境将扶贫压力向村两委传导,引发村两委干部的选择性阐释机制。(3)政策执行中的多重行为差异根源于政策本身的缺陷、政策执行者的风险规避和自有余地以及行政体系运作特征与乡土社会运作模式的不适应。     

论地方政策的决策模式

我国地方政策的决策过程表现为三种过程模型,即“中央—地方”或“上级—下级”过程模型、“民主—集中”过程模型和“领导—群众”过程模型。这三种过程模型不同程度地体现出“一”与“多”一体化民主的特点,从而使我国地方政策决策模式具有了一体化民主的特点。同时,地方政策必须从属于中央政策,其决策权总是有限的,这一特点也必然要在地方政策决策模式中反映出来。以上两个特点决定了我国地方政策决策的基本模式是一种一体化民主有限决策模式。     

从中央与地方政府博弈的视角看环境政策执行的异化

我国出台的环境治理政策,在实际执行中并未取得其应有的成效,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环境政策在执行的过程中被"异化"。中央与地方政府在政策执行中的委托—代理关系,双方信息的不对称以及政策制定的不完全性等均是导致环境政策执行"异化"的潜在因素。通过分析环境政策执行过程中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博弈机理,可为我们纠正执行"异化"现象提供一个基本的解决思路。     

论地方政策的决策模式

我国地方政策的决策过程表现为三种过程模型，即“中央—地方”或“上级—下级”过程模型、“民主—集中”过程模型和“领导—群众”过程模型。这三种过程模型不同程度地体现出“一”与“多”一体化民主的特点，从而使我国地方政策决策模式具有了一体化民主的特点。同时，地方政策必须从属于中央政策，其决策权总是有限的，这一特点也必然要在地方政策决策模式中反映出来。以上两个特点决定了我国地方政策决策的基本模式是一种一体化民主有限决策模式。     

基层干部对土地确权政策执行过程的四个维度评价——史密斯模型的一个解释

当前,我国农村存在土地权属争议,土地确权对促进现代农业发展、保护农民权益至关重要.基层干部作为土地确权政策的终端执行者,切实参与政策实施的各个环节,对土地确权政策的执行过程具有最直接的主观感受和客观评价.将史密斯模型理论框架引入土地确权政策执行过程评价,基于基层干部视角从理想化的政策、执行机关、目标群体和政策环境四个维度探讨土地确权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有利于土地确权政策执行过程朝向"政府主导—基层执行—社会监督—农户参与"的良性态势发展.     

贫困地区扶贫政策执行影响因素研究——以河北省L村为例

实现公共政策目标的关键性条件在于政策的执行力,而执行力大小又受各种因素制约。文章以一典型的贫困地区河北省L村的政策执行为例,对贫困地区扶贫政策执行的影响因素进行考察。针对研究目标,将政策执行综合模型进行适度调适后提炼出“问题的可解决性、政策和制度的规制能力、政策的外部环境”三个影响执行力的关键性因素,并以此为分析框架,对河北省L村的政策执行的影响因素做实证分析。希图通过对贫困地区扶贫政策执行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对精准扶贫政策的执行力的提升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