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客户集中度的影响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中国发展数字经济中的重要一环，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实现融合发展，进而使中国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获得重要优势。采用2011—2021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对数字化转型和客户集中度的关系及其中的渠道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随着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的提升，客户集中度会显著降低，在这一过程中，数字化转型会提高企业进行高质量信息披露的能力和动力，从而缓解过于集中的客户资源给企业带来的压力。此外，对于销售费用率和盈余管理程度较高、全要素生产率和分析师关注度较低的企业以及非国有企业来说，进行数字化转型能够更加显著地为企业吸引客源，减少客户集中度。同时，相对于数字经济发展还较为落后的省份，处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更有可能通过进行数字化转型显著降低对大客户的依赖程度。最后，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降低客户集中度后，可以进一步提高企业市场地位。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财务报告质量的影响研究

在数字经济加速发展趋势下，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研究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点。以2010—2020年全部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财务报告质量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财务报告质量，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提高内部控制有效性来提升财务报告质量。在衰退期企业、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财务信息质量促进作用更加显著。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审计师选择——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数字经济时代，企业数字化转型已是大势所趋，不仅改变了企业原有商业模式，也对企业经营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基于2013—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审计师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越倾向于选择高质量审计师。进一步分析发现，这一现象在技术创新能力更强、代理冲突更严重、行业竞争程度更高、当地市场化进程更快的企业中更明显。该研究不仅有助于加深对数字化转型经济后果和审计师选择影响因素的理解，也为数字经济时代下公司治理机制的完善提供了重要参考。     

旅游企业数字化转型战略驱动因素及绩效影响研究——管理者数字化认知的调节作用

数字化逐渐成为旅游企业转型的重点战略。从旅游企业视角出发,基于制度理论与资源基础理论阐述旅游企业数字化转型战略的驱动因素及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探讨管理者数字化认知在旅游企业数字化转型战略及其驱动因素中的干预调节作用。本研究对国内旅行社、景区、酒店、在线旅游企业等720家旅游企业发放问卷,对调查结果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外部的规制压力、规范压力、模仿压力对旅游企业数字化转型战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企业内部的数字化资源、数字化动态能力对旅游企业数字化转型战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旅游企业数字化转型战略对企业的市场绩效、财务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管理者数字化认知在旅游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外部制度压力、内部资源与能力间起到正向调节作用。旅游企业应把握数字化转型节奏,重视数字技术与业务的匹配,提升管理者的数字化转型认知,加快数字化人才的培育,以提升企业绩效,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城市高铁建设如何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持续推进,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核心增长极之一。基于2000—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和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城市高铁建设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首先,城市高铁建设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明显的推动效应,其辐射范围约为20千米;其次,这种积极影响主要是通过降低数字化市场准入门槛、提升数字化技术创新水平和调整数字化管理战略而实现的;再次,城市高铁建设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推动效应在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和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以及融资约束宽松的企业样本中表现得更加明显。研究结果有助于揭示高速铁路的微观经济效应,也可为引导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提供重要的学理支持和政策参考。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对外直接投资

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驱动因素已经发生深刻变化。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深入融合的过程,由此产生的生产技术优势成为推动中国企业OFDI的新型竞争优势。企业作为参与国际市场的主要微观主体,其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提高生产效率、缓解融资约束提升对外投资的规模。东道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能够强化数字化转型对企业OFDI规模的促进效果,这种促进效应在高市场化地区的企业中更为明显。由于企业所有制类型和行业技术水平的不同,数字化转型的投资促进效应存在一定的异质性。此外,提升生产效率和缓解融资约束均会增加企业选择跨国并购的概率。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对外投资具有积极影响,这对扎实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及加快构建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数字化情境下实体生鲜零售业态转型机理——基于物美集团的案例研究

随着“互联网+”理念的逐渐深入以及网络零售的不断冲击,传统实体零售业态数字化转型与创新已成为必然趋势。从经济学视角出发,采用单案例研究方法,对以经营生鲜产品为主的物美集团数字化转型动因、路径等进行深入探究,总结归纳了实体生鲜零售业态转型机理。研究发现：(1)消费者需求变化是实体生鲜零售业态转型最直接的动力,政策、技术和竞争等环境因素则会对实体生鲜零售业态转型形成推力;(2)运用数字技术改造传统零售环节是实体生鲜零售业态转型升级的重要举措;(3)实体生鲜零售业态转型的主要路径是通过提升分销服务水平,在维持企业自身竞争优势的同时,满足消费者需求。因此,实体生鲜零售企业需要增强转型升级意识,搭建科学完善的数字化平台,协同整合内外部资源,从而提高分销服务水平,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     

