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摊贩与中国近代城市大众文化

在近代中国城市社会,市民日常生活所需为摊贩提供了广阔的生存空间,摊贩则成为城市的流动风景,装点了城市之声、城市之味和城市之乐.流动摊贩花样百出的叫卖声、招徕生意的器具声宛若城市的交响乐,滋润着五味俱全的城市味觉,形塑着城市品牌与市民品味;流动摊贩售卖货品,又身怀生存绝技,表演街头艺术,丰富了城市大众娱乐,增添了都市的草根色彩与平民精神,成为市民日常生活与城市大众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近代综合性文化娱乐中心与都市社会——以汉口民众乐园(1919-1949)为例

综合性文化娱乐中心是近代中国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产物,反过来它又推动近代都市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与生活方式的变迁.汉口民众乐园的历史显示,近代综合性文娱中心与都市社会构成同步互动、互为表里的关系.一方面,近代城市社会为综合性文娱中心的生长培植了土壤,充实了内容,规定了发展方向;另一方面,综合性文娱中心又俨然是都市社会变迁的风向标,是观察和形塑城市生活方式与文化品位的窗口,是民众交游往来的拓展地和政治归属感的养成空间,进而成为城市声望与集体记忆的重要凭借,为从经济之城向文化之城的升华提供了历史与现实的依据.     

冲突与平衡：摊贩生存与城管执法

城管与流动摊贩的冲突本质上是生存权与城市管理秩序权的博弈。以国外治理摊贩的经验为借鉴,中国城管执法首先应保障摊贩的生存权,明确流动摊贩的合法性地位,并赋予城管综合执法权,以顺应行政权的运行规律,在摊贩生存与城管执法中实现平衡。     

晚清自治时期上海街头的警民冲突

晚清自治时期,自治官绅从租界引进了不少西方近代城市管理措施,以加强对居民日常行为的干预。但是,长期养成的旧习惯肯定非一日之功可以改变。于是,当租界当局、老城厢的自治士绅以警察强力推行新的行为规则时,国人仍以习惯行事,在租界街头就首先出现了居民与租界巡捕之间的暴力冲突;数十年后,曾经发生在租界街头的冲突又在老城厢重演,并成为当时老城厢居民生活中的一个值得注意的话题。在近代上海,不管是发生在19世纪后期租界街头的警民冲突,还是20世纪初在老城厢上演的街头闹剧,在某种程度上都反映了前近代与近代城市生活的差异,说明中国城市居民要适应近代城市生活,需要改变某些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生活习惯,重新调适个人行为。在近代中国社会的急剧变革过程中,相对革命、立宪所导致的社会冲突而言,发生在人们生活领域中的冲突应该更能反映社会的变迁。     

城市文化视野的摊贩管理

摊贩与城市的历史紧密相关,是城市社会生活环境的反映,是城市文化的一种特殊符号。摊贩不仅能传承城市传统历史文化,而且能够创造丰富城市文化内容和形式,有序的摊贩经济能够营造城市文化独特的景观。在城市文化视域下,要形成城管与摊贩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需转变观念,认识到摊贩的合理存在有助于城市文化的传承发展;要改变管理行为方式,让关爱和服务成为城市管理的新文化。     

人力车:近代城市化的一个标尺——以上海公共租界为考察点

本文以上海公共租界为考察点 ,通过剖析市政当局人力车管理制度的“改良”和指导人力车夫的“自助” ,揭示中国近代城市化的痼疾与畸形 ;同时 ,从人力车夫的生存状况这一特殊的视角审视近代城乡关系以及城市下层民众的边缘特性。     

沈阳的围墙文化与城市现代化建设的冲突及对应策略

沈阳是一座古城。反映和体现二千多年封闭保守观念和生活习俗的围墙,还遍布现代都市的各个角落,已成为社会发展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的藩篱,与改革开放的理念相冲突;与发展城市畅通工程相冲突;与合理有效利用建筑资源相冲突;与改善市民生活环境,创建绿色卫生城市相冲突。只有采取有效措施,革除围墙文化的旧传统和封闭观念,清除围墙文化垃圾和糟粕,方能把沈阳建设成为没有围墙阻隔的,自由开放的现代化都市。     

失地农民的城市化与社会管理——以福州M村为例

失去土地的村民的生产和生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迁,他们中的许多人徘徊于农村与城市之间,在城市化浪潮中被边缘化了,成了新的弱势群体.社会建设应该关注失地农民的生存状态,建立社会组织帮助他们度过征地后的生计问题,在社会管理制度上给失地农民相应的权利,促使他们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居民,并提供社会服务帮助他们融入城市生活.     

都市社会学研究范式之比较--人类生态学与新都市社会学

人类生态学与新都市社会学是都市社会学中两个主要的研究范式。围绕人类群体生活与都市环境的关系这一核心问题 ,人类生态学研究竞争与选择如何影响群体、组织的空间关系以及群体如何适应迅速变化的城市环境 ;新都市社会学则注重研究在资本主义体系下 ,城市空间组织和空间形式如何成为特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以及在都市重建和都市发展中的社会不平等和社会冲突     

果与因:中华全国道路建设协会的市政参与与民国市政发展研究——以《道路月刊》为中心之考察

中华全国道路建设协会积极参与并推动了民国市政发展:开民初市政革新之风,启动了中国现代城际交通,促进了民国城市公共交通事业发展,促使中央政府作出了一些促进市政改良的决策,对地方市政当局开展市政革新起着积极引导作用,从而成为民国市政发展的重要推手。其成功参与市政的奥秘在于:能够在特殊的政治生态下因势利导而行;依托各界名流、借助分会以推动市政革新;采用灵活多样的宣传方式;设法保障基本会务经费并取信于众等。近代中国城市与国家现代性的获得,很大程度上就是通过来自社会的民间市政参与实现的。     

