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的道法思想与黄老之学

韩非是法家思想之集大成者,司马迁提出了韩非思想以黄老之学为本。文章在论证韩非思想本于黄老的必然性的基础上,分析了韩非关于“道”、“理”、“法”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论,与黄老思想进行比较。韩非重视“道”的规律义,明晰了“道”与“理”的关系,对黄老思想有继承和改造。不同于黄老通过直观方式体道,韩非提出根据“道”的功用和表现来认识“道”,“理”、“法”均为道的表现。韩非继承黄老道法结合的思想,但未明确提出“道生法”的主张,他的“法”是根据现实问题而制定的成文法。     

韩非的“参验”论

<正> “参验”论,是韩非朴素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也是韩非思想体系的方法论。所谓参验,是参对、比照和证验的意思。早见于《战国策·魏一·西门豹为邺令》,曰:“求其好掩人之美而扬人之丑者而参验之。”又见于《楚辞·九章·惜往日》,作者屈原批评楚怀王说:“弗参验以考实兮,远迁臣而弗思。”韩非在前人基础上,继承了其师荀卿的唯物主义知行观和老聃的朴素辩证法,发扬了前期法家重视现实的改革精神,发展成为他的“参验”论。韩非说:“不举不参之事”,“偶参伍之验,以责陈言之实”(《备内》)。就是说,凡事都必须经过参验,未加参验之事,不可举办。对于陈述的各种言论、见解,要判定其是     

韩非反对孔孟“忠孝’’观问题初探

儒家学说以家庭伦理本位出发,建立起其独特的“忠孝”统一观;韩非从法家立场出发,致力于打破儒家学说,建立法家思想系统。文章主要探讨韩非如何从两大方面破儒之“忠孝”观而维护“君”与“法”的绝对性。文章主要分两部分：第一部分论述韩非从“利”的现实角度来揭破儒家父子、君臣之延续性;第二部分则分三点探讨韩非对儒家“忠孝”观之乱“法”性质的揭露。     

论韩非与荀子无思想承传关系

论韩非与荀子无思想承传关系张涅一般认为,韩非曾师承荀子。所据史料是《史记·韩非列传》的记载：“与李斯俱事荀卿。”不少学者还对两者的思想作这样的逻辑联系：荀子由儒家迈向法家,韩非承之集法家大成;荀子思想的核心是“性恶”,韩非以此为理论基础,提出御臣之术...     

“法、术、权、势”结合的学说不是法家韩非首创

长期以来,在先秦思想史的研究中流行一种说法:战国末法家学者韩非在其论著中,集先秦法家学说之大成。其实这种说法并不完全确切。第一,韩非集先秦法家学说之大成并不错,但上述流行的说法漏掉了承继田齐法家学派。韩非熟读“商、管之法”。韩非写道:“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韩非子·五蠹》)所谓“商、管之法”,《商》指秦商鞅派法家著作《商君书》,《管》指因齐法家学派著作《管子》。《管子》战国原本确系齐法家著作。韩非所谓“商、管之法”的《管子》书,是指战国中期编著于田齐稷下学宫的《管子》原本,非指西汉时刘向改编《管子》的改编本(亦即流传至今的今本)。《管子》战国     

说“韵”

“韵”是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范畴。从“韵”语义的历史流变可见，“韵”的传达表现，既强调超迈不俗的内在精神与个性情趣之美，又追求一种淡泊自然、含蓄空灵、意在言外的意境风格表现。“韵”与重神写意理论不同，有着更明确的源自庄、禅的哲学美学基础与文化内涵。“韵”范畴在魏晋和宋代得到推重，从艺术创造和艺术品味两个方面大大深化了古代审美意境和风格理论。“韵”还典型地体现了山水画审美意识和追求，这又为进而考察古典美学具体范畴在不同艺术类型表现上的特殊意义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韩非子以“用”为本的言意论

韩非子的言意理论是其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功用为之的彀”是其理论的基础和出发点 ,也是评判言行是非曲直的惟一标准。因此 ,他的言意理论带有强烈的功利色彩。以“用”为基点 ,韩非子在语言文辞的表现手法与风格方面崇尚质直而反对文饰 ,但他又高度重视法之“文”,提出了“令者 ,言之最贵者也”的观点 ,并对接受心理进行了具有开创意义的透彻分析 ,这就是韩非子言意理论的核心内容     

