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诗经》学的特征及历史地位

元代《诗经》学侧重朱子之学,崇尚"朱传"成风,除马端临、李公凯等少数几位《诗》家外,其他《诗》家的著述几乎全部是围绕《诗集传》而作。元代《诗经》学几乎成了朱熹《诗集传》的一家之学。元代《诗》家继承了宋代《诗经》学的求实精神,博采众家之长,在音释、训诂、诗旨、诗歌艺术手法等方面对《诗集传》都有很大的阐扬发挥,但较之宋人,怀疑精神已经大大减弱,观念略显保守。元代《诗经》学处于《诗经》宋学和《诗经》清学之间,一方面它继承了《诗经》宋学的求实考据之风;另一方面,元代《诗经》学影响了明代《诗经》学的发展走向,对清代《诗经》学也有一定的间接影响。元代《诗经》学,是连接《诗经》宋学和《诗经》清学的纽带,它在《诗经》研究和《诗经》学的延续上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     

文本载体对《诗经》学的影响

文本载体对《诗经》学影响很大。据载体的不同,《诗经》学可划分为各具特点的四个阶段。一、前造纸术阶段。《诗经》的传播接受以口耳相传为主,《诗经》文本文字歧异很多,《诗经》学著作大都非常简短。二、纸张书写传抄阶段。《诗经》学著作增多、内容丰富,《诗经》学“师法”、“家法”渐泯,出现文学鉴赏《诗经》的现象。三、印刷术阶段。颁行了统一标准的《诗经》学读本,《诗经》学著作大量涌现与刊印,出现了辑佚书及《诗经》善本。四、电子载体阶段。查询、检索《诗经》学信息、文献空前便利,电子载体为《诗经》学的发展带来极大机遇。     

再论张栻的《诗经》研究

张栻除了在《论语解》中对《诗经》进行了整体观照外,还对《诗经》的多篇诗篇做过个案研究。张栻以二《南》为本,以政教为中心,注重对《诗经》治国理政思想的探究。作为理学家,张栻的《诗经》研究具有“六经注我”的色彩,部分解读《诗经》的文字已经变成了他演绎自己理学思想的载体。张栻也着力于《诗经》艺术性的分析,在他的《诗经》研究中并没有表现出以文害道的观念,他对《诗经》情感传达的体悟、对赋比兴及其他艺术手法的揣摩,都反映了其较高的文学品鉴力。张栻的《诗经》研究尊《序》较多,保守性较强,再加上没有留下研究《诗经》的独立专书,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他在诗经学史上的地位。     

从作品看曹操和曹丕对《诗经》接受的异同

曹操和曹丕对《诗经》的接受,最直接的就是表现在他们的作品对《诗经》的引用上。曹操、曹丕对《诗经》的引用,既有对前代文人引用《诗经》传统的继承,又有发展。就他们引用《诗经》的总体情况、方式、目的和特征而言,有同有异。这反映出他们不仅对《诗经》的接受有相同的一面,而且彰显出他们对《诗经》接受的发展变化。     

《诗经》与韩国古代诗歌发展

早自商朝开始,中国古典文化即已对韩国古典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韩国古典文化的发展离不开中国的文学源头——《诗经》。魏晋南北朝时期,《诗经》开始传入韩国,韩国文人从此对《诗经》进行深入学习与研究,并以此为模式创作本国诗歌。受《诗经》的影响,韩国古代诗歌也沿袭了《诗经》的创作风格,在形式、内容及诗言志等方面与《诗经》有许多相似之处。韩国古代诗歌继承了《诗经》的传统,丰富了韩国诗歌的内涵。     

