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摩擦冲击下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基于治理规则的视角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范围内的贸易摩擦频繁发生,贸易摩擦由此成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的重要冲击力量。在贸易摩擦冲击下,全球经济治理规则的重塑诉求包含统一理念与制度、变革多边治理规则、实现区域治理与多边治理的协调等。然而,区域经济治理制度的排他性以及治理机制的碎片化带来了全球贸易体制的割裂和双边规则的重叠,引发了多边治理与区域治理之间的矛盾,成为阻碍全球经济发展的桎梏。贸易摩擦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诸多挑战,只有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持续推进基于多边贸易机制的区域治理制度建设,强化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深化国内改革,激发民营经济活力,提升经济硬实力,才能化解贸易摩擦带来的消极影响,积极参与到全球经济治理规则的重塑中。     

数字税国际争议对全球经济治理的影响及中国对策

数字经济的飞速发展引发了新的国际税收争议,主要表现为数字税三种属性下主权国家之间及其内部关于数字税相关问题的博弈。数字税国际争议使得全球经济治理的治理赤字、发展赤字和信任赤字都有所扩大,全球经济治理的协调机制和合作秩序都面临着新的挑战。中国作为数字经济大国,应未雨绸缪,充分利用自身优势,用好WTO、G20等多边平台,主动与美国、日本、欧洲国家沟通数字税相关问题,在区域和全球多边等层面参与和推动数字税收规则谈判,并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开展数字税相关政策试点。     

全球经济治理创新:一项基于议题调适和规则重构的分析

2016年来,美欧发达国家内部治理失范引发“逆全球化”和经济民族主义盛行,导致全球经济治理规制的“合法性”加速衰减和“有效性”不足,客观上要求推进全球经济治理创新。作为制约创新的主要变量,全球经济治理的“议题调适”和“规则重构”成为影响治理创新成败和绩效的关键因素。在新的国际经济条件下,全球系统性金融风险防控、投资自由化趋势下降及贸易保护主义回潮成为治理议题调适的主要方向,而国家间宏观经济政策协调、“边境后”贸易措施治理和各国“新工业化政策”影响下的投资政策变化成为规则重构的重点。鉴于此,中国应从统筹国内经济发展、扩大“公共物品”供给和凝聚新兴经济体利益共识的角度推进全球经济治理创新,并相应提升中国的影响力。     

数据跨境流动规制效用梗阻的治理范式革新:一个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视角

全球治理的实质良法善治难以应对数据跨境流动公共性多元耦合产生的新型治理需求，国际公共产品供给视角可指引数据跨境流动规制的形式良法善治范式革新。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理论有助于厘清数据跨境流动规制的概念与内涵，即“规则制定—规则运行—规制评价”嵌套的动态独立国际法系统，以及形式良法善治需求下四类规制“一体两面”的多元协调系统运作方式。通过规制现状与谱系反思，发现数据跨境流动规制的效用梗阻呈现供给能力不足、供给过剩以及供给制约需求的国际公共产品结构性“供给失灵”现象。依据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法指引，效用梗阻的形式治理范式革新应坚持“加减乘除”四重运算的复合策略框架。数据跨境流动规制的全球治理形式范式革新符合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主张，中国应积极引领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理念与模式变革。一方面，秉持以数据安全为核心、国内与国际规制双向互动为重点的兼容性规制理念；另一方面，以“数字丝绸之路”为支撑，深化平台联动、议题联结和机制协调，探索全面开放性和高度包容性的数据跨境流动规制中国模式。     