共生视角下中小型战略新兴企业数字化转型组态路径研究

推进中小型战略新兴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对于实现产业高端化发展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支撑作用。然而,中小企业面临资源匮乏等诸多困难,容易陷入数字化转型悖论的困境,如何实现中小型战略新兴企业数字化转型成为关注的焦点。文章基于创新生态系统理论,以166家中小型战略新兴企业为分析对象,运用fsQCA方法探讨战略柔性、网络嵌入和环境规制如何共生实现企业数字化转型。结果表明：第一,资源柔性、协调柔性、商业网络嵌入、政治网络嵌入、命令型环境规制和市场型环境规制均不是企业实现高数字化转型的必要条件,但都对中小型战略新兴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影响;第二,单一变量对数字化转型效果解释力弱,高数字转型可通过不同条件协同形成的“外部网络主导的协调驱动型”和“内部资源主导的战略协作型”两条路径实现;第三,非高数字化转型存在五种组态,均显示在缺乏协调柔性和政治网络嵌入两个核心条件的情况下,数字化转型受到了明显的抑制。研究发现为推进中小型战略新兴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启示。     

新兴技术类企业竞争优势的建立:基于认知框架视角的单案例研究

新兴技术类企业通常面临来自技术端和市场端的双重约束,探究如何建立竞争优势对企业成长意义重大。以认知框架和战略转型为理论视角,通过对北京得意音通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的纵向单案例研究,考察了新兴技术类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面临的约束,分析了认知框架和战略转型的互动作用,解析了竞争优势建立的内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首先,新兴技术类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面临技术承诺惰性,导致企业逐渐失去技术先进性带来的先发优势;其次,战略转型能有效降低新兴技术类企业的技术承诺惰性,而竞争式建构能使企业重新获得市场竞争优势;最后,新兴技术类企业从技术端向市场端转移的过程中会面临合法性约束,企业采用聚焦式建构方式,创造了市场,提高了声誉,培育了企业核心竞争力。因此,新兴技术类企业应该更加关注技术与市场的整合,通过为用户提供技术解决方案和产品来提升市场份额;企业管理者应同时关注并获取技术端和市场端的信息,培育新兴技术类企业的竞争优势。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成本加成率的影响研究

随着数字经济与传统产业的深度融合,数字化转型已成为企业面对当前复杂多变市场环境的必然选择。基于2007—2020年上市公司的年报数据构建了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并结合国泰安数据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成本加成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成本加成率,该结果经一系列稳健性、内生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其对于高生产率企业、非国有企业、高技术行业企业及高市场规模地区企业的影响更为显著;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资源配置效应、成本节约效应及研发创新效应带动企业成本加成率的提升。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所采用的数字技术中大数据技术、云计算技术及人工智能技术的影响更为显著,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降低边际成本对企业成本加成率产生影响。     

基于知识经济环境的企业变革与文化创新

21世纪知识经济的迅速增长和市场全球化的来临,给企业组织、战略、经营方式及文化理念带来深刻而重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知识所有者在企业权利关系中的地位提高;企业战略重点转向培育核心能力;技术创新成为推动企业发展的第一生产力;企业文化发生转型,主流文化更加突出,以及企业资源配置的区域化、全球化,网络革命对企业经营方式的影响,企业竞争模式和赢利模式的深刻变化等.     

数字中国战略对科技型新创企业高端颠覆性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分析

在科技型新创企业积极推进高端颠覆性创新的进程中,数字中国战略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本研究以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为切入点,基于我国2012-2022年创业板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探究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设立对科技型新创企业高端颠覆性创新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研究显示：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设立显著推进科技型新创企业高端颠覆性创新质效提升,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促进作用依然显著。进一步机制分析证实,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设立通过促进创新要素配置、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两种方式,推动科技型新创企业高端颠覆性创新发展。与此同时,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对非国有、高技术型、吸收能力强及技术密集型的科技型新创企业高端颠覆性创新促进作用更加显著。据此,应强化数字中国战略关键作用、发挥创新要素配置作用,营造企业数字化转型良好生态,以提高数字中国战略实施的政策效果。     

企业数字化转型、人力资本升级与高质量就业

数字化转型在改善企业经营模式、加快产业结构转型的同时,也对企业人力资本结构以及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产生了显著影响。利用2010—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分析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人力资本升级以及高质量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人力资本升级。机制检验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研发投入和扩张经营规模促进人力资本升级。异质性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仅对非国有企业、制造业企业和小规模企业的人力资本升级具有促进作用。进一步讨论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同时扩大了对高、低学历层次劳动力的需求,表明数字技术对低学历劳动力就业的替代效应并不显著;企业数字化转型带来了劳动力工作效率和就业质量的提高,推动了企业层面高质量就业的实现。因此,数字经济时代,企业要把握数字化转型机遇,注重对内部组织架构的数字化改造,提升对高技能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推动人力资本升级,实现高质量就业,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基于组织韧性和环境不确定性视角