日本汉诗引用《诗经》的方式及其学术意义

日本汉诗推崇《诗经》,常用《诗经》的语言和表达形式进行创作,主要表现为对《诗经》中的诗题、诗句、诗词、意象的引用和化用。日本汉诗引用《诗经》形式的多样性显现出,日本汉诗对《诗经》从刻意模拟、融会创新逐渐到适合日本文化审美需要的不断探索。日本汉诗引用《诗经》时不仅重视继承《诗经》所蕴含的文学灵性,而且在内在精神上与"温柔敦厚"的诗教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显现出对《诗经》政治教化功能的继承。这种学中有创的引用《诗经》的方式使得日本汉诗修辞优雅、婉转含蓄,丰富了日本汉诗的表达方式,提升了其表现力和文化内涵,彰显了《诗经》在日本的文化影响力,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具有重要意义。     

安大简《殷其雷》篇的章次类型与《诗经》的叙事逻辑

章次问题与《诗经》叙事艺术密切相关,是《诗》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安大简《诗经·殷其雷》篇的章次与传世本有异,为这一课题提供了讨论契机。综合语词训诂及《诗经》文本考校,可知简本的章次更加合理。安大简《殷其雷》篇的章次可称为《诗经》章次的“处—息”类型。这一章次类型在《诗经》其他篇目中普遍存在,是《诗经》特定叙事逻辑及思想原则的产物。     

王船山对《诗经》艺术风格的评鉴

王船山极为推崇《诗经》的艺术风格。他赞赏《诗经》反复咏叹的旋律美,视节奏为区别《雅》、《郑》的主要标准,对《诗经》中诗歌的节奏多有论述。船山以“曲尽人情”与“外周物理”为标准,评赏《诗经》中的情景描写;以“意藏篇中”为标准,评析《诗经》的章法、句法与用韵情况。     

论高亨先生的《诗经》研究

新文化运动实现了《诗经》研究由经学研究到文学研究的转型,高亨先生的《诗经》研究能够摆脱经学的桎梏,探求诗篇的本义,对许多诗篇作出了更为合理的新解释;对《诗经》基本问题的看法,代表了当时最高水平,部分与当今考古发现相印证。高亨先生又将唯物史观纳入到《诗经》研究中来,提高了《诗经》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旧的治学方法和新的方法论相结合,使高亨先生的《诗经》研究取得了新的突破,但也造成了某些偏颇,高亨先生的《诗经》研究对于当今多元化的《诗经》研究具有借鉴意义。     

情：王船山《诗经》文学诠释的核心范畴

王船山围绕＂《诗》道性情＂这一命题,以情说《诗》,将《诗经》与其他经书区别开来,从情着眼,肯定《诗经》中的说理诗、叙事诗,突出《诗经》情景描写中的情。船山以情为出发点与联络点,发展了孔子的＂兴观群怨＂接受理论,视情为《诗经》实现其社会功能的媒介。基于对情的正确认识,船山充分肯定了《诗经》中情爱诗的价值。可以说,情,是船山诠释《诗经》的核心范畴。     

曹丕对《诗经》的接受及其文艺价值

曹丕对《诗经》的接受,主要表现为诗文中对《诗经》的引用。从曹丕引用《诗经》的具体形式看,主要分为引用原句、整合句子、摘取词语、以作品主旨入诗入文。就曹丕引用《诗经》的目的而言,主要是为了更好地渲染气氛与烘托环境、突出某一情感、增加文章的说服力和气势、增加文章的形象性和生动性。曹丕诗文中对《诗经》的引用,发展了《诗经》中的文学艺术手法。     

当今《诗经》研究之困境与心理学的思考

当今《诗经》研究面临的困境有《诗经》文本的不确定性、历史文献与"地下证据"难以取舍、《诗经》中诗歌的起源观点的不统一以及《诗经》研究能否达到客观性等疑惑。国外研究者采用认知诗学等方法论对《荷马史诗》进行的研究,有深远的借鉴意义,而从心理的客观性的视角来进行研究,可成为《诗经》研究的新思路。     

