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运动前后的教会学校

义和团运动之前,教会学校在中国已有一定的规模,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缺乏系统的办学计划,教会学校之间的合作存在很大的困难,以及因受清政府的排斥而居边缘化地位。义和团运动以后,清政府的教育变革改善了教会学校的外部环境,教会学校则借助各种条件拓展自己的空间,充实教学内容,并加快了各校联合的步伐,以实现教育资源的优化组合。从"李提摩太与山西大学堂"、"雅礼学会的成立"及"中国教会大学的联合运动"三个案例中,可以看出义和团运动与教会学校的发展虽无直接的因果关系,但确有间接的联系。     

论近代教会学校的宗教教育

本文通过考察在华传教士教育工作者的思想和主张以揭示教会学校宗教教育的本质.文章认为,宗教教育本质上是一种信仰教育,但在近代教会学校的实践中,它主要是通过道德教育这一中介进行的,这是一种包裹着神学外衣的人文主义教育,具有进步性和落后性的双重特征.     

经典、经典的替代及其条件——从儒家经典与马克思主义经典的关系切入

经典是由历史积淀、认同基础和文化影响三个因素构成的。以此为基点分析近代中国的经典处境,我们会发现一个马克思主义经典取代儒家经典的文化变迁过程。这两种经典的替代关系,是历史变迁所注定的。其中经典的新旧差异、思想的变局、精英的选择与政治的功用发挥着重要的变量效用。循此路径分析,我们对于经典的历史替代关系,就会有一个基于历史理性的认识。     

文之枢纽:从儒家经典到文学经典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把<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五篇视为"文之枢纽".所谓"文之枢纽",即全书的总纲.对于总纲的理解直接关系到我们对<文心雕龙>整个理论体系的把握.我们认为<原道><征圣><宗经>可以看作是"文心"部分,分别从文体论、审美性和创作论方面体现了刘勰儒家经典文学化的观点;<正纬>和<辨骚>归为"雕龙",体现了文学经典的确立."文心"和"雕龙"它们共同构建了一种文学范式:儒家经典向文学经典的转化.     

文之枢纽：从儒家经典到文学经典

刘勰在《丈心雕龙》中把《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五篇视为“文之枢纽”。所谓“文之枢纽”,即全书的总纲。对于总纲的理解直接关系到我们对《文心雕龙》整个理论体系的把握。我们认为《原道》《征圣》《宗经》可以看作是“文心”部分,分别从文体论、审美性和创作论方面体现了刘勰儒家经典文学化的观点：《正纬》和《辨骚》归为“雕龙”,体现了文学经典的确立。“文心”和“雕龙”它们共同构建了一种文学范式：儒家经典向文学经典的转化。     

逻辑视域下的儒家经典

儒家有无逻辑,或有什么样的逻辑,这是"中国古代有无逻辑"的题中之义。考察发现,儒家不唯有学界业已关注到的"名"这一逻辑范畴,事实上还可抽取"辞"、"知"、"辩"、"壹"等范畴,构成涵盖逻辑概念论、命题论、推理论、论辩论和逻辑规律论在内的儒家逻辑思想体系。从推论方式看,儒家逻辑思想体系融贯了归纳、演绎和类推三种推论方式。     

传教士与近代香港的中西文化交流

近代以来，中国南部边陲两个历史上默默无闻的岛屿——香港和澳门，先后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基地和枢纽，传教士则起了穿针引线、铺路搭桥的作用。由于宗主国、传教宗派和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制约，１８４０年后香港逐渐后来居上，该地传教士在著译出版和办教育等方面均有更大作为，成为内地教会的榜样和坚实后盾     

吴虞对儒家经典的怀疑

吴虞对儒家经典的怀疑黄开国儒家自创立以来，就与古代的文化典籍《易》、《书》、《诗》有着密切联系，并以此作为教授弟子的教材。孔子重礼教，《仪礼》虽未必成于孔子之先，但儒家对礼的一贯重视，使《仪礼》后来也自然成了儒家的必备教材。加上据传是孔子亲手修订的《...     

试论近代广州教会学校对广州文化的影响

18 4 0年鸦片战争后 ,帝国主义以宗教作为侵略的工具 ,兴办各类教会学校 ,广州作为当时对外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 ,是传教士居多 ,教会学校办得较早、较多的地区。教会学校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的产物 ,它的创办对广东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它严重侵犯了中国的教育主权 ,造成中国民族心理的创伤 ,但在客观上也促进了广州近代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理雅各《诗经》翻译初探——基督教视域中的儒家经典

理雅各是19世纪英国传教士汉学家,曾三译《诗经》。由于其间译者经历、生活环境及身份的变化,理雅各的《诗经》三译本体现了其不同的思想和研究方法。他的宗教观念经历了从以基督教为中心的狭隘偏见,到宽容、自由的比较宗教观的演变,学术思想也从较多地依赖传统和服务政治,而逐渐走向强调独立意识的学术阐释。但西方主流思想总是影响着译者,又通过译者影响着译著。中国经典在理雅各看来仍是低劣的,需要基督教来予以完善。理雅各无法超越时代的局限,更无法突破主流思想意识的藩篱。     

唐代科场试诗对儒家经典的接受

唐代科场试诗对儒家经典表现出多层面的接受。在现存科场试诗中,主司首先以正经或注解为题,其中存在取用原句或化用经意的区别。在题目规定下,考生根据题目出处以诗体的形式表达自己对经义的理解。在行文中,应试者常援经入诗,不仅表现出深厚的经学根底,使应试作品显得经学气息浓郁,更折射出当时儒经在科举考试中的重要地位。在具有温柔敦厚特质的儒经影响下,偏于颂美的应试诗表现出了突出的含蓄美特征。就命题侧重而言,《礼记》堪称大端,这是与唐代尊经重礼的文化导向相一致的。     

