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自由化、财政分权对我国收入差距的影响

我国财政分权和贸易自由化的发展是同步进行的,财政分权程度的扩大伴随着进出口贸易的迅猛增长,虽然财政分权本身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可能是不确定的,但是财政分权促进自由贸易发展的机制则会极大地影响收入分配的状况。因此,探讨贸易自由化和财政分权对我国收入差距的影响具有现实意义。研究表明: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对收入差距发挥了显著的恶化作用,而财政分权对收入差距的影响不显著。     

财政分权改革、地方政府行为与经济增长

本文将我国财政分权改革、地方政府行为和经济增长纳入到一个统一的框架内,试图对我国的经济增长的制度动力做出合理的解释。本文认为,中国的财政分权改革在实现中央和地方政府经济分权的同时,保留了政治上的中央集权。这种独特的财政分权制度事实上导致了我国地方政府之间竞争的加剧,造成了地方政府间关系的变化,形成了地方政府"为GDP增长而竞争"的竞争态势。这种竞争态势是构成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之一,但同时也通过对我国地方政府的行为和目标取向的影响对我国的经济增长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     

财政分权、地方公共服务支出与收入差距

文章采用动态面板的差分GMM和系统GMM方法构建模型,利用全国27个省和直辖市1999-2009年度的数据,实证研究了我国地方政府财政权力和基于民生考虑的公共支出对居民收入差距,特别是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发现地方政府在财政支出权力上的大小并不会对收入分配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而一些本应起到缩减居民收入差距作用的公共支出在我国作用不明显,更有甚者反而成为解释收入差距拉大的因素。文章较为细致地分析了产生这些结果的原因机理,并基于此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财政分权、地方政府行为与环境规制失灵

由于我国财政分权更多体现委任制的特征,地方政府行为以追求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为核心目标,导致地区间财政收入的竞相竞争,挤占环境规制公共产品的财政支出,造成财政收入与环境规制呈反向替代关系,环境规制失灵。为减少地方政府竞相竞争带来的环境规制失灵,应将环境规制实施方面的财政支出责任转移到较高层级的政府,并对贫困地区实施专项财政转移支付,以推动贫困地区环境规制的实施。     

中国式财政分权、地方政府投资冲动与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作为宏观经济运行的指标之一,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基于中国式财政分权视角,着重分析中国式财政分权下财政利益与官员晋升对地方政府投资冲动的激励机理以及地方政府投资扩张冲动与通货膨胀的关系,并运用1994—2010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财政利益激励与官员晋升激励催发了地方政府投资扩张冲动,而地方政府投资扩张冲动在商业银行信贷资金配合下形成了真实的投资需求,进而引发了通货膨胀。最后,提出了通过校正地方政府投资行为进而减少通胀发生频率的若干对策建议。     

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竞争的激励机制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与经济体制逐渐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相适应,我国的财政体制也逐步由集权型向分权型演进。这种演进受到垂直的政治管理体制的约束,由此形成了具有经济分权和政治集权二维属性的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它赋予了地方政府特有的双重激励即财政激励和政治激励,促使地方政府为促进经济增长而展开激烈的标尺竞争。本文试图对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竞争的激励机制给与理论和经验的系统解释,并揭示其政策含义。     

财政分权背景下的地方政府预算外收入扩张——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对财政分权背景下我国地方政府预算外收入扩张的原因进行了理论分析,研究发现:地方政府预算外收入与辖区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与行政事业单位人员规模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预算内财政支出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同时,在预算内财政支出既定时,预算外收入与转移支付规模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说明了分权改革后地方政府扩张预算外收入一方面在于弥补其财政支出的缺口;另一方面,由于预算外资金的收和支没有完全脱钩,行政事业单位改革的不彻底性,地方政府追求可自由裁量财政资源最大化的偏好等原因,进一步加剧了预算外收入的扩张。     

财政分权、地方政府竞争与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差距

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向分散的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导致区域之间基本公共服务差距的因素很多,但财政能力差异和政府偏好差异可能是最为直接的因素,并且这些因素都可以放置于财政分权的框架下加以动态和系统阐释.为此,本文运用新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范式,以地方政府财政竞争行为为逻辑载体,解释转型中的财政分权对区域公共服务供给差距的作用机制.     

财政分权下地方政府行为与非经济性公共品——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

财政分权下地方政府行为的内涵表现为地方政府竞争和地方政府治理两大特征。分权下的地方政府因其产权的缺失及"经济人"的特性,为了争夺资本,扩大投资规模,竞相展开财政竞争,将公共资源优先配置在能带来更多利益的基础设施等经济建设类投资,从而忽视非经济性公共品及公共服务的投资;而为了顺应财政分权改革及地方发展的需要,地方政府为使交易成本最小化,努力改善政府治理结构,提高政府治理水平,从而起到改善非经济性公共品及公共服务供给的作用。     

财政分权、地方政府投资与城镇居民消费增长——基于东部地区的经验研究

地方政府投资作为地方财政支出的主要构成部分,其对居民消费影响更为直接,而由于政府投资分配倾向于城镇地区,因此对城镇居民消费的挤出效应或挤入效应更加明显.文章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利用东部地区城镇居民1996-2009年的人均消费、地方政府投资支出和可支配收入等数据,实证研究了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投资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政府投资对城镇居民消费表现出挤出效应,而这与地方政府投资决策倾向有重要联系.     