时代焦虑与都市憧憬——陆士谔小说的上海书写与想象

清末民初上海都市文化的多元性和异质性是近代小说书写的不尽源泉.陆士谔的上海书写与想象因其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广度,揭露都市阴暗的犀利以及憧憬理想城邦的热烈而具有一定代表性.陆氏小说对城市化进程中东西方异质文明的冲突、传统与现代价值观念的磨擦及城市恶之花的蔓延作了尽力摹写甚至夸张处理,充分折射出近代文人对上海都市文化的"非本土化"、非理想化所共有的屈辱与焦虑,以及对传统价值观和乡村文明如影随形的依恋.     

社会转型与城市社区的重建

对“社会转型”与“城市社区的重建”进行关联性的分析表明,社区与单位之间存在一种预示了国家与社会之间合作关系可能的“制度复归”现象,城市社区重建之症结即脱离单位制框架的束缚,使社区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城市社区重建在最深层、最本质的意义上将关涉到中国社会从何处获得自身发展机制的问题。     

当代中国农民工阶层特征分析

进城就业的农民工不仅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但他们具有不同于传统产业工人的显著特点.在经济上,他们同农业、农村、农民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职业具有临时性、季节性、流动性的特点,大多从事报酬低廉的简单劳动,生活普遍比较窘迫;在政治上,他们尚未形成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尚不具有严密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在所供职的单位中缺乏主人翁地位,被不合理的制度安排排斥在了城市政治生活之外;他们的社会地位低下,处在城市社会的最底层,经常受到各种歧视;离开农村来到城市以后,他们不能经常与家人、亲戚、朋友进行面对面的亲情互动,又无法融入城市社会,在情感方面失却了宣泄的机会与场所,故而在社会流动与漂泊中产生种种心理不适,长期处于情感需求与情感实现的矛盾冲突之中.这些特点,决定了进城就业的农民工是游离于城乡之间的边缘性群体,是一个过渡性的社会阶层.     

建设小康社会与弘扬都市文化传统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都市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工业化与城市化是实现该目标的两大趋势。中国的都市文化大多为传统都市文化,必须继承和发扬关心人与人关系优秀的伦理传统。在中国近代社会发展过程中,城市是吸纳外来文化的前沿,西方的科学文化、商品文明、法制精神成为中国都市文化传统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弘扬都市文化中的优良传统。     

近代中国社会的两种亚社会形态

目前,学术界的主流观点仍然认为近代中国的社会形态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属于单一的社会形态。但笔者却认为,中国近代都市与乡村决不是单一社会形态内的城乡关系,乡村与都市是两种不同的亚社会形态,其理由如下:首先,都市与乡村生活着两种不同的相互封闭、各自独立的社会群体     

中央研究院与中国近代学术体制的职业化，1927-1937年

对职业化群体的研究是中国近代社会发展史和制度史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不仅涉及到一个新型社会群体——城市职业中产阶级——在近代中国的出现和衍生，而且关系到国家与社会权力关系的变动和近代社会结构的转型。     

浅析近代上海摊贩存在和发展的历史条件

近代上海摊贩人数众多,行业分布广泛。作为一种古老的商品交易形式,摊贩之所以能在号称国际化大都市的近代上海继续存在和发展决非偶然,首先,城市人口的增多和市民消费水平的多层次化为摊贩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条件。其次,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不断强化,加速了农村自然经济的解体和摊贩队伍的扩大。第三,开埠以后"重商主义"价值观念的驱使,也是近代摊贩不断发展的一个主观原因。     

现代化思潮的重奏与交响——论近代中国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

中国近代史上的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是次生型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关于发展路径和发展方式的不同选择的理论结晶,是文化的民族主义与文化的世界主义相冲突的产物,是分散的世界历史走向整体的世界历史过程中萌生的人类思想之花.保守主义发生于19世纪60年代,冯桂芬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人物.19、20世纪之交从谭嗣同殉难到孙中山革命方略的成熟,是近代中国激进主义的形成期.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两者间存在相反相成的关系,并非水火不容.保守主义历史必然性的题中应有之义即历史合理性,但也应当警惕、摒除其感情趋向上的守旧、复古因素.激进主义则引领了近代中国历史演进的方向和速率,推动了现代化进程,但其中的经验教训也是学术理论界责无旁贷的研究任务.     

城市书写与国家梦想——城市的文本分析与阅读：改革文学与国家现代化想象：以蒋子龙为例

城市作为现代社会生活的主要形式,寄予了国家的基本想象和梦想。为了探索城市书写与国家梦想之间的结构关系．我们从文本的角度分析改革文学、津味文学、小洋楼、租界等不同城市书写形式与城市文化建构的互动,解读都市文明的现实状况及其深层文化内涵．并在这种分析与阅读中期待建构具有中国文明传统的都市文明和国家形态。     

化解城市边缘人口心理冲突的政策选择

当代中国的城市边缘人口主要包括两类:一是来自农村且举家长期在城市谋生者,二是城郊失地农民.由于历史与体制等原因,他们表现出强烈的边缘性特征.长期的边缘状态阻碍了他们与城市的融合,引起他们的心理冲突,进而导致与社会的冲突.这种冲突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与和谐的主要障碍之一.因此,如何在和谐社会的语境下,通过合理有效的政策选择化解城市边缘人口的心理冲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