法家势思想的发展逻辑与梁启超学术公案再判

尚贤与重势是先秦时期两条不同的政治路线。慎子“势位屈贤”的思想从政治统治的层面否定了尚贤路线,开创了重势的政治道路和以“势”为核心的政治思想。韩非继承了慎子的政治路线,创造性地提出了“理—势”的认识论、“缘理而用势”的方法论、“任势治国”的实践论,完成了由“势”而“治”的理论构建。在此基础上,韩非得以在国家治理层面将“贤”重新纳入重势主义的范畴之中,让“贤”服务于国家善治所需“人设之势”的创建,并最终通过“法治”的治理模式实现“势”与“贤”的统一。法家势思想的发展过程包含了一个“势”与“贤”的辩证逻辑,理解这一逻辑是破解梁启超学术公案的关键。这一学术公案的产生与梁启超对《韩非子·难势》篇中“应慎子曰”思想归属的判定并无必然关系,而是直接来自于他对法家“法治”思想的“误读”,但这种“误读”是他对传统思想创造性转化的努力,值得今天进一步思考。     

《韩非子》治家论初探──兼与孔、孟有关思想比较

《韩非子》是先秦的重要典籍之一,为战国末期韩国人韩非所作。韩非集先秦法家之大成,创立了以“法”为本,“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体系,并因此而形成对后世的深远影响。在中国学术史上,人们往往侧重于从治国论的角度研究《韩非子》,历代的统治者们也仅仅从《韩非子》中读出“帝王之学”。其实,除治国论外,《韩非子》中还蕴藏有丰富的治家论思想。《韩非子》一书几55篇,其中不少篇目历来有人怀疑非韩非本人所撰。但据今人张觉的研究,该书中大部分篇目出自韩非手笔①。本文限于篇幅,不对各篇真伪详加考证,而径采张…     

韩非的社会政治思想的几个问题

(一)引言韩非的社会政治思想不限於本文所提出的这几个方面。像“法”、“术”、“势”的学说也是韩非“法治”思想的重要内容,此外,韩非的思想与早期法家的关系也未涉及。这些问题要另作专题说明。本文所提出的这四个问题,都是为了阐明韩非如何从社会关系、从考核名实、从历史发展以及从世界的总规律(道)各方面根据当时新兴地主阶级的要求,而对於一切具有保守或“改良”倾向的先秦各学派展开思想斗争的。韩非的“法治”观点实质上就是新兴地主阶级的社会政治思想发展的标志。韩非的“法治”思想主要表现在和一切反对“法治”思想的各派学说的思想斗争这一方面,它极少讲到“法治”的一些具体措施。正因为这一理由,韩非在中国哲学史中就不止作为一个法律或政治家的身分出现,而是作为一个政治思想家的身分出现的。     

试论朱熹理学思想建构中的荀子思想形象

随着“朱熹是荀学”命题的提出,朱熹笔下荀子的真实思想形象值得聚焦探讨.朱熹用“参杂法家”甚至“全是申韩”的评语表达对荀子取法法家以建构学说的不满,但依然认为与韩非等法家人物相较,荀子是有救世情怀的儒家圣贤,是“大醇”.朱熹沿用了程颐“论性”时性与气兼备的义理架构,认为孟荀皆有得失,荀子于“大本处不透彻,只见得人性之不好”;孟子“只见得大本,未说到气质之性”,这构成了性恶论兴起的理论源头.不识性之大本,导致荀子虽强调践履工夫却因流于细节而无从落实.朱熹认为应该从孟子四端说来阐明“礼乃性之固有”,可破荀卿之说.总之,朱熹体察、肯定荀子的救世情怀下的良苦用心,从义理上有意识地统合孟荀来寻求发展儒学.     

从老庄申韩同传看道、法之承变关系

太史公在《史记》中之所以将老、庄、申、韩四子合传的深层原因即在于道家与法家在哲学思想上“皆原于道德之意”。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思想在周季的发展演变大致可以分为两股流向：一股流向以庄子为代表,偏重于继承发展老子的形上之道,注重在精神世界中追求价值理想;另一股流向以稷下黄老为代表,偏重于继承发展老子的形下之道,积极用世,注重现实的政治和人生。庄子与申不害、韩非虽然“皆原于道德之意”,但在思想的渊源和继承方面是有所不同的,庄子是直接源于老子,而申、韩则是承源于黄老道家。而申、韩就是通过“本于黄老”,亦即远绍老子,近承战国黄老之学,而形成其法家思想的     

武帝时代黄老之学的兴衰

西汉思想之演进,以武帝时期最为深刻,其前期承黄老之余绪并将之终结,其后期倡儒学之独尊并开历代封建王朝政治文化模式之先河,中间又杂以诸多申韩思想和法家政策。终整个武帝之世,黄老之学何以在其前期独盛?又何以在后期盛极而衰?本文立足于汉武帝时代黄老之学的发展命运,试图从“外缘”和“内在学理”上探讨其所以兴、所以衰的一些深层次原因。一、官僚行政体制之渐进秦自孝公始便以法家思想立国,“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士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①。统一六国之后的秦始皇更系统地接受了韩非学说,…     

