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国家成长中的国家形态问题

国家形态与国家成败具有密切关系.马克思的国家理论是在批判分析现代国家成长中形成的,其工具主义国家观和国家自主性理论是现代国家理论的"元理论",对于研究现代国家建设具有普适性.比较政治发展的研究发现,工具主义国家和自主性国家及其变体,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治理状况,而国家的相对自主性是国家成功的关键.     

国家自主性的知识逻辑与研究视域——以国家回归理论为中心的分析

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分析范式中,基于社会政治生活中组织特质的差异而确立的国家相对于社会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国家回归理论在承接新马克思主义国家相对自主性概念的基础上,认为国家是具有独立行动能力的组织实体,其行为活动依循自身的政治逻辑,而不是"社会冲突的舞台",也不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普遍存在的国家自主性在社会政治结构中呈现出差异性的变动状态。斯考克波、诺德凌格尔等人在宏观结构和政策过程研究视域下对国家自主性展开具体分析,开放出国家中心理论范式的研究进路,从而实现对传统政治学在国家研究领域中哲学演绎知识传统的超越,开启了国家研究的政治科学化时代。     

普京时代俄罗斯国家意识形态的重塑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1993年宪法否定国家意识形态,提倡意识形态多元化,导致俄罗斯社会思想混乱,面临国家认同和基本价值观的深刻危机。普京当选俄罗斯总统后,高举复兴俄罗斯大旗,开始了重塑俄罗斯国家意识形态的探索。经过不懈努力,初步形成了特征鲜明、具有完整思想体系的"普京主义",在俄罗斯社会发挥着国家意识形态的现实作用。     

国家自主性:转型期中国有效治理的一个维度研究

转型期中国的有效治理是政治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回归国家学派提出的国家自主性理论作为理解国家和社会关系新的范式为我们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以批判社会中心论作为支持理论的回归国家学派提出了国家可能做出摆脱其统治阶层的国家自主性行为,国家自主性以相对性和动态发展性为主要特征。国家自主性理论经常面临着来自社会中心论的挑战,而国家自主性理论自身也存在着诸如概念界定不清、推演过于绝对等缺陷。对于国家自主性理论的中国发展道路来说,当前转型期中国国家自主性经常表现出一种失衡的状态,政治现代化是构建合理限度的国家自主性的发展方向。提出构建隔离性的政治体制、打造嵌入性的社会组织和追求国家自主与社会自主的均衡作为转型期中国有效治理可能的路径选择。     

现代国家何以同样需要礼治:历史政治学视角的研究

礼治常被视为一种前现代治理机制,但现代各国仍普遍存在礼治因素,中国尤为明显,表明礼治是健全的国家治理所不可或缺之机制。以历史政治学方法分析礼治形成、重建的三个历史关键节点可以发现,礼先于国家而存在,组织了早期人伦与宗教生活。在国家形成过程中,具有较高自主性、能动性的政治权力为自己建立了强制性直接统治机制,即“政刑”,但其覆盖和穿透能力毕竟有限;为进行有效治理,政治权力又吸纳了礼及其所塑造、维系的社会,作为国家治理之基础设施,这就形成了礼治。强制性直接统治机制是国家的本质所在,但唯有通过礼治,政治权力才能对社会进行全面治理、深度归化,此即礼治之必然性所在。因此礼治尽管在历史上多次崩溃,却总是得以重建;今天中国正处于重建礼治之过程中,亦当建立兼容礼治之国家理论。     

现代国家的民族特性

现代国家是时间进程上的,更是类型学意义上的,最终要落实到一种国家类型上,这种国家类型就是取代王朝国家的民族国家。民族国家是民族与国家结合而形成的国家形态,必然具有深刻的民族特性。在价值层面,民族国家的国家伦理具有突出的民族属性,集中表现为“主权在民”原则,即国家政权的建立和运行皆服从和服务于民族的利益。在制度层面,民族国家的权力设置和运行必须体现由全体国民组成的民族的主权者地位,同时也要在国家体制中采取特殊的安排来保障国内各个民族的权益。在治理层面,民族国家治理中的民族取向分别表现为国民取向和族群取向,前者指向国族即国民共同体,后者指向国族的组成单元即族群,在国家治理尤其是国内民族关系较为复杂的国家治理中如何处理两种取向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重大而复杂的问题。在行为层面,民族国家的行为受到民族因素制约的现象越来越普遍且形成了趋势化的特征,主要表现在：国家在发展中诉诸民族共同体或民族主义,国家行为表现出了突出的民族特性,国家利用民族因素进行政治结盟,国家基于民族文化塑造世界的未来。民族成为了现代国家底层性或本根性的核心内涵,因此要形成完整的现代国家叙事,民族视角的叙事不可或缺。     

