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性减税背景下的企业金融化动机——基于企业税收负担视角的实证研究

在结构性减税背景下探究税收负担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机理及其作用边界,在科学评估结构性减税的经济效应的同时也有助于提高减税政策对实体经济的刺激效果。以2001-2017年非金融上市公司为分析对象的实证研究表明,税收负担会显著促进企业金融化,而且税收负担对民营企业金融化的促进效应显著高于国有企业。进一步检验发现：较高的金融资产与实体资产收益率差距、企业处于较弱的市场权力地位均会增强税收负担对企业金融化的放大效应。上述研究从税收负担与企业金融化之间的关系视角科学评估了减税政策的经济效应,对减税降费等精准施策以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营商环境改革背景下减税降费对小微企业创新的影响——基于混合横截面数据的经验证据

近年来我国大力实施企业减税降费政策,这能否真正激发企业活力,成为政策制定者和理论界关注的重点.利用2016-2018年混合横截面数据,从减税和降费两个维度实证检验减税降费对小微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 表明,减税和降费对小微企业创新都有激励作用,且二者的交互项也显著为正,即减税和降费对小微企业创新的影响具有互补性.随着营商环境优化,减税降费对小微企业创新的作用增强.所以减税降费的同时加强营商环境优化,可在激励小微企业创新方面发挥"1+1＞2"的作用,对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中国税制改革的目标取向

宏观税负是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税收总量与经济总量的比例,是衡量一个国家总体税收负担水平的重要指标。近年来,伴随着中国宏观税负问题的争论,学术界对于宏观税负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对中国宏观税负的客观分析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政府履行职能与所需财力资源的关系,以及政府集中的各项收入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从而形成对中国未来税制改革目标取向的基本认识。     

我国宏观税负的经济效应及政策含义:1985-2007年

我国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后直至1996年,除个别年度外,税收的增长幅度一直低于GDP的增长幅度.但从1996年起,税收的增幅至今一直以高于GDP增幅约10个百分点的比率持续高速增长.而这一时期,世界上其他国家却出现了减税热潮,中国的宏观税负是否过高再次引起关注.本文根据我国1985-2007年的宏观税负和同年的GDP、企业投资等宏微观指标的变动情况,运用计量工具定量地考察它们之间的联系,发现我国目前的实际宏观税负并未对经济运行产生负面影响.但实际宏观税负与法定宏观税负之间存在较大差距.因此,本文通过对我国宏观税负的考察,对我国宏XE,E负的真实情况做出一个判断.     

减税降费如何影响企业绩效——基于劳动生产率和纳税遵从双重视角的分析

在我国当前税费制度下，减税降费对企业绩效提升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基于上市公司和新三板挂牌企业年报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减税降费可以藉由企业劳动生产率和纳税遵从双重渠道对企业绩效提升产生贡献。减税降费对于企业绩效提升具有“雪中送炭”的作用，而非“锦上添花”。减税降费对非国有（控股）企业、非垄断企业、非产能过剩企业和处于成长期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的绩效提升具有促进作用。企业所得税的削减对企业绩效提升作用更加显著，同时减降社保费的绩效拉动作用不容忽视。因此，要坚持以企业绩效提升为立足点，不断提升减税降费在助企纾困政策中的“含金量”，最优平衡“减税降费”与“财政减收”的关系。     

增值税转型对企业税负的影响

文章基于2004年—2007年间在东北地区实行的增值税转型试点,采用国家统计局关于全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的统计数据,以东北地区企业为实验组,全国其他地区企业为控制组,利用面板双重差分和混合截面双重差分的计量方法,考察了增值税转型对企业增值税税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增值税转型显著地降低了相关企业的税负水平。这一研究结论丰富了税负研究的理论,深化了对增值税转型效果的直观认识。文章的研究结果对于增值税转型政策在全国范围的推广、实施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税收优惠政策与企业纵向一体化——来自"加速折旧政策"的准自然实验证据

"减税降费"举措对企业边界的影响是一个兼具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的重要话题.利用 2014年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的实施这一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边界的影响.研究发现,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高了企业纵向一体化水平,且这一效果在企业面临的交易成本更高时更为显著.     