全球高标准RTAs数字贸易规则演进与中国因应

作为一种新型贸易形态,数字贸易对世界贸易发展模式与格局产生重大影响,数字贸易规则成为新一轮国际经贸规则博弈的焦点。目前全球高标准区域贸易协定数字贸易规则主要体现在延续电子传输关税暂免的决定、允许通过电子方式跨境传输商业信息、不得将计算设施位置作为数字贸易限制条件、遵循数字产品非歧视待遇原则、强调个人信息保护和线上消费者保护、推行电子认证电子签名与无纸化贸易、严格保护源代码与算法密钥等知识产权等方面。通过对中国现有自由贸易协定及中国向WTO电子商务诸边谈判提交的电子提案进行文本分析发现,中国数字贸易规则水平与全球高标准区域贸易协定仍存在一定距离。不仅如此,当前中国构建高标准数字贸易规则还面临诸多挑战,具体包括数字贸易多边谈判进程缓慢、数字贸易规则国际博弈加剧、国内数字贸易治理体系不完善等。我国应积极对接国际高标准数字贸易规则,兼顾公平对等开放诉求加大数字贸易自主开放,不断提高国内数字贸易法治化、规则化治理能力,在统筹发展与安全平衡关系基础上构建利于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的灵活规则。     

金砖国家合作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路径及其实践

金砖国家的发展是全球范围内权力转移和权力扩散的产物,持续推动了全球治理体系的深度变革。金砖国家作为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为了推动国际体系的权力分布能够反映变化了的全球实力对比,推动现行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改革,还积极倡议新的全球治理理念和规则,并且推动成立新的全球多边治理机构。金砖国家参与和改革全球治理体系的进程,对于构建一个更加公正、合理、均衡的国际体系提供了更为多元的动力,也是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大的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的反映。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全球供应链治理体系研究

近年来,一些欧美国家调整政策,企图实现“去中国化”,导致全球供应链治理体系发生深刻变革,严重威胁我国产业安全。针对当前复杂环境,有必要对全球供应链治理进行重新认识,厘清全球供应链治理的动因和现存问题,以便进一步构建符合时代发展趋势的全球供应链治理体系与治理新格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解决全球性问题的伟大实践,从政治、安全、经济、文明交流和生态维度为全球供应链治理开辟了新的思路和路径。全球供应链治理体系的构建应秉承“共商”“共建”和“共享”的价值基础,以凝聚合作共识、深化战略合作、完善体制机制和共享治理成果为行动导向,以承认多元参与主体的差异性、寻求多元参与主体的一致性、拓宽“一带一路”合作领域、创新多边双边合作模式、建立国际治理组织、建立双边和小多边治理组织、打造国际公共产品、建立共享机制为关键抓手,以实现全球供应链安全稳定、畅通高效、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共同期望。     

中国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改革的战略选择

新兴经济体的较快发展推动世界经济格局加速变革,导致全球经济治理效率及协调性问题日益突出,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新一任总统等事件带来的逆全球化冲击不仅会影响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与合作,也使贸易保护主义面临升温的风险。作为全球化的参与者、推动者和受益者,遏制逆全球化趋势是中国的占优选择,应坚持深化对外开放,倡导构建合作共赢的治理机制,进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完善。在此过程中,中国应着力营造稳定的开放环境、努力提高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加快推动金融改革创新、提升在全球货币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及话语权,同时力推自贸园区和"一带一路"建设。     

新多边主义视野下的全球治理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化和各种全球性问题的蔓延,民族国家在全球治理中面临越来越多的新挑战,以国家为中心的多边主义治理也不断暴露出内在的局限性,非政府组织、全球公民社会等非国家行为体对全球问题的解决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全球治理的紧迫现实呼吁新的多边主义。新多边主义是在多边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全球公民社会进行国际合作的产物。虽然新多边主义治理替代多边主义治理并非易事,但是它对全球治理的重构正在缓慢和艰难地向前发展。     

印度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政策及其限度

印度致力于成为全球大国,正在成为全球及区域治理的重要角色。为此,印度日益积极地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并在全球治理某些领域形成了一定特色。但印度的政策重心仍放在区域层面,其通过供给经济、安全类区域公共产品,首先服务于维持自身在南亚的主导地位。作为其更具雄心的战略,印度还致力于向更广阔的印太地区供给安全、发展等相关公共产品。受制于其过于突出的地缘政治取向,以及自身战略资源的相对不足,印度供给国际公共产品的积极效应受到影响。中国作为新兴的国际公共产品提供者,可着眼于印度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特点,在全球及区域层面上寻求协调、包容、共赢的合作供给。     

FTA比WTO更有利于促进农产品贸易吗?

