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元四书文为文之正统论

四书文是明清八股取士的重要手段.无论是作为考生,还是作为考官,阮元终其一生都与四书文关联甚密.阮元虽表明不喜四书文,但其国之重臣的身份又使其认识到“取士之道,不可不用此事”,从而肯定四书文.阮元肯定四书文不仅与他的政治立场相关,也与他的文统观密切相连.阮元渊博的知识促使了他既综观全局,又畛域分明;既通达万理,又专执一隅的独特思维特征的形成,在这种思维下,阮元认为,文章之义主要应由经、史、子来承担,而文章之形则应由藻饰之词来完成,这就形成了阮元以声韵、比偶、平仄为是的纯粹文统观.在阮元的逻辑里,这种文统始于《易·文言》,中经《文选》,流衍而下,从宋四六一直到明清四书文,统绪纯粹分明,四书文恰在这种文统演进的终端,是此一文统高度发展的精致呈现,故阮元认为,四书文为文之正统.     

诗教和政教之间的两难——沈德潜的《国朝诗别裁集》编选和格调诗学的文化意义

风雅诗学的复兴和变异,是清代文学发展的一条线索。风雅诗学变异之原因,是道统、文统与政统之矛盾,而诗教与政教之矛盾在乾隆时期开始变得明显。乾隆时期的诗人沈德潜论诗主格调,宣扬温柔敦厚之诗教,而将忠君爱国认为是儒家诗教之核心。沈德潜的＂雅正＂审美理想,既为对朝廷所倡导的审美风尚之响应,亦为风雅诗教之主动回归。但沈德潜又想超越政治而谈诗,其诗学中潜在的矛盾,在《国朝诗别裁集》编选中得到充分体现,也正是这种矛盾引起了乾隆帝的不满。沈德潜的晚年和身后遭际,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文统、道统与政统之纠葛。     

中州文献之传与金源文派之正——金元“文统”儒士之研究

赵秉文等重估儒学价值的金末儒士勾勒了一个涵盖治道、文辞的历史谱系.元好问在金亡后把这个谱系升格为“文统”,并以承继中州文献之传与金源文派之正而自居,有意和赵复一系北上的南学划清界限.元好问作为一代宗师,在东平等地培养了大量弟子,这些弟子皆擅长治道文章之学,坚守乃师所建构的“文统”,以至于在元初形成为一个大规模的阵营,规定着北方的儒学格局.不但如此,北方“文统”也影响着南学的北上,这主要表现在对南方理学北上的抵制和对理学“流而为文”的引导两个方面.     

欧阳修与朝鲜朝正祖"文体反正"运动——以正祖与馆阁文人的接受情况为主

朝鲜朝正祖主张文章应做到"意顺"和"辞达",并试图掀起"文体反正"的文学运动以巩固其统治体制,同时还渴望朝鲜朝能够出现欧阳修似的人物.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南公辙、洪奭周、金迈淳等馆阁文人大力提倡和推崇欧阳修的文章.朝鲜朝正祖时期的馆阁文人认为,欧阳修的文章是具有纠正世道功能的、最纯正文体的"治世之文",他们以欧阳修的文章为标准,主张文章应该突显风骨和风韵,而其关键则在于文章应修身养性以近于"道",使"道"的内容和内心的形象统一,进而达到"文道合一"的境界.     

文道、才性与心术——《文心雕龙》几个理论命题及其在中国文论史上的地位

本文从古代文论的发展脉络探讨刘勰的几个理论命题及其在后世的演变.(1)文道关系.刘勰的文道关系只是经道关系,不是对所有文章都有效,而后世文以栽道则是普遍性命题.从文原于道到文以载道,从本然到当然,这是文道关系的变化与展开.(2)作家与文章之间的关系.刘勰侧重作家的才性与文章的关系,韩愈以后则开始重视作家的德性与文章的关系,其后则建构了以德性为核心又摄取才性的理论架构.(3)心术关系.神思的偶然性与文章的规范之间有矛盾,刘勰以文术引导神思,以使之合规范、合目的,但未能真正解决矛盾.宋以后则对这一问题提出了解决之道,那就是悟.悟是术(后来称作法)的内化,达到悟境之后,术或法不再是外在的规范,而是内化成心灵的内在形式,心灵的自由活动无不合乎法度.从历史的角度看,刘勰的理论是其时代的最高峰,但从逻辑的角度看,则不在理论层次的最高位置.     