论结构性减税的措施及效果

结构性减税是一种“有增有减,结构性调整”的税制改革方案,所实行的是小幅度、小剂量的税负水平的消减。它所追求的是纳税人实质税负水平的下降以及税制结构的优化。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对我国当前面临的内需不振、外需萎缩,税制结构不合理,宏观税负水平较高等诸多问题,具有现实的积极意义。     

社会保险降费问题研究:政策变迁、新政绩效与改革建议

2019年4月出台的综合降费新政是我国降费力度最大、调整范围最广、统筹力度最强的社保降费政策,在切实有效减负、精准回应社会期待的同时,也对社会保险制度的深化改革起到了助推作用。适度降低费率是与宏观经济趋势和制度自身发展规律相适应的,但将其作为一项应对经济周期的宏观调控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社会保险制度的运行逻辑。降费后基金收入增幅回落,基金自我平衡压力增大。降费效果因地区、行业、企业而异,征缴体制改革推进难度加大,部分企业的政策依赖性更强。老龄化和降费率的双重压力倒逼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加快参数改革和结构性改革。为增强制度抗风险能力,应尽快明确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的实施路线图,加大公共财政补贴力度,将弥补"当期缺口"与备战"长期缺口"相结合。同时,合理引导企业预期,客观看待缴费成本;坚持推进征缴体制改革,逐步实现依法合规征缴目标。     

新时代西藏区域税负适应地方经济发展大局相机调控政策研究

文章运用状态空间模型，考察西藏地区最适税负水平和分税种税负结构的经济效应，结合民族地区分行业税负情况比较研究发现，西藏经济快速发展期区域税负相应降低，降速换挡期区域税负趋于上升；短期内，增值税增加会阻碍西藏经济发展，而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增加具有一定程度促进作用；西藏各行各业税收贡献普遍较低，地方特色行业还没有发展起来。应培育西藏经济内在提升动力、加大财税专业高层次应用型人才队伍建设；促进西藏产业融合发展；合理布局西藏税收结构、建立地区税负监控机制、动态调整西藏税负水平等。     

绿色信贷与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

绿色信贷作为推进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重要金融政策工具，对制造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本文以2007年中国绿色信贷政策实施这一准自然实验为契机，利用2004—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样本，结合地方城市统计年鉴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PSM-DID)方法考察绿色信贷对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绿色信贷实施显著提升了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且这一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仍然成立。机制分析结果表明，绿色信贷主要通过激励企业研发投入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两个途径促进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绿色信贷对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在企业、行业和地区间存有差异，对国有企业、成长期企业、大型企业，以及归属于资本密集中间型行业、东部地区的制造业企业提升作用更大。本文的研究为绿色信贷助力制造业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测算中国政府收入规模:1978-2008

国际组织税负报告的每一次发布,都在我国各界激起强烈反响,并引发税负高低的激烈争论。由于出自不同的目的而使用了不同的测算方法,众多测算宏观税负和政府收入的结果存在很大差异,由此得出的结论和提出的政策建议截然不同。实际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了完整的政府收入统计口径和测算方法。依据这一方法,本文提供了1978-2008年政府收入规模完整的时间序列数据。测算结果表明:1978-2008年,我国政府收入规模总体上下降了10.35个百分点,但自1995年以来逐步增长,并于2003年突破30%。政府收入规模过大挤压了居民福利和企业的生存空间,已影响了经济的长期发展。控制政府收入规模,必须大规模减税,进一步完善和改进税收政策,调整优化公共支出结构,加大与民生有关的政府支出比例。     

名义税率调整与实际税负变化——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效果分析

以上市公司实际税负的年度差异为基准,从微观层面就新企业所得税法的实施效果展开检验。研究结论表明:(1)2008年上市公司整体税负水平显著下降,其中名义税率下降的上市公司实际税率下降幅度较大,名义税率不变和名义税率上升的上市公司实际税率无明显变化;(2)新税法实施的政策效应在2008年释放完毕,2009年上市公司实际税负没有出现税收政策带来的持续性变化;(3)2008年所得税改革中名义税率上升10%的上市公司2009年实际税负较2007年明显上升。以上结论表明新企业所得税法带来的税收优惠是有效率的,而且新税法的实施实现了上市公司实际税负的平稳过渡。     