中国经济发展道路中的国家自主性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经济保持持续快速增长,从政治学视角探讨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和原因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问题,而国家自主性理论作为理解国家与社会发展的新范式使得这一问题的解决有望取得突破。中国革命的历史遗产和官僚体制的发展、执政党的危机意识与高层精英的战略领导以及平均主义带来的平等社会结构等,使中国在改革之初的发展就具有自主性特征。中国的经济增长得益于基于国家权力和国家能力的有效干预,这种国家干预主要体现在国家自主性的政策和制度供给、政策和制度执行两个层面。但近些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失衡带来的社会不公和利益集团,成为国家能否为经济发展持续提供动力而必须应对的难题和挑战。中国需要从政府体制改革和社会自主性提升两方面入手实现国家自主性的平衡,以隔离性和嵌入性为特征的治理式互赖,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中国家自主性的目标和状态。     

国家-社会分析框架在社区治理结构变迁研究中的应用

从已有的文献来看,政权建设理论、公民社会理论、治理理论是社区治理结构转型研究的主导分析框架.但从国内众多实证经验来看,社区治理活动不是单纯的国家行为,也不是理想的自治行为集合,更不是国家和社会组织依靠美好的合作意愿建构起来的多中心管理实践的组合.真实的社区治理过程发生在国家与社会组织彼此权力和利益的选择关系之中.因此,国家-社会分析框架有利于从"实然"的角度对社区治理及其结构变革研究提供更完整,更真实的解释.     

现代政治文化与民族国家治理

现代政治文化具有世俗性、自主性、开放性与融合性。民族国家治理是国家公共权力控制和引导政治、社会活动的运作行为。政治文化现代化与民族国家治理之间存在互动关系。现代政治文化对民族国家治理提供支撑与协调,民族国家的治理活动推动、引导政治文化现代化的发展。     

后危机时代转型国家的治理模式变革与经济发展

最近10年,经济转型呈现出从繁荣到危机的路径演化轨迹.2008-2009年的全球经济危机给转型国家造成严重冲击.危机的爆发和扩散暴露出转型国家治理模式重构过程中累积的治理危机.后危机时代,转型国家需要对原有治理模式作出深刻变革和调整.其核心任务是重新定位国家角色,培育和增进国家能力;建立社会规制型市场经济体制,改变依附性发展模式,增强本国经济发展的自主性;以综合性的社会政策整合社会秩序与扶持社会发展,为转型深化和经济发展奠定和谐稳固的社会基础.     

国家数字能力：数字革命中的国家治理能力建设

国家治理能力主要由国家秩序能力、国家赋权能力和国家创新能力构成。数字革命对于包括数字秩序能力、数字赋权能力与数字创新能力在内的国家数字能力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基于自主性和嵌入性的评价体系,国家数字能力可区分为双强平衡型、国家强力型、社会灵活型、双重脆弱型四种类型。当前,加强国家数字能力建设已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中国的国家数字能力表现出社会灵活型的特征,主要通过平台型企业的委托治理以及激发社会大众的数字参与来实现数字领域的治理目标,因此也面临委托治理的危机。朝向双强平衡型的国家数字能力建设,要注重自主性与嵌入性的动态平衡。     

国家相对自主性理论视野中的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之关系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相对自主性理论的视野中,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既不同于自由主义所说的"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二元分离、相互对立的关系,也不完全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所说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统治机器和社会阶级"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而是一种有限度的分离和有差别的互动关系.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关系层面上,它强调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的一种制度性分离,并认为这种分离能使资本主义国家在一定程度上超越剥削关系对社会经济进行调节;在"国家和社会阶级"关系层面上,它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并不是资产阶级的简单统治工具,国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超越阶级关系进行调和;同时它还认为,这种超越并没有完全使国家脱离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仍然要服膺于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和社会之间关系的本质性规定.这一理论的意义在于,它提出了一个与西方主流政治学完全不同的对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关系的认识框架,并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对于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解释力.     

国家治理模式构建及应注意的若干问题

良好的国家治理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国家治理模式是由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相互耦合所形成的一种整体性的制度结构模式.它们是由不同的制度安排、组织形态和治理机制构成的制度系统,共同维系着一个国家整体的秩序治理,并在此基础上协调资源配置,推动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国家治理模式呈现出动态演化与形态多样性的特征.现代国家治理模式构建需要立足于本国国情,有效协调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关系,使之形成一种互惠与共生的状态.     

当代俄罗斯国家民族主义浅析

国家民族主义是俄罗斯在历史嬗变中形成的独特思想文化,它对俄罗斯的外交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西化改革失败后,俄罗斯国力和国际地位日趋衰弱,以追求国家利益为核心的国家民族主义迅速兴起,它压倒包括自由主义在内的各种意识形态,成为当代俄罗斯最具影响力的政治思潮.本文对当代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概念、特征和载体进行了初步分析,以期准确洞察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大致走向.     

