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与中国的礼文化

“礼”是孔子学说的重要内容。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孔子学说的核心是“礼”,而不是“仁”,更不是“天人”。“礼”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主要特征,几千年的中国社会就是一个“礼治”的社会,而孔子就是以提倡“礼”而闻名的。但是,对于孔子关于“礼”的学说的性质和意义,人们却有不同看法。有的认为,“礼”的学说代表了孔子的社会政治观点;有的认为,“礼”的学说体现了孔子的宗教观;有的则认为,“礼”的学说主要反映了孔子的人文观。有人想从中挖掘出新的意义,以弥补现代“法治”社会的不足;有人则揭示其中的保守性,证明其对于现代社会发展的阻碍作…     

对马克思“国家政治学批判”的三重证成——基于《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文本分析

日本学者柄谷行人认为,马克思的政治时评性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可被视作其“民族国家政治学批判”。通过梳理马克思写作的三重目的,可以得出这一观点成立的可能性;通过分析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中的结构性矛盾与“二律背反”,可以得出这一观点成立的必要性;通过将“人民主权”理念置入康德哲学框架内,可以凸显出一条可能的马克思“国家政治学批判”的理论进路。如果说《资本论》以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科学分析论证其崩溃的必然性,那么,《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便阐明了看似“平等”“民主”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虚假幻相。代表“人民主权”的资产阶级“公意”无法包含与其存在根基发生直接冲突的无产阶级“众意”,这一蕴含在近代资产阶级政治哲学中的“二律背反”,指明了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结构性矛盾,也使得马克思的“国家政治学批判”成为可能。     

政治的“低姿态”和经济的“高姿态”——再议日本战后五十年发展轨迹

本文认为日本战后五十年发展轨迹的基本特征是政治的“低姿态”和经济的“高姿态”。这是日本根据其战败国地位所确定的一种发展战略。天皇晋见麦克阿瑟是政治的“低姿态”的开始，之后，各项民主改革是其继续。日本政府的政治低姿态是服务于先把经济搞上去的经济的高姿态的。其结果，日本经济在战后第一个十年得以复兴。在之后的两个十年间，日本政府有意识地贯彻这一战略使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最近这两个十年间，尽管其间或提出成为政治大国的要求，但纵观全局，日本历届政府仍基本遵循这一战略。避免同美国正面冲突，在同中国和东盟国家交往中表现低姿态。总之，这一战略促成了日本今天的大国地位     

日本"新民族主义"思潮分析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社会出现了一股“新民族主义”思潮,它鼓吹民族优越论、美化侵略战争、追求政治大国的目标,力图修改和平宪法,并不断地推动着日本的政策走向右倾,危害着亚太地区的安全。究其产生原因不外乎四点:独特的日本文化是其产生的历史根源;长期的泡沫经济、日趋右倾的政党政治、国际形势的变化是其形成的现实原因。我们必须采取措施抑制其泛滥,警防日本偏离“和平与发展”的航向,向前越走越远。     

日本型政府企业关系模式对中国经济转型的启示

在东亚模式谱系中有“原型”地位的日本型政府企业关系模式，既是战后日本“经济奇迹”的制度基础，也是导致泡沫经济产生与崩溃、酿成“平成萧条”的体制根源之一。研究日本型政府企业关系的制度框架，日本型政府企业关系的演变线索与基本类型、基本特征，对中国有多方面的重要启示。没有一大批民间企业和企业家的成长壮大，中国就不可能真正实现经济体制的转型     

1990年以来的日本经济增长分析

日本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经济长期不振陷入爬行增长状态。通过国民收入支出法的量化分析,说明内需严重不足,特别是民间投资部门的增长率和贡献度都呈负值。尽管公共部门和国际贸易部门在经济增长中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泡沫经济崩溃的影响和多年来积累的结构性矛盾的解决需要时间,所以直到21世纪初日本经济仍未能摆脱长期萧条的状态。     

“后现代状态”与历史学

对后现代主义的看法 ,一般可分为两种 ,即阶段说和反省说。两者不能截然分开。阶段说强调 :“后现代”是“现代”之后的一个新时代 (后工业时代、信息社会等等 ) ,后现代主义是适应新时代的新变化而应运而生的理论。反省说强调 :后现代主义根本是为了批判当代西方的发达社会 ,特别是它的文化状态 ,以及对自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西方的认知范式和理论概念的反省和批判。在众多后现代主义学者中 ,法国学者利奥塔的“后现代状态”论对历史学的挑战最为明显 ,因为他认为自启蒙运动以来的“宏大叙述”已失去可信性 ,出现了“后现代状态”。在这种状态下 ,历史学的“元叙述”发生了危机 ,亦即有关完整的历史概念的说明、完整的历史知识都发生了危机。历史研究出现了“原子化”、“微观化”等变化。“后现代状态”论以及一般后现代主义的启示之一是 ,西方长期形成的历史一线进步的普遍观念和西方中心论遭到了极大冲击。西方学界的风向有了变化     