财政分权改革与我国经济增长

财政分权是否促进了经济的增长,这对于我国这样一个曾经高度集权并且仍处于体制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具有极为重要的政策导向涵义。肯定2 0余年来的财政分权改革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意味着我国应将财政分权改革继续推行下去。但是,我国下一步财政分权改革并不在于是否要继续提高地方财政收支占全部财政收支的比重,而应该是规范财政分权改革及其各项制度安排。     

环境质量、公共卫生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研究——基于财政分权视角

基于我国2000年—2018年间省级层面数据,通过构建包含滞后项的动态联立方程模型,研究财政分权体制下环境质量、公共卫生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交互作用,并运用系统GMM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1)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水平呈"倒U型"关系。放松环境规制在短时期内促进了地区经济发展,但恶化的生态环境会加重政府卫生支出负担。(2)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为政府扩大公共卫生支出水平提供了可能;而充分的医疗卫生服务供给可以补偿环境污染对健康的影响,改善劳动力身体素质,进而有效促进经济发展。(3)在我国现行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出于政治晋升和发展激励的选择,分权程度与环境质量和公共卫生服务水平均呈现负向关系。因此,协调处理好环境规制的强度、公共卫生支出规模、结构的优化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三者之间关系,是政策制定的重点。     

1949-1952年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

1949年至1952年为新中国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这个时期国家实行高度集中的财政管理体制,中央财政高度集权,这很大程度上与当时国家财力规模和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相关。中央事权高度集中,相应的中央财权也高度集中。国家通过严格财经制度,调整政府层级,合理安排财力使用次序,统筹经济恢复建设和国防安全,国民经济得到很好的恢复。中央财政高度集权适应了当时国家发展需要,促进了经济增长。     

城镇化、财政支农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相关性研究——基于VAR模型的分析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13年社会蓝皮书《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显示,中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总体上仍在继续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反弹的风险.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不仅是一种经济问题,也是关乎改革发展稳定的社会和政治问题.以我国1978 ～2012年的数据为样本,以城镇化、财政支农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相互作用机制为理论基础,对三者的动态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城镇化与财政支农对城乡收入差距均具有显著的影响,但所起的作用在长短期表现各不相同.从长期看,城镇化、财政支农与城乡收入差距存在显著的均衡关系,且城镇化将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而财政支农则会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缩小;从短期看,城镇化与财政支农都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且财政支农的缩减效应要大于城镇化水平.     

"逆激励性收入差距"——收入分配差距损害效率的机理分析

拉则尔和罗森的"锦标赛"模型证明,工资收入差距是促进产出提高的激励因素;该模型支持了收入差距激励效率的理论认识.但是,"锦标赛"模型的约束条件表明,工资差距对产出提高的激励可能因随机因素的干扰而失效.这一随机因素警示我们.激励经济效率的收入差距可能逆转为损害效率的"逆激励性收入差距",它不仅导致了经济效率的损失,也会带来巨大的社会政治成本.     

中国式财政分权经济增长导向型特征分析——兼论经济持续增长与社会和谐发展的体制约束

财政分权是影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制度安排.在中国式财政分权框架内,由于增长型激励机制,加之财政分权自身的制度安排不当,地方政府有着内在的倾向去制定更加符合自身利益的政策,导致职能重心过度偏向经济增长,在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矛盾,最终导致经济社会非均衡发展.如果这一系列难题能够被一一克服,经济持续增长与社会和谐发展就能够同时实现,那么,中国就不仅能够创造人类历史中的发展奇迹,而且还将形成具有一般意义的“大国发展道路”,使中国经济增长步入一种全新的发展模式,最终实现经济社会均衡协调可持续发展,从根本上提升全民福祉.     

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关系的再检验

本文利用1979～2004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修正偏误的虚拟变量最小二乘估计方法,重新检验了中国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我们发现,在分税制实施前,财政分权阻碍了经济增长.但在全样本期,财政分权对中国经济增长并没有显著的影响.因此,我们不能认为财政分权是导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今后要进一步规范财政分权制度和改善与之相匹配的制度环境,以发挥财政分权优化资源配置和促进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     

财政分权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促进还是抑制?——基于地方政府行为的实证检验

借助中国上市企业2007-2017年数据,研究地方财政分权程度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分权程度越高,越能够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特别的,财政分权对那些生产效率处于较低区间的企业而言有着更为明显的驱动效果。就企业属性差异来看,财政分权更能够提升非国有企业、高科技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就地区属性差异来看,财政分权对中西部特别是中部地区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促进效果。从影响机制来看,财政分权在宏观上能够提升财政科技支出强度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进而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创造良好外部环境;在微观上能够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降低企业的脱实向虚偏向并提升技术创新能力,驱动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最后,恰当的地方政府激励是发挥财政分权驱动作用的重要保障。在一定的经济考核压力(目标设定)上,地方政府对财政资源的使用会更加高效,以更大幅度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     

浅议企业内部收入分配、收入差距与宏观调控对策

现代企业制度建立以来,企业内部收入分配中比较突出的问题是企业内部收入差距逐渐拉大,影响企业和社会成员的发展。根据劳动力市场经济学的理论,企业内部收入差距主要是由企业内部因素造成,因此,应完善收入分配法律法规体系,加强监督管理;加强财会税收制度建设;建立现代企业的工资制度;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加强职工的教育和培训,以完善企业内部收入分配,防止收入差距的拉大。     

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影响研究——基于城投债的证据

在严峻的“财权事权不匹配”形势下,地方政府债务压力逐渐增大。本文将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债务纳入同一分析框架,以地级市城投债为例,通过理论梳理和实证分析,检验我国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财政分权是推动地级市城投债规模激增的重要驱动因素。“省直管县”改革导致已改革地级市的发债概率、发债规模和单次发债金额均比未改革地级市高。“省直管县”改革强度越大,相关地区城投债的发行概率及规模也越大,“省直管县”改革引致的财政自给程度下降显著促进了城投债的发行。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财政分权通过土地出让收入、财政赤字与固定资产投资影响地方政府城投债的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