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战胜利在民族复兴中的地位和作用

60年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由衰败到重新奋起的历史转折点,在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它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振奋了民族精神,凝聚了民族力量,开启了中华民族实现复兴的胜利进程,为中国走向和平发展道路创造了重要条件,从而奠定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基础。     

文化复兴与民族复兴——抗战时期知识界关于“中华民族复兴”的讨论

"九·一八"后的抗日战争时期,随着民族复兴思潮的兴起,知识界围绕中华民族能否复兴和如何复兴这两个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而"文化复兴与民族复兴"是讨论的主要问题之一。当时人们的一个基本观点,认为文化乃是国家和民族立足的根本或生命,因此,只有通过文化复兴来促进或实现民族复兴。他们还从"文化"在民族竞争中的重要地位,文化与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以及与民族生存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等方面,论证了文化复兴的必要性。从世界文明发展史的角度,来追述中国文化昔日的辉煌,以说明中国文化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化之一,完全具有复兴的可能性,这是这一时期知识界谋求民族文化复兴的一种努力。这一时期知识界谋求民族文化复兴的另一种努力,是通过大量的事实,来论证中国文化的本身蕴含了很多可供自身复兴的因素和能力。因此,中国文化的复兴,不仅非常必要,而且是完全可能的。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抗战时期知识界所讲的文化复兴,就主流意识来看,并非是文化复古,而是新的文化创造。     

论姚雪垠建国后的旧体诗创作

姚雪垠是新时期较早重视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研究的著名作家。本文探讨了姚雪垠在上世纪60、70年代旧体诗创作的三种类型:赠答诗、感事诗与"干校诗"。其所作赠答诗是当时与友朋间交往的心灵记录,以酬答臧克家的《璇宫感旧诗(三十四首)》最有代表性。感事诗呈现出复杂的精神风貌,以《咏怀杂诗》组诗最能体现作者的政治历史反思意识。而所作的"干校诗"则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政治认同类型的政治牧歌,另一种是个人隐忧型的反牧歌写作。     

抗战时期钱穆的文化复兴思想及评价

抗战时期钱穆的文化复兴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反对清末以来一些“革新派”的史学家和思想家以西方文化为评价标准,不加分析地把中西历史文化传统与性格的不同,看成是先进(西方)与落后(中国)的区别,把自秦以来二千年的中国历史都说成是“中古时代”或“封建时代”的历史,否认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和进步,甚至自我菲薄,把中国历史文化说得一无是处,而主张对中国历史文化要有“温情与敬意”;二是对中国文化特殊性的阐释,在考察中国文化赖以产生的独特环境的基础上,就中国文化与欧洲文化在政治、经济、人生观念和宗教等方面的不同进行了比较,并提出了自己独特的中国文化演进过程的四期说;三是对文化复兴之道路的探索,主张以“儒家思想为中心”来接纳或吸取西方的科学。     

论鲁迅旧体诗的杂文化倾向

鲁迅旧体诗的杂文化倾向,主要体现在话语体式和结构方式两个方面。就话语体式而言,鲁迅旧体诗中常见的戏仿、反语等修辞策略具有与杂文话语体式相似的"双声"特征和相似的运作机制;就结构方式而言,鲁迅的许多旧体诗与辩驳论说体杂文具有同构性。鲁迅旧体诗的杂文化倾向主要表现在其后期诗歌创作中,这个时期也是鲁迅杂文创作的高峰期,杂文话语体式和结构方式强势进入诗歌话语空间是鲁迅旧体诗杂文化倾向生成的直接原因。     

郁达夫南洋主题旧体诗考略

思念故园的归乡情结、对新土地的思考、对时局的关注以及国破家亡的感伤,构成了郁达夫海外旧体诗创作的主要内容。这些诗不仅为我们今天研究新加坡社会的发展以及华侨史具有极深的意义,更是在艺术上诗人继承传统,开拓创新,形成独特艺术风格,为传统诗歌注入了蓬勃的活力。成为新加坡华文旧体诗创作的最高水平。     

再论近人旧体诗不宜纳入现代诗歌史——以聂绀弩的旧体诗为例

新诗占据诗坛主流地位后,旧体诗仍在延续,且不乏佳作。但近人旧体诗基本属于古典美范畴,即使像杰出的旧体诗人聂绀弩,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也有明显缺陷:长于传达理性深度而拙于表现现代人的丰富内心世界;有诙谐之趣却模糊了悲剧性底色;有古典语言美却难以发挥现代汉语的特长。造成其局限的原因之一是,旧体诗必须遵守以语音规则为核心的外在律,因而不能不拒斥以诗情的抑扬变化为基础的内在律。近人旧体诗不具有充分现代性,因此不宜纳入现代诗歌史。     

新时期以来的现代旧体诗研究述要

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现代旧体诗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和重视,研究的视角和视野逐渐扩大,现代旧体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对诗人诗作的个体研究,这方面还主要是局限在对新文学作家的旧体诗写作的研究;二是在新时期开放状态下,对旧体诗是否可以进入文学史的讨论;三是对旧体诗发展反思研究,包括旧体诗的合法性与现代性的研究.     