税负调控与实体企业高质量发展路径探析

实体企业高质量发展是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基础。实体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问题是如何不断提高实体企业经营性资产的收益率，逐步降低金融性资产的收益率，引导社会资本流入实体经济。从资产收益率的微观视角研究发现，资产收益率宽幅度的负外部性是实体企业金融化、庞氏化、僵尸化的加速器，抑制了实体企业创新投入和高质量发展。运用税种、税率、税基、加征或减免等税负调控工具，可以有效发挥税收调控收益分配的杠杆作用，引导社会资本流动，提高实体企业经营性资产的收益预期和资金投入，是推动实体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     

人工智能与中国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

我国经济已由数量规模的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还面临着诸多问题和发展瓶颈。基于2011—2019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与国际机器人联合会(IFR)的匹配数据,考察人工智能应用对我国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及机制,可以发现人工智能应用对我国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且稳健的促进作用;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人工智能应用较大幅度地提升了国有企业、非沿海地区企业及高技术行业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政府应通过各种财政支持措施对机器人及人工智能技术的引进、应用及开发予以补贴及税收优惠等,在加大机器人及人工智能等机器人技术应用力度的同时,要转变技术创新模式,加强劳动者的职业技能培养和劳动者自身的技术吸收能力提升,充分发挥产学研之间相互合作的协同创新优势;扩大中西部地区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领域和范围,强化企业自主创新的能力,更大程度发挥其对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基于供给侧改革视角的减税降费财政压力与有效应对研究

以定量角度对A市2015—2020年的面板数据建模，分析减税降费对A市经济发展的影响及A市经济增长与减税降费之间的关系。明确此次实证研究所需要的数据后，依托Stata计算软件运用LLC、PP、ADF及IPS对研究样本中的变量是否有平稳性进行判断，有效规避伪回归现象。通过回归分析得出：A市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与A市的产业结构、人口增长率、人均实际GDP、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等因素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与A市县域经济负相关；宏观税负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经济增长0.480个百分点且在1%上具有显著性，证明减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后综合研究调查中A市供给侧改革现状提出A市减税降费的完善措施，旨在为供给侧改革提供参考。     

提高我国宏观税收负担水平之管见

近年来,我国实际宏观税负水平已呈现上升的趋势,到2000年已达14.2%,但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宏观税负水平仍然偏低.为此,应针对税负水平偏低的主要原因,采取相应对策,努力提高我国的宏观税收负担水平.     

财税体制改革与小微企业融资

小微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关乎民生,关乎国家的繁荣与稳定。自2011年温州由小微企业老板＂跑路＂、＂自杀＂及企业＂倒闭潮＂引发的＂金融风暴＂爆发以来,我国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党中央、国务院多次召开会议出台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金融和财税措施。美国《福布斯》发布的我国2009年的＂税负痛苦指数＂显示,中国宏观税收负担指数为159,位居全球第二。高税收和不合理的税收结构严重削弱了我国小微企业自我积累的能力,影响了小微企业内源融资水平,推升了小微企业的资产负债率,降低了小微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和活力。市场的本性是追逐效率,被逐利者所忽略的公平则应由政府部门来维系。正因此,加快税收体制改革、实施结构性减免税负,在＂放水养鱼＂的政策路径下,小微企业必将获得更为宽松的生存环境,这将有利于激发微观实体的创造性和成长能力。     

新形势下我国税收增长问题研究

税收增长的周期性变化,使得对税收能否维持基本增长的担忧取代了对其超常增长的争论.无论是对其超常增长还是增长滞缓的研究,问题的核心都在于税收增长与经济增长是否处于均衡状态,能否形成同步增长的良性循环.以宏观税负水平为研究对象,通过动态最优税负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可以界定税收增长的合理范围.     

“营改增”对潮州经济的影响

营业税改增值税(即"营改增")是一项重要的结构性减税措施,是我国财税体制改革的重大举措。广东省所属的潮州市作为试点地区,改革一年多来认真贯彻执行"营改增"税收改革政策。潮州市的地方财政、产业结构、相关行业等方面都受到影响。通过抓好税务部门的征管工作、设立财政专项扶持资金、调整完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服务业"营改增"政策和加强企业财务管理制度等方面的对策,谋求最佳的政策效应以促进潮州产业转型、优化产业结构,实现潮州经济的新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