农业生产的弱质性和粮食安全的战略性使国际农产品贸易往往充斥着保护主义因素。贸易惯例和规则在国际贸易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对不同产品的影响又存在着差异。为此,本文考察了双边和多边自贸区及WTO对全球和中国农产品贸易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推动WTO发展,对中国和全球农产品进出口均具有重要意义。但由于WTO谈判进展缓慢,制度更新止步不前,严重制约了其对农产品贸易促进作用的发挥。当前发展迅速的双边和多边自贸区的建立,对WTO形成了有效补充;从各国及细分产品来看,双边自贸区建立,由于其针对性的贸易规则和时间短、见效快的特点,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双边农产品贸易发展,并很好地适应了各国对于农产品差异化定制需求;相反,多边自贸区建立的政治意图强烈,且针对农产品专门性的贸易规则不足,致使目前多边自贸区建立对全球及中国农产品贸易的影响有限,并未达到预期效果。未来,应不断规范贸易规则,更好地发挥WTO和FTA对全球及中国农产品贸易的促进作用。     

强国知识产权建设中的全球版权治理

版权作为知识产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核心领域之一,对于国家的经济、文化、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强国知识产权建设中的全球版权治理,不仅事关国家的版权产业发展,也关乎国家文化安全,还对国家间的文化软实力竞争和产业竞争产生深刻影响。目前中国的全球版权治理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应在现有的多边版权体系的框架下,修正完善具体规则,不断发展国际版权合作,妥善解决涉外版权纠纷和防控涉外版权风险,实现我国在版权全球竞争中从国际规则的被动跟随者到重要参与者的身份转变。     

全球数字贸易鸿沟的现状、成因与中国策略

近年来，随着数字贸易的蓬勃发展，全球性数字贸易鸿沟问题逐渐暴露出来，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开展、深化数字贸易合作与交流的积极性，加剧了全球数字贸易发展的不平衡性。文章认为，数字贸易鸿沟成因复杂，会加剧全球贫富差距、阻碍数字贸易治理达成共识以及数据要素自由流动。目前，在治理上，仍存在发展中国家数字贸易产业基础薄弱、国际经贸秩序与规则加速变革、贸易保护凸显等困境。因此，面向未来，中国作为数字贸易大国，既需要借助区域经贸合作，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注入新动力，也要抓住机遇，释放数字贸易潜力，实现突破式发展。     

碳交易、市场理性与国际气候合作研究

气候变化是一个长期而紧迫的全球公共问题,应对气候变化仍然需要国际规则等制度公共产品。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并没有一个生产和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当然主体,因而全球公共产品往往处于供给不足的状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也不例外。然而,碳交易和市场理性为国际气候合作提供了一种可能的选择。由于应对气候变化很大程度上是一个遵循加总方式才能获得的全球公共产品,碳交易制度在成本分担和选择性激励两个方面有利于促进国际气候合作。     

全球战疫背景下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构建:基于公共经济学视阈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理念根植于马克思主义的共同体理论和中国传统的大同天下文化基础。全球协作共同应对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积累对抗重大流行性、传染性疾病的合作经验是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合作基础,而中国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的大国担当将有利于增进世界人民的健康福祉。目前由于公共卫生治理体系不完善、去全球化和霸权主义等问题已引发了全球公共卫生产品供求关系的不对等,导致资源配置效率降低。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经济价值主要体现于实现公共卫生产品的供求均衡和全球公共卫生资源的合理配置。推动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事业,守护世界人民的生命健康,亟待建立全球公共卫生保障机制,健全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并始终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国家之间在医疗卫生方面的科学技术交流和信息共享。     