关于韩非法治思想的评价问题——与袁伟时同志商榷

今年《学术研究》第一期刊登了袁伟时同志的《试评韩非的“法、术、势”》一文,这篇文章对韩非的法治理论完全采取否定的评价。作者认为“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并非韩非建立,而在韩非以前的慎到、申不害和商鞅即“明确地将‘法、术、势’结合起来论述了”。特别是商鞅“更完整地阐明了这个理论”。作者也说他并不否认韩非对“法、     

论古代文言小说的笔记性

<正> 笔记的最早的含义是散文,又称“笔”。刘勰《文心雕龙·总术》说:“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文心雕龙·才略》又说:“路粹杨修,颇怀笔记之工;丁仪邯郸,亦含论述之美。”可见笔或笔记最早都是指与韵文相对的散文而言。后来便有了狭义的含义,即专指那种内容驳杂、篇幅简短、信笔为之而又常带隽永之趣的文章。结集成书而径以“笔记”命名的也有,如宋代的宋祁把他写的笔记文的结集命名为《笔     

桐城派“沉郁顿挫”论

桐城派极为重视“沉郁顿挫”之法，将其视为抵制诗文通俗化的有效手段。在桐城派看来，俚俗诗人崇尚性灵，反对闻见道理，故其诗“凡鄙浅近”;而“沉郁顿挫”之文法蕴含着高广的胸襟、渊博的学识、丰富的阅历。在表述上，俚俗诗风轻利快便，一往无余，失之佻巧；而“沉郁顿挫”则以顿、断之法形成高古厚重的语体。在风格上，俚俗诗风或失之软弱，或失之偾强，不得其中；而“沉郁顿挫”之法则兼容阳刚与阴柔，实现相济之美。在诗文通俗化倾向日益显著之际，桐城派为维护正统士人文言文化的统治地位，赋予“沉郁顿挫”以新的意蕴，雅俗之别被浓缩在这一文法之中。     

重纽研究中相关音韵观念之检讨

早期韵图在重纽研究中有重要作用,但其价值不宜过分夸大,龙宇纯否认韵书的价值,转而以韵图作为立论的基础,这种做法忽视了韵书和韵图之间的语音差异.同样是谈重纽问题,龙宇纯和学术界其他学者所指的对象其实不是一回事,根源在于对重纽之“纽”的内涵理解不一致,龙宇纯把“纽”理解为声纽,而实际上指的应是韵书里的小韵.     

从直躬事件的不同评议看先秦不同价值观的差别

有关直躬证父攘羊事件,孔子、庄子、韩非分别从三个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了讨论。其中,孔子从家之伦出发,主张“亲亲互隐”,这种“隐”虽然包含着“谏”的成分在其中,却并非以“义”作为判断标准,而是从对父母的“孝”出发;庄子虽然同样反对证父行为,但是从“重身”出发,对直躬的下场隐隐有着同情的态度;韩非则是从“法”出发,反对儒家伦理凌驾于国家法度之上,对直躬之死,特别是直躬之死带来的影响持否定态度。事实上,这三种不同的态度与评价,正体现着儒道法三家在面对伦理、法理、生命三者发生冲突时的不同取舍。     

韩非思想渊源辨正

<正> 出色的思想家,总是吸取各家学说之长,来丰富自己的思想理论。法家韩非除继承(包括批判)前代法家学说外,对儒家、墨家、道家、名家等思想也有所取舍。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韩非摄取各家学说中他认为合理的成分,建立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卓然成为法家巨擘。《汉书·艺文志》论诸子说:“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这是精到之论。本文仅就韩非思想渊源,略加辨证。(一)道家。司马迁点明韩非的思想,“其归本于黄老”(《史记·老庄申韩列传》)。韩非的《解老》、《喻老》(以下引韩非说,仅标篇名)两篇,是阐发老子思想的专论。对     

再评韩非的“法、术、势”——答孔繁同志

拙作《试评韩非的“法、术、势”》①(以下简称《试评》)发表后,引起一些同志关注。这里仅就孔繁同志《关于韩非法治思想的评价问题》②一文提出的问题,谈谈我的看法。《试评》不同意流行多年的观点,论证了是商鞅不是韩非首先创建了“法、术、势”结合的理论;韩非的“法、术、势”理论没有“为封建的中央集权制度奠定政治思想的基础”。孔繁同志认为上述看法把韩非“一笔抹煞了”;还是“韩非建立了‘法、术、势’相结合的完备的法治理论”;认为《试评》“明显地歪曲了韩非法治思想的实质”,“将剥削阶级内部的所谓团结和统一夸大到不适当的程度”;说“秦始皇实践的就是韩非的法治学说”。这些论断都是值得讨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