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思想的神学因缘

海德格尔的哲学之路是由神学引入的.在海德格尔的解释策略中,从"存在遭遇上帝"到澄明之思,再到他把为人类乃至整个世界寻找共同的神当作他后期的根本使命,其间隐藏着一种坚定的神学情怀而且几经转变后一直在颤动.本文以海德格尔的一生运思为线索,对海德格尔的神学情怀做尝试性的探讨.结果表明,尽管海德格尔一心想把神学因素从哲学之中清除出去,但实际上却未能做到.在他对存在的孜孜不倦的追求中,我们依然可以领悟到"存在"被神圣化的旨趣.     

斯宾诺莎的上帝论与实践神学的建构

斯宾诺莎被逐出教门是在17世纪中期荷兰黄金时代的犹太社区中发生的一个著名的思想事件,犹太人与加尔文新教徒此后不断控告他是危险的无神论者。但斯宾诺莎本人对这一称谓非常敏感,并专门写作《神学政治论》一书予以了严正的驳斥。但这本书不仅没有达到为神学辩护的理论目的,反而使无神论的名声在知识分子中愈演愈烈。关于斯宾诺莎何以未能成功地反驳"无神论化"涉及复杂的解释学问题,前提是要重构斯宾诺莎是如何捍卫他的神学的。他提出真正的宗教是人神相爱的"普遍宗教",人爱神就必须相信上帝是必然存在的、唯一的、无所不在的、等级最高的,神爱人就必然会拯救人、赦免悔过人的罪。神学就是以普遍宗教的信条为基础的、爱人如己的生活方式。他认为自己所从事的"真正的哲学"就是对神、人及其幸福的理智论证,因而神学是可能的。     

存在、伦理、爱:现象学神学的基本问题研究

神学的核心问题是关于上帝的问题。从现象学的视域出发探讨神学的问题,不是用现象学的方法来处理神学研究的对象,而是在不断的悬置过程中,使得神学从各种偏见和先见中解放出来,让神学的问题自身来显现自身。现象学神学的根本任务就是思考上帝如何在其自身之中显现自身。海德格尔、列维纳斯、马里翁、克尔凯郭尔和奥古斯丁的现象学神学思想,以解放上帝为根本线索,将神学一步步从传统形而上学、存在范畴、道德与伦理视域之中解脱出来,在爱的命令的现象性中,上帝作为现象得到了呈现:上帝作为权威和爱在爱之中达到统一性和真理性,从而使得显现与显现者真正统一起来。     

漫论现代基督教神学的人性思考

现代西方神学的人性思考是从对上帝问题的重新审视而展开的。上帝问题的存在决定着现代神学不可能找到人性问题的答案，因而也没有最终回应西方社会的人性危机。基督教神学试图藉信仰之爱获致人性的圆满，表明神学有着“信仰的傲慢”。以神学信仰批评理性传统，只是以“信仰的傲慢”置换“理性的傲慢”。文章认为，如果把基督教神学“信仰的傲慢”与新儒学“良知的傲慢”加以批判性比较，或可领会到中西方人性论思想的对话可能。     

科学与神学的纠葛——兼论张衡科技成就与东汉神学政治之关系

本文以张衡为个案,考察其科技成就与东汉神权政治之关系,旨在说明在中国古代,科学与神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并非对立而是呈现出相容相生的状态,科学作为神学的附庸,比附杂糅于神学之中.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神学还为科学的发展提供了相当广泛的土壤和空间,给予科技不断的刺激与启迪.     

伦理神学与现代道德信念的确证

启蒙伦理学是在基督教信仰式微之后的世俗化过程中试图为现代人提供在现世中安身立命之基础的价值转型运动。康德伦理神学对于西方现代道德信念确证的意义在于:一是这种伦理神学信念的确证完成了宗教信仰的世俗化。二是它充分阐明了单纯理性信仰的不可能性。康德的伦理神学认为,只有对于"上帝存在"和"灵魂不朽"的确信,才能最终使"正义"和"道德"成为绝对的义务,从而实现信仰形式的这一现代转变。这一转变的真实意义在于,信仰的世俗化只有在超越的神圣化引导下才能通往自由的意义世界。     

传统文化与现代格律体诗歌的关系

现代格律体是相对于古典格律诗体而言的,它既不同于传统格律体也不同于自由体,而是兼顾二者的特点。现代格律体继承了传统诗歌的因素,表现出传统文化因素的影响,是现代诗人立足于民族本位的文化观在诗学上的体现。传统文化对现代格律体的影响表现在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使现代格律体呈现出与传统诗歌相通的特点。     

李商隐诗歌的阴柔美与基督教亲吻神学的精神联系(下)

无题诗是李商隐诗歌创作中的极品,它们的基本面貌与亲吻神学的两条基本精神正好吻合:一是不婚的情爱,一是灵性的情谊。李商隐的文艺思想比较解放而新颖,表现出批判传统的异端色彩。从隋唐至清代思想界的变迁考察历代诗人对李商隐诗歌创作的评价,这种评价呈现出一条变动的曲线,它反映了基督宗教在中国的历史命运。李商隐诗歌的个案研究说明了与中国的传统文化融合是基督教始终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生命的叩问——泰戈尔诗歌的死亡意象探究