王船山的“治乱合离”论

王船山继承了自先秦以来以"一治一乱,一合一离"的观念来统观历史之变化的思想,但他不满足于此,而是睿智地将"治乱合离"与道之开展结合起来考察历史形态,为"治乱离合"论找到了形而上之基础,由此形成了一整套关于历史变化的系统的历史形态理论。根据此理论,历史所表现出来的"一治一乱,一合一离"本天道、亦人道、无定亦"无畛"、循环又发展,进而他生发出一种迥异于常的创化历史发展观。     

朱熹对文道观的本体论发展及其内在矛盾

文道观是中国儒家传统文学理论和艺术哲学的一个基本命题。秦汉儒家主张“文以明道”,唐宋古文家主张“文以贯道”,前期理学家主张“文以载道”或“作文害道”,朱熹则第一次明确提出“文道合一”。朱熹对传统“文道”说的突破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唐宋古文家文道论的突破;二是对理学前辈文道观的修正。朱熹对传统“文道”说的发展则主要体现在第一次将文道关系明确地上升到了本体论的角度,将历来仅限于道德或道统内容与文学辞章关系的文道说,切入到体用关系的深度,从表象世界或表现方式与其本体世界或终极原型之间的关系来加以新的审视。然而朱熹的文道本体论自身包含着由其理气关系决定的两重性矛盾。     

叶适《论语》记言分析

叶适在《习学记言序目》中对《论语》的分析带有鲜明的永嘉学派特色,他主张"仁礼合一"的仁学思想,并指出"践礼以知仁"的成仁道路,表现出"集诸儒之大成"的倾向。在此基础上,他对朱熹等道学家以曾子继道统的做法提出质疑,旨在"推见孔氏之学以上接圣贤之统",而非自继道统,亦非"皇极一元论"。他的"论语学"观念和对"道统论"的批评具有重要意义。     

论王阳明对周、程道统的继承——从道体动静角度的诠释

宋明理学的道统论述中,王阳明与朱熹、陆九渊之学的关系已有充分的讨论,但其对周敦颐、程颢的继承和发展尚未得到足够的关注。本文认为,不论是在道统自觉意识上还是在对道体的认知上,王阳明都有明确的传承周程学问的倾向。"动静"观念是探讨"周程—阳明"之传的重要线索,王阳明对道体的理解,以及对易之本体的阐释,均表现出兼合动静的特质,这与周敦颐"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程颢"动亦定,静亦定,无将迎,无内外"等思想有着深刻的渊源。从道体动静的角度切入,可以更全面地理解王阳明的学问归属。     

“以经术为治术”:兼综汉宋视野下魏源的今文经学

“兼综汉宋”思潮在道咸之世兴起的同时，“经世”之学重新为学界所重视。魏源立足于常州学派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以“经世”,提出“以经术为治术”。由于其“微言大义”是求之“语言文字”,便失去了崇高的玄妙感，于是不得不“以天为本”,为其“经术”建构道德形上学。但魏源在建构道德形上学时，相较于“尊德性”,更倾向于“道问学”的工夫论，加之以“道”与“势”的关系来讨论“复古”与“变古”的抉择问题，最终魏源的“以天为本”吊诡地又回到了“经术”。     

学统建构与文论之争——章学诚与桐城派古文理论之比较

清代学人的学统意识比较明显.桐城派合程朱道统与韩欧文统于一身,成为清代文论的中坚.章学诚生当桐城派兴盛之际,其以史统文的学术取向遂与桐城派在古文理论上产生了争论.鉴于桐城派文论学者论述已多,本文着重阐述章学诚的古文理论,从学统与文统,学与文,义法与清真等方面比较章学诚与桐城派尤其是与姚鼐古文理论之异同.     

“颜子没而圣人之学亡”再辨析

王阳明儒家立场的最终坚定经历了一个漫长复杂的过程,儒家立场的认同意识使王阳明自觉承担起对儒家圣人之道的传续与发扬。基于儒家立场,王阳明坚定孔孟之学的正统地位,但在认同自韩愈乃至程朱理学的道统论的价值基础上,王阳明亦提出了心学视域下道统意识的独特价值：“颜子没而圣人之学亡”。这一观点看似与“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的传统道统论有所出入,然其对颜子的认同并非意图撼动程朱的理学道统论,因为认同意识和弘道意识是儒者的共识,而问题往往出现在学派之间正统意识的对抗上,但这种互相压制批评的学派之争却恰是王阳明所极其反对的,因此其对于颜子的认同并非意图撼动传统的理学道统论,而是为了抵抗当时记诵辞章、训诂考据、追名逐利的为学风气,希冀复归儒家圣人之道的真正价值与精神。     

