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实用主义的陷阱--对张宝明的质疑与反质疑

文学上的道德探讨在今天之所以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固然源于对道德中心主义传统的反感,但更在于有些学者对道德主义、道德传统存有先在的偏见,无意于去追究道德本身的文化结构与理性价值.而其主要表现方式,就是道德实用主义的思想叙述.我们不能无视审美上的道德实用主义叙事的危害,因为它缺失了新道德形上建构的维度,在根本上阻碍了人文理性与审美精神的现代化转型.另一方面,对于一个研究者来说,道德实用主义思维方式丧失了对中国启蒙史的诊断能力,它与实用主义过分膨胀的历史和现实本身具有"同谋"的意味,甚至会使它打着人文精神的旗号自觉不自觉地走向自己的反面.     

启蒙现代性与五四文学的历史规定性

本文认同于五四文学思潮本质上不是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而是启蒙主义的观点,并从五四文学革命、五四文学创作和五四文学理论三个方面考察五四文学的现代性追求,对这一观点作了进一步的论证。本文认为,五四文学革命是适应启蒙运动的需要、作为思想启蒙的重要手段而发生和发展的,显示五四新文学实绩的鲁迅白话小说,就是启蒙主义的“遵命文学”,而五四新文化人建构的文学理论,也是以文学工具论为核心的启蒙文学理论。现代性包含两种不同的内容,一为启蒙现代性,一为审美现代性;前者表现为启蒙精神及其展开,后者表现为艺术自主性和自律性的确立。五四文学所追求的是启蒙现代性,而不是审美现代性。五四文学的这一历史规定性,决定了五四文学思潮的启蒙主义性质。     

“五四”前后胡适实用主义影响评议

新文化运动时期 ,胡适将实用主义引入中国并积极宣传。在“五四”运动之前实用主义对新文化运动产生了积极影响 ,而此后却阻碍了新文化运动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这反映出一种理论对特定时代的作用是与特定历史条件不可分割的。     

胡适留美期间对基督教的态度及其变化

胡适留美期间,曾表示要加入基督教,很快就改变了自己的想法。但是始终对基督教保持一种研究的态度。胡适之所以能够接纳基督教的思想,是因为与他从小受到的中国传统文化,尤其老子思想有关。他之所以改变对基督教的看法,则是与从中国传统文化和实验主义中获得的思想方法相联系。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应当重新审视实用主义

实用主义具有积极、创新和求实的性质,本质上是实践主义、多元主义、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它并非主张“有用即真理,强权即公道”,而是强调实践、经验、效果三位一体;它重行动反空谈,重效用反虚夸,主张不断探索和实验,反对普遍真理和绝对真理;它重视理论结合实际,以挫败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要求将玄学拉回现实,创立实践哲学,贴近人类生活,完善真善美统一的真理观,建立创造性方法论和审美主义人生观。新实用主义则立足协同性、相对性、后现代主义和文化自由论,给狭隘理性以重击。因此,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应当重新审视实用主义。     

胡适眼中的西方--从胡适文中的西方人名谈起

作为一个曾留学西洋并为新文学运动张帜的中国知识分子,胡适是否汲取了西方人文精神作为新文学的精神资源,这是一个颇具探讨价值的话题。他在1 91 0—1 92 7年的早期文章中确实提到了不少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中的经典人物,但这些人物或者被他蜻蜓点水一笔带过,或者被他用来作为支撑自己观点的一种工具,即便是胡适在新文学运动时期极力推崇、大肆宣传的易卜生主义和杜威的实验主义,也被他作了“中国化”的阐释。胡适为我们呈现的西方,已经过他自己的判断、选择和改装。他身上深刻的传统文化烙印导致他对西方人文精神的接受与阐释形存而神失。     

“五四”前后胡适的处境与“问题与主义”之争

胡适任教北大之初,由于所倡导的白话文遭旧派反对,学术水平亦遭师生质疑。尤其,不仅在《新青年》同人中,与太炎弟子不甚相得,而且在新文化派内部与陈独秀和李大钊关系区隔,故处境略显困难。为了打破困境,胡适必须拓展活动空间,建立自身人脉。“五四”学生运动爆发后,胡适因参与维持北大而得发展契机。但由于资历尚浅,虽勉为其难,实际影响相当有限。尽管胡适在师生中积极培植自身人脉,但效果不甚理想。为了扭转此不利局面,胡适针对“五四”前后的中国思想文化界不仅尊“西学”如“帝天”,而且教条主义倾向明显,加之国内趋新学人由于学术训练不系统,难以把握实验主义的要领,故引介方面效果有限以及《中国哲学史大纲》之实验主义方法论的示范意义不甚明显等因,希望通过宣传老师杜威所主张的“实验主义”,一方面阻遏社会主义思潮的“盲目泛滥”,另一方面建构其在思想文化领域的话语领导权,以凝聚人气,从而推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挑起“问题与主义”之争。虽然,其说遭到蓝公武和李大钊的大力批驳,但胡适却在反驳蓝、李两人之说的过程中进一步完善其说,形成系统的实验主义方法论,初步建立其在思想文化领域的话语领导权。     

胡适与五四戏剧改革

胡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 ,从文化革新的立场出发 ,团结了一些持不同意见的人 ,开展了中国戏剧改革的认真讨论。他主张联系现实斗争 ,引进易卜生主义与悲剧观念 ,这不仅是当时戏剧改革的需要 ,也是五四新时代提倡思想独立、敢于说真话的必须。在当时对待民族戏剧的态度上 ,胡适与钱玄同、周作人不同 ,他从历史进化论出发 ,一方面对传统旧戏剧、特别是元杂剧给予很高的历史评价 ,另一方面又力主学习外国新戏剧 ,“取人之长 ,补我之短” ,努力发展民族新戏剧。但是他对传统戏剧的“遗形物”的夸大描述 ,仍然反映了五四时代的历史局限     