儒家经典诠释中的实践性品格

中国哲学是一种"引导的哲学",其目的是要建立个人生活及社会两方面的秩序。儒家在对经典进行解读的过程中,常常将这种实用主义的精神投射进去,这就使得他们的经典诠释渗透着强烈的实践性品格。这种品格,对个人而言就是培养君子人格的"为己之学",对社会、国家而言就是治国、平天下的"经世之学"。     

渗透与消解：儒家经典视域下的明清小说

儒家经典是各个历史时期儒家思想精华的汇集,“经学”则是不同时代儒生对儒家经典的解读,反映了儒家思想观念的发展与衍化。明清时期,一方面,儒家经典及“经学”对小说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左右着作家的创作理念;另一方面,面对复杂的社会生活,明清小说家又在一定程度上对儒家正统观念作出了修正乃至背离,消解了儒家正统观念对于“经”的释义。这一时期,作家们对儒家经典及“经学”的不同解读制约和影响着小说创作,使其呈现出多彩的奇观,丰富了中国古典小说艺术宝库。     

重读儒家经典的五种意义

当代社会"重读儒家经典"有两重内容五种意义:一是本该读而没有读的"普及型重读",其群体主要是普通大众,意义在于"补充传统文化的知识性匮乏"和"追溯公民品格的道德性渊源";二是本该重视而没有重视的"研究型重读",其对象主要是知识分子,着重"寻求儒家学说的现代性出路"和"回应全球泛化的民族性重构";这两种"重读"之间的对接意义为"应对信仰危机的精神性寻根".     

儒家经典与“第二个结合”

儒家经典是中国最古老、影响最深远的文献,是中华文化的根、魂、源。儒家经典以其丰富的内涵和精粹的内容,成为中华核心思想理念、传统美德和人文精神的主要载体,是我们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依据。在长期的教育和教化活动中,经典涵养了中华民族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许多主张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具有高度契合性,至今仍具有超时代、超地域的实践价值。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第二个结合”）,自然应当从经典入手,对经典中的“天下为公、讲信修睦、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自强不息”等观念,进行深入阐释和现代发扬,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更加中国化,也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加现代化。     

儒家启蒙经典的价值及其对现代教育的启示

儒家启蒙经典作为中国古代小学教育中的正规教材,既对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和一般知识分子的人生观价值观塑造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也对社会下层百姓的伦理道德观念的形成起着导向性作用,从而已经成为体现中华民族精神和价值观念的重要载体。儒家启蒙经典的价值不但体现在对民族精神和思想文化以及伦理道德观念的传承方面,更对我们的现代教育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师古以用今:李觏对儒家经典的解读

研究李觏如何在解读儒家经典的基础上阐述自己对现实问题的解决方案,是拓展李觏现实主义思想特征研究的重要内容:"以康国济民为意",可谓师古以用今之情怀;"道不以权,弗能相济也",乃李觏对<易>之解读;"摭其大略而述之",体现了<周礼>的回归及对现实的思考.     

儒家经典:北魏孝文帝思想的理论源泉

北魏孝文帝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改革家,同时又是最富才学的帝王之一,他博览史传百家,尤精于儒家经典,其改革思想和改革新政无不渗透着儒家思想的色彩。孝文帝改革自始至终都坚持以儒家学说作为理论准则,儒家经典、历史经验和现实状况的有机结合,成为孝文帝改革思想的基本来源。在孝文帝的整个统治实践中,都能够看到儒家思想的强烈影响。在诏书及君臣对话中,孝文帝经常征引《尚书》、《诗经》、《春秋》、《左传》、《论语》、《周易》、《三礼》等儒家经典进行阐述,所引言辞有的是儒家学派的政治理想,有的是思想家对历史经验和规律的概括性认识,有的则外化为孝文帝的日常用语。具体考察《魏书.任城王澄传》、《王肃传》等史传所载孝文帝言论中的用典,知其在许多场合引用儒家经典的文字时往往脱口而出,表明他不但将五经文字熟记于心,而且完全精通其涵义。孝文帝以中国传统制度为蓝本改革北魏制度,对北魏传统文化和民族特性实施全盘汉化,正是因为他对以儒家经典为代表的汉族传统文化有全面深入的掌握和理解。     

教会学校文化教育与中国现代作家

一些中国现代作家先后在教会学校中接受了教育,英语学习给予了他们接受西方文化知识的语言工具,基督教文化的熏陶对他们的人生态度与人格形成产生了重要作用,教会学校的学习或多或少地影响了他们的文学创作。他们具有文化双重性的特点,大多接受了基督教文化中博爱、宽恕等精神,以批判儒家文化中的忠孝伦理思想;接受了基督教文化中的平等、自由等思想,以摆脱传统封建等第思想的束缚;接受了西方文化中的科学、民主等思想,以追求现代文明中的社会理想。他们以其独特的文化素养、思想意识、文学创作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也显示出教会学校在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与影响。     

近代教育改革和儒家传播体系的崩溃

儒家的传播自隋唐特别是明清以来 ,一直依赖于科举体系。近代教育改革 ,废除了科举 ,建立了新的教育制度 ,在新的教育制度中 ,西方的知识已经成为主要的学习内容 ,并且培养出一批儒家的批判力量。本文通过对近代教育体系中儒家知识内容的逐渐边缘化倾向的实证分析 ,展现了制度化儒家在近代解体的一个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