精一之传——王阳明道统思想探幽

道统论是王阳明良知学的重要内容。阳明道统论以“精一之传”为宗旨,阳明认为此道始于尧舜禹之十六字心法,经孔颜(孟)仁学、周程道学而最后为其心学所传承。阳明在极力摒除朱子学于道统之外时,对作为同调的象山、甘泉心学之不够精一皆有所不满,并以明人伦之学极力驳斥心学为禅学之诬评。阳明道统论有其动态发展历程,其若干“出格”之论体现了阳明学的理论创新与儒学传统、理学共识之间同异交错的紧张关系：“颜子没而圣学亡”作为阳明早年未定之说,实质上是对宋儒所揭示的颜孟之别这一道统分判的接续;孔子九千镒之论与“夫子贤于尧舜”之传统实相背离,体现了阳明学因病发药所隐含的矫枉过正之处。阳明的道统论呈现了阳明学与朱子学的继承发展关系,也表明道统论依然是儒学未来发展所必须面对之重要课题。     

论金代文化的发展及其历史地位

从金末到清光绪年间,在一些文人中对金代文化极为珍重,给予较高的评价。但由于民族偏见,抑金扬宋,斥金为偏安,贬低金代文化的倾向同样是存在的。清谭宗浚在《金文最序》中对此曾有所驳议,他说:“世多以金偏安一隅,又国祚稍促,遂谓其文不及宋、元,不知有元一代文章皆自金源启之。无论遗山老人才力沉雄,超出南宋诸公之上,即如赵闲闲、王滹南等视虞、范辈何多让焉”。     

《文脉》:重文统而喜立异

明代文章及其理论以秦汉派与唐宋派为两大主流派别,而王文禄的《文脉》却推重文统,宗尚六朝,在文章发展、文道关系及典范认同等多方面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成为明代文章论当中的别调。其兼容并蓄、时出别解的特点也增强了理论的深度与锋芒,这在以派别色彩为特点的明代文坛中更显示出独特的意义。     

孟子道统思想溯源——兼谈子游对孟子的影响

孟子是儒家道统中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是第一个阐述并自觉捍卫儒家道统说的贤哲。在儒家道统中不仅远承尧舜之道,“私淑”孔门,近接周孔仁德,而且确立道尊于势,贯通性与天道,以心性之学开启后世。孟子道统思想来源于颜、曾、思、孟学派。在其哲学和伦理方面,受孔子和曾子的影响很大;而在政治思想和理想方面,则受子游之惠亦厚矣。道统观念在中国历史上的形成发展与朱熹有密切的关系,朱子认为孔子以后,颜、曾、思、孟“承先圣之统”,朱子推崇周敦颐,继承二程,使儒家的道统思想更趋成熟。对于道统的讨论将使我们更深入地认识中华民族精神及其主流价值传统,有益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     

“比兴”和“现量”——王夫之的道统观与比兴诗学的文化意义

儒家风雅诗学之复兴和变异为清代前中期文学发展的一条清晰线索。儒家诗学复兴从清初开始,而王夫之为重要代表。王夫之以维护道统、延续文统为己任,以儒学传统为依托,建立起自己的哲学体系和诗学体系。王夫之严格区分诗与其他文体样式,强调诗的抒情性,将比兴视为诗之根本。比兴不仅为情感自然真实的表达方式,又为避免匿情、伪情的有效手段,...     

宋代《论语》研究的勃兴及成因

有宋一代,《论语》研究不仅数量大增,而且注解方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论语》学进入了所谓的“宋学”时代。其成因与统治者推行的尊孔重儒的政策、儒家道统的确立和四书学的兴起、义理之学的兴盛及儒家学者从哲理层面对佛、道思想的吸收融合有关。     

论苏氏蜀学与洛学的歧异

苏氏蜀学与洛学的歧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人情”说。程颐认为性善情恶,提出“主敬”说,强调对情的压抑与束缚;而苏轼等则认为情性合一,并无善恶之别,强调尊重、顺应人情,反对外在束缚。二、道统说及文道关系观。洛学重道轻文,甚至认为“作文害道”;苏氏蜀学则主张文与道俱,文道并重。基于这一认识,两派学者各自提出了自己的道德传承谱系,以儒家正统相标榜。苏氏蜀学与洛学的歧异,反映了两派学术的不同旨趣及确立自身在儒学中正统地位的努力。     

南宋理学家的文道观及其与文学创作之关系

南宋理学家在文道观上继承了北宋理学家道本文末的理念,但与绝大多数北宋理学家认为作文害道,完全排斥文的存在不同,南宋理学家又主张文道一体、文以讲道。而且,南宋理学家在文道观的理论层面与文学活动的实践层面上存在着复杂关系,它们之间既有吻合,也有背离甚至是分离。南宋理学家的文学活动往往能够冲破文道观的束缚,显示出文学家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