“中国文化复兴论”与中华民族复兴话语的建构

"中国文化复兴论"的生成受到了"以复古为解放"的国学发展模式、西方"文艺复兴"和日本国粹主义的启发。近代先哲在建构民族复兴话语时,都从不同视角强调了"中国文化复兴"对全面振兴中华民族的重要意义,认为"中国文化复兴"是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标志、必需途径与精神动力。近代以来,"古学复兴""中国文化复兴""儒学复兴""中国的文艺复兴""恢复固有道德""第三种文明"等不同文化流派在涉及如何实现中国文化复兴以及怎样以此促进中华民族复兴时,其观点和路径选择并不完全一致。     

新文学家旧体诗的文学史意义

新文学家的旧体诗写作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学史意义.旧体诗词与新文学在艺术功能、表现对象上的互补性,使得新文学家有了在新旧文学之间腾椰转换的自由空间.新文学家旧体诗写作的广泛存在,表明20世纪对中国文学来说,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新文学的世纪,而是一个新旧文学交替的世纪.在新文学家旧体诗的评价问题上,我们需要纵横两个坐标系,从历时和共时两个视角予以现照,才能对其做出公允、恰当的结论.     

早期新文学作家创作旧体诗的时代与文化根源

早期新文学作家创作旧体诗的时代与文化根源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对早期白话诗的不满、身世背景和早先经验的影响、传统的力量、年龄的增长和贵族情结.研究这一问题将有助于更全面地把握早期新文学作家的创作实绩、艺术成就和文化心理,从而在一定范围内还原现代文学丰富多元的原生形态.     

论抗战时期国共两党的统战政策

以国共合作抗日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乃是由于新的历史环境决定的,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灭亡全中国.这种历史事实,使国内各个阶层、各个党派、各个集团之间的相互关系发生着变化.各阶级、党派、集团的一切抗日力量,一致认识到民族斗争是主要的,民族利益高于一切,抗日利益高于一切.共产党首先热情倡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主动与国民党谈判.国民党也逐渐改变政策,转到与国内各党派团结抗日的立场.由此可见,在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的历史环境下,抗日救国就是全民族的共同利益.     

论中华民族的凝聚与复兴

民族凝聚力研究是实现21世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精神文明工程。历史上中华民族以中原为中心展开民族凝聚有两个原因：和而不同，以“心”征服的心理凝聚；心向中原，追求平地的地缘凝聚。其复兴典型有汉代“文景之治”，唐代“贞观之治”，清代“康乾盛世”。中国在经历了鸦片战争以来民族磨难后形成的具有更强的凝聚力的中华民族，在新中国成立后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最终实现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复兴，是历史的必然。     

抗战时期歌谣与诗歌的关系

抗日战争时期,文学受到战争的巨大冲击,包括歌谣、诗歌在内的文学形式的常规发展路径被外力粗暴阻断。"歌谣体"作为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文体应运而生。由于在主题、内容、情感、创作手法、修辞技巧、语言表达、创作主体等方面都难以区分谁是歌谣、谁是诗歌,从而导致抗战诗歌与抗战歌谣之间的界限变得十分模糊,使二者具有"杂糅关系"。     

新诗的酝酿、诞生和成就——兼论近人旧体诗不宜纳入现代诗歌史

旧体诗和新诗分属于两个体系和两个时代。新诗占据诗坛主流地位后,旧体诗仍在延续,且不乏佳作,但近人旧体诗属于古典美学范畴,虽然一些杰出的旧体诗人取得了重大成就,但由于拘守旧格律而拒斥新诗的内在律,因而难以胜任表现现代人复杂内心世界的任务,同时也难以发挥现代汉语的特长。近人旧体诗不具有充分现代性,因此不宜纳入现代诗歌史。     

漫议旧体诗、新诗的继承与革新问题

在中国现代诗歌发展史上,毛泽东同志《关于诗的一封信》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说的“旧诗可以写一些”,既说明“旧诗”体裁的形成是由汉语的本质特征决定的,也说明旧诗写作的“底线”在于“为人民服务”。因此,旧诗的革新须以新的题材、新的精炼语言、新的思想感情容纳在诗的“旧体”里,新诗的体式探索也当吸收诗的传统形式中一些最基本的要素,新旧体诗都须从内容到形式上力求完美,以此来反映壮丽的时代和人民的创造精神。     

郁达夫旧体诗的取径——与郑子瑜先生商榷

郁达夫旧体诗的取径,学界存有宗唐、宗宋二说。郑子瑜《郁达夫诗出自宋诗考》论证郁达夫旧体诗多从宋诗化出,实则其中一半例证皆本自唐诗,另有数例强考出处,没有必要。本文即尝试对此略作辨证,以求商榷。     

直把歌场当战场——论田汉抗战时期在戏改方面的贡献

抗战时期 ,为更广泛地团结一切艺术人才宣传抗战 ,田汉一方面与郭沫若、阳翰笙等人组建抗敌演剧队 ;另一方面 ,他遵照周恩来同志的指示 ,团结地方戏曲艺人 ,充分发挥戏曲在宣传抗战救亡中的积极作用。他在武汉与洪深一起举办“留汉歌剧演员战时讲习班”,从提高地方戏曲艺人的思想觉悟入手 ,积极推动戏曲改革工作。他创作《江汉渔歌》、《夫人城》、《新会缘桥》、《双忠记》、《金钵记》等戏曲剧本 ,以自己的创作实践 ,喊出了时代的最强音 ,鼓舞了人民的抗战斗志 ,同时 ,也为戏曲改革工作开辟了一条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