基于动态能力理论,以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1—2020年的数据为样本,实证研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并从反弹和反超维度检验组织韧性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创新间的中介效应,探讨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数字化转型能够增强组织韧性,且数字化转型通过增强组织韧性促进企业创新,即反弹韧性、反超韧性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创新间发挥中介效应;环境不确定性负向调节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创新间的作用关系;异质性分析表明,国有企业与规模较大的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对其企业创新的作用效果更明显。因此要在充分考虑环境不确定性影响的基础上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在增强组织韧性中的积极作用,同时加大对非国有和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引导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     

数字化对创业板上市公司财务风险的影响与对策

基于2012年至2020年的数字经济指数和创业板上市公司相关数据,从企业财务风险的角度,讨论了数字化发展对于创业板上市公司财务风险的影响,探讨了数字化对于企业财务风险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在总体层面上,数字化显著增加了中小型企业的财务风险。异质性分析表明,位于东部地区、数字化转型程度高和信息披露不充分的企业受到数字经济的影响更为突出。数字化通过进一步加剧企业间竞争,从而增加了企业发生财务风险的可能性。此结论为中小型企业数字化环境下的财务风险管理提供了启示和指导。政府和企业应共同努力,制定合理的政策和内部治理措施,推动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提高企业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数字化转型作为企业未来发展的新动能,其是否能够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优化内部收入分配格局仍存在争议。为厘清二者之间的作用关系,需要在从理论上廓清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经济逻辑的基础上,利用2012—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从整体上提升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实现了“分好蛋糕”的目标;数字化转型通过工资率和劳动生产率影响劳动收入份额,且对工资率的影响大于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从而产生数字化转型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净效应;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企业增加值,实现“做大蛋糕”的目标;与劳动密集型企业相比,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作用更大;与非国有上市公司相比,国有上市公司的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程度有所下降,主要原因在于国有企业对社会责任的特殊承担。通过揭示数字化转型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内在机理,可以为二者之间作用关系的争议提供微观层面的实证依据,也为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如何兼顾效率与公平,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有益的政策启示。     

数字中国战略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在数字中国战略引领下,推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持续提升,对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2011—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以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为准自然实验,探讨了数字中国战略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实施数字中国战略有助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数字化转型、创新产出和资本配置效率是数字中国战略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可能的作用路径。数字中国战略对服务业企业和大规模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影响更显著。     

财务共享服务与企业竞争力的关系——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实证检验

从分析财务共享服务效果的视角出发，以市场结构、基础资源和新能力理论为依据，建立了评价企业竞争力的财务指标体系。研究结果显示：在市场地位方面，实施财务共享服务增强了企业资金管控效果，使营业收入质量提高，但是营业收入增长率却呈现负增长，说明财务共享服务对市场拓展能力的影响具有延迟效应；在资金资源方面，财务共享服务提高了企业的资金筹措能力和偿债能力，风险控制能力增强，使企业获得资金资源竞争优势；在企业能力方面，财务共享服务能够降低成本、增加绩效，更好地服务企业战略，提升企业的盈利能力和创新能力。总之，实施财务共享服务能够促使企业财务管理转型升级，为未来发展赢得先机，可增强企业竞争力。     

财务宽裕、高管团队异质性与企业数字化转型——来自长三角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数字经济是构建我国经济新发展格局的关键要素,数字化转型是微观经济主体助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以2016—2021年长三角区域制造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财务宽裕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并探究高管团队异质性在财务宽裕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财务宽裕能够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上述结论在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分析表明,高管教育水平异质性、海外背景异质性、职业背景异质性能够显著增强财务宽裕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而高管年龄异质性则具有抑制作用。在成熟期企业与大规模企业中,财务宽裕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从高管团队异质性角度分析财务宽裕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以期为企业推进数字化转型提供理论建议与实践参考,为企业合理配置高管团队成员、优化高管团队结构提供借鉴。     

数字经济发展与企业战略差异度

将数字经济与企业战略差异度置于同一框架，从企业外部环境与自身能力出发，探究数字经济发展如何影响企业战略差异度。选取2011—2020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战略差异度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企业战略差异度越大；数字经济发展通过激发行业间激烈竞争增强企业风险承担能力，促使企业战略差异度上升。进一步研究显示，环境不确定性与冗余资源均对数字经济与企业战略差异度之间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数字经济对东部地区企业战略差异度的促进作用更强。未来企业可以将业务等模块与互联网经济相结合，促进企业实现跨界经营，但企业在实施战略调整的过程中，也需要注意环境不确定性与企业冗余资源情况。政府层面则应发挥“有为政府”作用，利用财政资金加快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创造良好设施基础，同时充分发挥政府的“有形之手”作用，强化监督管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