"死亡"是人类世界中永恒的、恒古不变的话题,是哲学和宗教研究范畴内最难解的命题之一,是古今中外文人骚客及作家诗人永远无法回避的问题。泰戈尔作为印度乃至世界范围内最伟大的诗人,用热情洋溢的语言在诗歌中赞美了生命、爱情和人生,包括死亡。死亡的意象诗歌几乎贯穿了泰戈尔一生的诗歌生涯,他以人生体验和哲学思考的形式,表达了个体对死亡的深刻思索,赋予了死亡意象诗歌极高的美学价值和哲学意义,最终使对死亡的认知超越了生命的限制,从而完成了生命与死亡从矛盾对立到统一圆满的转换过程。     

新时期诗歌的死亡意识流变

当代诗歌中死亡意识的传达有着清晰的流变轨迹,尤其是进入新时期后,其总体走向呈现为从外向内、从群体向个体、从凸显英雄主义的崇高意境向张扬个人主义的多元形态的嬗变。死亡审美及其表现方式的不同,归根结底是社会价值观和生命哲学观所决定的不同人生观及死亡观的形象化呈现。     

李商隐诗歌的阴柔美与基督教亲吻神学的精神联系(上)

隐含在《圣经》中的亲吻神学思想开辟了认识李商隐诗歌的一条重要途径。李商隐浓郁的宗教意识具有与基督教的亲吻神学进行比较的客观可能性。李商隐诗歌是中国诗歌的优秀篇章,具有阴柔的美质,可以列于世界诗歌经典作品之列。李商隐人生的不得志在诗歌的王国中得到了补偿,诗人通过自身的艺术追求寻找到了人生的终极关怀。李商隐的诗歌创作活动可以看成是他终身宗教实践活动的一部分,这就是"驱笔得阴"的道教修为。     

古希腊哲学与基督教神学之桥——论普罗提诺宗教思想对基督教神学的影响

普罗提诺宗教思想的核心问题是我们的灵魂如何走向上帝以达到灵魂与太一、人与上帝的合一.这一颇具神秘主义特征的宗教思想在三位一体、上帝观、神正论、时间学说和神秘主义等方面对基督教神学产生了双重影响,既被以奥古斯丁为代表的正统神学所接纳,又为阿里鸟斯派和艾克哈特等基督教异端提供了理论来源,并通过他们对基督教神学乃至近现代西方思想产生了弥足深远的影响.普罗提诺搭建了一座思想之桥,连通了柏拉图与奥古斯丁、古希腊哲学与基督教神学、古代世界与近现代世界.     

“汉语神学”的“汉语”问题——基于对刘小枫关于“现代语境中的汉语基督神学”的思考

"汉语神学"自从出现以来,关于"汉语神学"本身的问题以及合法性问题一直存有较大的争议和分歧.关于什么是"汉语神学"?是否存在一门叫汉语神学的学科?它和西方的神学有何区别与联系?如何理解"汉语神学"的汉语问题?大多数的质疑和争议有一部分集中在这些问题上,究其原因,大致在于"汉语神学"区别于本色化或本土化的叫法以及对"汉语神学"出现的历史和所要面对的问题不是非常清晰.本文从"汉语神学"出现的历史文化语境背景出发,尝试从理论上分析"汉语神学"的"汉语"的问题来回应"汉语神学"由名称而引发的概念理解问题,作一初步的探讨.     

当前培根研究的三种取向——以哲学与神学的关系为视角

对培根的研究过去一般来说主要属于科学哲学的任务.随着现代性反思的深入,要求我们打破既有的学术分工,从思想的层面切入培根的作品,对培根予以更具整体性的把握.从哲学和神学的关系来考察当前的培根研究,可概括出一般的哲学史、政治哲学和历史学三种不同的取向.     

回归语言本体重续诗歌传统——当代诗歌书写的考察笔记

当代诗歌书写偏离诗歌传统中的语言意识,语言中断了诗、思、道之同一的整体的表现意识.重视当代诗歌的语言表现技巧,强化中、西诗歌传统中的诗体意识,传承了中、西方诗歌传统的积极的表现元素,同时也拓展了当代诗歌书写的表现可能,推动了当代诗歌的积极、健康的发展.     

藏族汉语诗歌的民歌传统

藏族汉语诗歌是藏族文学是汉文化影响下的产物,另一方面,藏族民间文学,尤其是藏族民歌,仍然是它一个重要的文学资源.从藏族汉语诗歌产生之初,直至当下的藏族汉语诗歌创作,民歌都是它的重要传统,体现出它鲜明的民族性特征.     

摄影诗歌:诗画传统的变异性传承

在视觉文化转向的崭新语境中,视觉媒介参与塑造中国新诗生态,视觉传播成为新诗传播的重要形态。“语—图”关系的调整,构成了文学发展的重大挑战。文学与摄影本质属性的差异,造成了摄影文学内部两种表意符号的交锋,而图像和文字的张力构成摄影文学艺术探索的内生动力。宽泛地讲,“诗画传统”可以视为诗歌艺术与视觉艺术互动的历史。在诗歌与摄影的密切互动中,可以抽绎出诗画传统变异性演进的潜隐线索,摄影诗歌的“诗意图式”中仍然可以辨认出传统图式嬗变的痕迹。对于现代诗人来说,传统诗画艺术是可资借镜的样式,诗画传统的复活和承续是现代诗人推进新诗视觉传播的主动选择。在借助图像提升诗歌传播效果的同时,要缓解文学与图像之间的对立和矛盾,避免诗意放逐和深度削平等不良后果。     

历史唯物主义岂能谋取神学的支持——对洛维特《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的批评

洛维特致力消解由黑格尔和马克思发展到极致的历史意识,试图恢复斯多葛的自然理念以克服现代主体主义。审视其以基督教的救赎理论解读历史唯物主义的悖理之处,将为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未来观、进步观等基本观念扫清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