试论司马迁的《诗经》观－兼及《史记》与《诗经》之关系

从史学与文学两个角考察,《史记》中充分地体现了司马迁的《诗经》观,《史记》与《诗经》两者之间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从史学角度看,《史记》不少处借鉴利用了《诗经》,从文学角度看,《史记》又评论探究了《诗经》的诸多问题,作为中国文化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两部典籍,探求《史记》与《诗经》之间的关系,意义重大而深远。     

历史与伦理--"古史辨"《诗经》学的理论问题

“古史辨”在从事《诗经》研究时 ,首先预设了《诗经》是文学的观念 ,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了对汉代《诗经》学的批判。在反驳汉代《诗经》学时 ,“古史辨”提出了历史与伦理的分野。他们认为 ,汉代《诗经》学把《诗经》当“经”而不是诗 ,乃因于汉儒的伦理观念所致 ,而“古史辨”恢复《诗经》的文学面目正是尊重历史的表现。因此伦理观念可以被排除在历史研究之外。这一看法与“古史辨”的历史观———“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密切相联 ,并为反思“古史辨”《诗经》学的理论问题提供了有效的切入点。     

80年代初的《诗经》研究

８０ 年代初，是建国以来《诗经》研究的第二次高潮。通过对诗经成书、流变、创作方法；孔子与《诗经》的关系；《毛诗序》；《雅》、《颂》；《国风》中的典型篇目的研究，是对这一时期《诗经》研究的重新探讨     

庄子对《诗经》的反思

《诗经》是先民的歌唱，其本真的天性原与庄子崇尚自然相契合。庄子时代，儒家学派重视《诗经》，但赋予其过多社会、政治的功用，《诗经》的原生态一定程度遭受破坏。《诗经》在《庄子》中出现频率不高，是庄子独创精神的具体反映。庄子抨击《诗经》，实际上是抨击儒家解诗传统；庄子反恩《诗经》，实际上是反思如何在喧嚣的尘世间保存本真的天性。     

船山《诗经》学面面观

<正> 《诗经》研究是王夫之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他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完成了《诗经稗疏》、《诗广传》、《诗绎》、《诗经考异》、《诗经叶韵辨》等论著,对《诗经》进行了综合的研究考察。船山诗经学不仅著述繁富,而且所涉极其广泛,所见极为深入,持论甚高而卓见至多。王夫之曾以“六经责我开生面”自许。可以说,在《诗经》研究中,他也以精博的学识与巨大的气魄,开拓出一个新生面,使《诗经》研究穿透传统经学的云罅,而映出近代理性思辨的光辉.     

孔子与《诗经》关系新论

在孔子诗教观的意义指向与《诗经》文本的社会文化形态之间存在着某些间隙。透过这些间隙,我们可以发现孔子与《诗经》的多重对话关系,以及晚年孔子的生命情境;从《诗经》出发,最终又回到《诗经》,孔子藉此完成了其生命与文化形态的内在逻辑;孔子晚年对《诗经》的整理是其政治、文化活动的一个总结。     

徐与乔《增订诗经辑评》考论

徐与乔的《增订诗经辑评》是清代《诗经》会评本中有代表性的一种,其评点杂采诸家,附以己意,而尤以钟惺《诗经评点》及戴君恩《读风臆评》为主.徐氏对"赋、比、兴"的独到解说有较高理论价值,对于《诗经》的艺术手法进行了详细的梳理总结,应引起《诗经》研究者的注意.     

海外《诗经》研究对我们的启示

1993年至2001年连续五次举行的《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海外学者提交了127篇学术论文,这些文章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近年来海外《诗经》研究的新动向和特点,有助于我们认识当今海外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发展趋势。海外《诗经》研究对我们的启示有:一、建立《诗经》研究的世界观念;二、重视《诗经》学的传统,包括历代对《诗序》和诗教的阐释;三、发掘《诗经》在当代精神道德建设中的价值;四、重视学术观点的系统性和前沿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