RCEP背景下国际数字贸易规则的比较、挑战与中国因应

RCEP的制定与实施为全球经贸治理提供了崭新的方案。在RCEP背景下,通过爬梳对比国际数字贸易规则不难发现,当前国际数字贸易规则治理还面临以跨境数据流动为代表的数据治理规则存在分歧、数字贸易税收政策制定和协调机制尚不成熟、数字贸易非歧视待遇与数据本地化规则参差不齐等现实挑战。作为国际数字贸易规则治理的主要参与者与积极推动者,中国应发挥大国担当,向国际数字贸易规则治理贡献中国方案。面对国际数字贸易规则的差序化趋势,未来中国应坚守RCEP提倡的包容合作理念,在国内层面利用国内自贸试验区制度型开放优势,分层级推进与高标准国际数字贸易规则的对接工作;在国际层面参加数字贸易规则相关的国际谈判,并与其他参与方保持良好沟通,致力于寻求缩小国际数字贸易规则分歧的有效途径,推进国际数字贸易规则共识达成,助力全球数字贸易发展。     

农民公共产品权益保障的逻辑演进——从公共产品最优供给模式不足到次优供给模式契合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关涉农民公共产品权益的实现.但从实然发展角度看,政府先入为主的最优供给思维在农民偏好的“非全面显示”与“非理性行为”面前陷入桎梏,引致农村公共产品管理混乱和集体行动困境.在分析现代元素嵌入乡土社会引致农村利益分化、最优供给模式下农民公共产品权益保障陷入困境的基础上,从应然发展角度指出次优抉择条件下“无嫉妒供给”模式构建、约束条件下应然与实然的统一、嵌套博弈下多边治理机制引入及集体之名下村域公共产品资金筹集机制的构建等是保障农民公共产品权益实现较为合理的选择.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贸易法治化研究

目前,全球贸易秩序正在经历着重大变革,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受到了严重阻碍,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全球经济的发展。发展世界经济,必须消除贸易障碍,需要各国提高市场准入便利化,致力解决全球贸易不平衡的问题,促进世界贸易的可持续发展。“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涉及范围极广,实现贸易法治化对于我国构建开放型经济体制、促进全球合作共赢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意义重大。在传统国家大力推进构建“高标准、宽领域、广覆盖”的新型贸易规则体系以实现全球贸易规则的更新换代时,中国应当转变身份角色,主动应对新局面带来的挑战,积极探索全球贸易的多元化治理模式,与世界各国共同努力,实现全球贸易的合作共赢。     

中国贸易量增长与本土产业的升级——基于全球价值链的治理视角

中国对外贸易量的持续超高速增长,并没有逻辑地促进中国本土产业的升级。单个企业、产业集群和国家经济以不适当方式加入全球市场,可能会带来某些拉美国家已经出现过的“贫困增长”的现象。全球价值链是当代贸易发生和组织的主要形式,其主要特征是:发达国家的领导性企业事实上协调着发展中国家形式上独立的企业的贸易活动,其治理结构影响着中国本土产业升级的机遇。在全球价值链中,由被俘获关系所表现的价值环节,给中国企业提供了一条快速的产品升级和工艺升级的轨道。中国企业被一体化进入这种价值链后,具有双重效应:既强化了产品和工艺升级的能力,也会阻碍其功能的进一步升级。尤其是在设计、品牌和营销方面的进步,会与全球买者的核心能力之间发生冲突。进入基于能力分享、集中开发新产品和新工艺的均衡性网络,要比在被俘获的价值链中更具有对称性。中国产业升级的机遇,既由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关系所决定,又由其自身的战略和创新能力所决定。     

全球治理的中国视角与实践

中国需要一种区别于西方主流全球治理理论的特殊理论视角 ,即国内层面的全球治理 ,它是指 :1 把全球治理内化为本土的跨国合作 ;2 把全球治理锁定于全球问题的治理 ;3 把全球治理植根于本国公民社会的培育和基层民主的建设。中国正实践这种全球治理 ,并为世界提供着新鲜有益的经验与启示 :1 多主体、多部门合作制度是实施全球治理的基本形式与有效机制 ;2 政府在全球治理中仍起主导作用 ,但政府部门及其官员的权力与管理观念正日益更新 ;3 全球意识与全球价值在全球治理中有所体现 ,但与全球变革的要求还相差甚远 ;4 公共精神和公民共同体的建设是全球治理造就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