中国转型社会的国家治理有效性——基于国家自主性的视角

处在转型社会的中国,目前国家对社会的治理有诸多问题:如危机频发与制度滞后,权威治理与分权自治的央地博弈,民主化与市场化的共振危机,运动治理与法理治理的抉择.然而,转型社会带来的社会问题是一种客观存在.危机与治理伴随政治生活全过程,是一个永恒的国家问题.只要把危机纳入到国家治理的制度化渠道中解决,就并不可怕.无论是社会危机驱动型国家治理模式,还是国家为了追求一种良善的政治生活而选择的整体性治理活动,国家都在其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自主性作用.从“构建性自主”、“嵌入性自主”、“反思性自主”和“无为性自主”四个维度着眼,可以探讨我国经由何种自主性路径来达到有效社会治理,从而走出国家治理困境.     

外资银行进入对转轨国家银行业产生多方面影响

米军、刘彦君、刘坤、陈菁泉撰文指出，研究表明，外资银行的进入对转轨国家产生多方面影响。外资银行进入对转轨国家本国银行业构成明显的竞争压力，影响家庭和企业贷款配置以及本地银行经营绩效，并且影响到转轨国家的金融稳定性。虽然，大量的研究发现，     

全球化时代何以“反对民族国家”——对“民族国家终结论”、“世界政府”与“全球治理”等观点的析评

"反对民族国家"是西方学界基于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遭遇挑战的所谓"现实"而形成的主要论调,认为"民族国家终结"已然来临,倡导建立"世界政府",主张用"全球治理"替代民族国家。但分析表明,"民族国家终结论"把民族国家看作是"拟制性"共同体的观点有失偏颇,没有注意到民族国家对全球化的反作用,存在诸多逻辑不周延与论据支撑不足的问题。"世界政府"存在难以忽略的理论漏洞,其在洞见问题的同时选择了错误的解决问题方式。否定国家主权的观点则是建立在对当代国家主权新变化的错误理解之上。"全球治理"对于"国家无能论"的理论预设并不成立,全球治理并不意味着民族国家终结,它所关注的全人类共同命运的价值取向并未得到国际社会公认,不同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不平等地位也导致全球治理在目前并不具有现实可能性。     

论国家治理与国家审计

国家审计是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依法用权力监督制约权力的制度安排。国家审计的本质是国家治理这个大系统中内生的具有预防、揭示和抵御功能的"免疫系统",核心是推动民主法治,实现国家良好治理,促进国家经济社会健康运行和科学发展,从而更好地保障人民的根本利益。国家治理的需求决定了国家审计的产生,国家治理的目标决定了国家审计的方向,国家治理的模式决定了国家审计的制度形态。从国家治理的角度,进一步深化对国家审计本质特征的认识、准确把握国家审计的发展规律,对于更好地发挥审计监督的作用、推动国家审计的科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现代国家的构成

对“原初国家”的各种解释往往难以继续适用于现代国家。理解现代政治的兴衰，重要的不是探究现代国家的第一因，而是探究现代国家的构成。在政治学的不同视角下，现代国家的构成模式不同，国家性及其维系纽带也不同。制度视角和结构视角侧重现代国家的外在手段：国家如何站在最高处，垄断包括物理暴力和物质工具在内的外在手段，建立相对于社会分工的政治分工，形成相对于社会组织的权威性、自主性；理性视角和文化视角侧重现代国家的内在理由：国家如何建构权威的中立性，谋求支配的正当性，塑造自身的能动性，以及国家就此遭遇何种挑战，国家为什么并不总能站在最高处。这四种视角共同塑造了现代国家构成的问题域，使之成为理解现代国家及其国家性变迁的出发点。它们彼此之间的融合、竞争和冲突，推动着人们对理想政治秩序的构想与构建。     

国家治理的前提与条件

国家治理的根本前提是重新审查国家的性质定位与存在取向。首先要讨论"国家何以产生"和"谁有权定位国家",然后再考察国家治理的实质,明确"谁有权治理国家"和"国家治理什么"。在此基础上检讨国家治理的基本规则,分别从"谁有权制定国家治理的规则"和"制定国家治理规则的依据何在"入手,追问国家治理规则构建的合法性,确立国家治理的政治学公理。以此为指南,重新审查国家治理的基本条件为:法权政体构成国家治理的政治土壤,人的共性、人权民主和自由主义精神构成国家治理的精神结构基石,以权责对等和公私分明为原则的群己权界构成国家治理的社会方式,以人权制度和法权律法为双重护卫力量的权利博弈权力则构成国家治理的运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