胡适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

青年毛泽东受到其同时代诸多政治家和思想家的影响,其中犹推胡适。特别是胡适的实用主义思想和改良主义思想对毛泽东早期政治思想的发展影响较深。当然,毛泽东没有简单地、消极地、静态地接受实用主义和改良主义,而是以积极的态度吸收了其中的合理成分,并与其早年所受熏染的湖湘文化一贯倡导的经世致用的“实学”传统相结合,促使其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道路。对于改良主义,他在实践中几经碰壁后也自觉加以摒弃。     

胡适的反作伪--胡适研究三题

在现代学人中 ,胡适对反作伪有开山贡献。他依据“历史的文学观念” ,对前人著书立说 ,是者是之 ,非者非之 ,冤枉者为之辩诬 ,作伪者为之揭露。对同时代人受诬及自己遭遇剽窃 ,也是“冤枉者为之辩诬 ,作伪者为之揭露”。尽管胡适的反作“伪”的思想和实践 ,有不顾朋友面子的书卷气 ,已过去半个多世纪 ,但对今天中国惩治学术腐败 ,仍然具有直接现实意义。本题的另两篇 ,分别探讨了胡适与韦莲司婚外恋所包含的真实意义以及对《〈胡适手稿〉话回归》一文提出商榷     

论胡适的诗论

胡适的诗论包括多方面的内容,但其主体是“诗体的大解放”理论。该理论主张“打破五言七言的诗体,并且推翻词调曲谱的种种束缚;不拘平仄,不拘长短,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诗应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它一方面明显地受到了美国意象派诗论、晚清“诗界革命”理论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对中国现代诗论,新诗的发生、发展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胡适杂文的艺术初论

胡适的杂文有三个突出的艺术特点:其一,结构严密。论证环环紧扣,说理极为有力。其二,清楚明白。一是思想清楚,观点明确;二是语言浅显,明白通俗。其三,议论形象。一是勾勒形象,说理可感;二是善用比喻、富于幽默,全文既通俗浅白,也还生动形象。     

胡适杂文的艺术初论

本文从解读胡适杂文的文本入手,从文体结构、论证方法、行文造句及文学手法的运用诸方面探讨胡适杂文的表现艺术,指出胡适的杂文有三个突出的艺术特点:其一,结构严密。论证环环紧扣,说理极为有力。其二,清楚明白。一是思想清楚,观点明确;二是语言显浅,明白通俗。其三,议论形象。一是勾勒形象,说理可感;二是善用比喻、富于幽默,全文既通俗浅白,也还生动形象。     

谈胡适小说考证中的实用主义思想

胡适是实用主义思想的忠实鼓吹者,他在小说考证中的实用主义思想表现有三：一、自觉的以小说考证为契机,意在给文人学者一把治学之门的万能钥匙;二、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助推发力、摇旗呐喊,促进人们的思想解放和民族觉醒;三、在语言文字的“破旧立新”上以白话代文言,也是胡适实用主义思想的生动体现。     

论胡适柔弱不争的自由思想

柔弱不争是胡适自由思想的重要因子。胡适深受老子“弱之胜强,弱之胜刚”的思想影响,并缘此而接受了基督教及当时一些人道主义的不抵抗思想。胡适运用柔弱不争的自由思想观察中日关系,在“二十一条”危机和“九一八”事变前期主张对日示弱,反对与日本作战,要以不争为争。胡适柔弱不争的自由思想在现实中的表现是处处示人以柔弱不争,藏起全部锋芒,广交朋友,各式朋友遍天下。胡适形成这种柔弱不争的自由思想,还是特殊的家庭教养的结果。     

胡适与杜威的中国之行

胡适与杜威的关系是 2 0世纪初中国思想史、教育史上令人关注的话题之一。胡适直接参与邀请杜威访华以及陪同讲演等活动 ,同时又积极评价杜威中国之行的意义 ,奠定了后来相关研究的基础。当然 ,胡适回忆中的不实之处 ,也应加以辨析和纠正     

起点的摆荡:胡适对古典诗歌意象的继承与创造

古典诗歌意象的高度纯熟化从文化上钳制与扼杀了思想的自由发展,从诗歌艺术层面也使注重意象营造的古典诗歌基本丧失了诗歌应有的审美感受性,并危及到诗歌本身的存在。“五四”文学革命在创作实践上是以新诗为突破口,而早期白话诗以胡适的《尝试集》为代表,胡适通过在理论建设和创作实践两个方面对古典诗歌意象的继承与创造,凸现了其在诗歌由旧到新发展史上的意义。     

论胡适的思维方式及中西文化观

胡适早年生活在血火交迸 ,战争频仍的时代。这一时期 ,文化论争的火药味浓烈 ,激进主义、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交互论战 ,最后 ,革命的激进主义横行天下。论战的时代 ,促使胡适深入思考 ,逐渐形成他那种独具特色的以互相融通为主要特征的对话性思维方式。他在思考相对的两个事物时 ,总是将它们看作是平等的 ,而反对你死我活的对立和权力等级层次。这种对话性思维方式 ,表现在他对文化、文学、伦理学、哲学等问题的思考中 ,尤其是表现在其中西文化观上 ,他认为 ,中西文化是平等的 ,变化的 ,它们应该有无相生 ,长短相形 ,自由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