清代满族“哈拉”、“格布”的来源与演变

满族的“哈拉”(满语 ,汉泽为“姓”)和“格布”(满语 ,汉泽为“名”)在清代有着不同的来源与变化。其中“哈拉”有 70 0个左右 ,或沿用旧的“哈拉”,或以地名为“哈拉”,或以部落名为“哈拉”,或以父祖名字的第一音节作为“哈拉”,也有的满族因分居、承嗣、迁徙异地、皇帝赐姓等原因改变了自己的“哈拉”。满族入关后 ,“哈拉”也随着地域的变迁而发生了变化 ,逐步变成了单字的姓 ,有的是来自多音节的首音的谐音 ,有的是把原有的“哈拉”意译 ,也有的既是意译又属谐音改姓。满族人不直接称呼长辈的“格布”,往往在其“格布”的后面加上称谓。满族初兴 ,其人多用与渔猎有关的词作“格布”;入关之后 ,满族人又多以身体的特征来作为自己的“格布”;随着清王朝的发展 ,满族人多用平安、吉祥意思的词作“格布”。到了康、乾时期 ,很多满族人开始用汉姓、汉名 ,至清末则更加普遍。     

论日本金融导向型经济衰退

美日两国在 2 0世纪末的实力消长 ,有其深刻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政策方面的原因。而仅仅从金融角度看 ,2 0世纪 80年代初的日本实际上隐藏着一股“债权危机”的暗流 ,这虽然没有象债务危机那样急剧爆发 ,但却导致日本金融业深陷超贷和道德败坏、反向资本流动、泡沫经济和通货紧缩等多重困境之中。这使日本陷入金融导向型的经济衰退 :日元升值带来的巨大损失 ,国民财富净流失 ;泡沫经济崩溃后遗症 ,日本金融元气大伤 ;亚洲金融危机加剧和深化了日本的金融败战 ,日本将继续一蹶不振。     

全球化与民族主义

９０年代,在日本出现了一股“保守的民族主义”的潮流。它源于全球化给日本人生活造成的不安以及与之相关的反美情绪。在本文中,笔者试图通过对这一现象的研究,探求一种新的开放的“多元化的民族主义”,以避免日本人因全球化造成的不安而向保守民族主义的退缩。 （一）反对全球化的保守的民族主义 ９０年代泡沫经济崩溃之后的日美关系,表现为日本政府被动地按照美国的意愿开放国内市场,跟随在美国之后实行金融自由化。在美国的压力下,日本于１９９７年以ＢＩＳ（国际清算银行）提出的金融机构自由资本限制为基础,导入早期纠正错施。…     

冷战初期美国对日本加入关贸总协定的外交政策

1948年 ,美国为适应冷战的需要而转变对日占领政策后 ,将日本加入关贸总协定作为复兴日本经济的一个关键措施。为此 ,在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任总统期间 ,美国政府不遗余力地推动日本入关。一方面 ,美国在国际上竭力与以英国为首的反对日本入关势力作斗争 ;另一方面 ,在国内千方百计克服国会中的贸易保护主义势力给政府造成的困难。虽然日本最终入关 ,但美国的政策并未完全获得成功 ,日本入关也给美国和美日经济关系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中日商品经济思想比较研究 --以石门心学和清初实学为中心(下)

日本江户时代商人思想家石田梅岩创立的"石门心学",作为"町人之哲学"、"道德性实践之实学",阐述"商人之道",提倡"正直"、"俭约"的经济伦理,对日本商品经济和社会职业伦理的发展具有独特的理论贡献,被视为类似马克斯·韦伯提出的促发资本主义产生的"新教伦理".与此大抵同时,中国清初南方的"三大启蒙思想家"和北方的"颜李学派"都提倡"实学",前者提出"工商皆本"、"大贾富民者,国之司命也"之说,后者讲求"习行经济"之学,主张"本宜重,末亦不可轻".然而,基于社会结构、制度基础与思想文化差异,中日经济思想对两国近代化的历史转型与社会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开展两者的比较研究,有利于弥补迄今世界经济思想史大抵无东亚等缺憾.     

中日商品经济思想比较研究--以石门心学和清初实学为中心(上)

日本江户时代商人思想家石田梅岩创立的"石门心学",作为"町人之哲学"、"道德性实践之实学",阐述"商人之道",提倡"正直"、"俭约"的经济伦理,对日本商品经济和社会职业伦理的发展具有独特的理论贡献,被视为类似马克斯·韦伯提出的促发资本主义产生的"新教伦理".与此大抵同时,中国清初南方的"三大启蒙思想家"和北方的"颜李学派"都提倡"实学",前者提出"工商皆本"、"大贾富民者,国之司命也"之说,后者讲求"习行经济"之学,主张"本宜重,末亦不可轻".然而,基于社会结构、制度基础与思想文化差异,中日经济思想对两国近代化的历史转型与社会发展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开展两者的比较研究,有利于弥补迄今世界经济思想史大抵无东亚等缺憾.     

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合作主义思潮论析

西方合作学说被知识分子视力变革社会的一剂“良方”而引介到中国,至五四运动前后,汇聚成了具有一定声势和影响力的合作主义启蒙思潮,并由此把合作制度与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结合起来,呼吁组建各种类型的合作社,以发展平民经济,同时进行了大量的实践活动,产生了相当社会影响。但因中西方社会发展的“时代差”导致中国的合作经济思潮除了具有西方类似特征外,又有自己的特色。     

从互惠经济到市场经济——基诺族经济形态变迁的实质分析

基诺族作为中国的山地少数民族之一,其传统经济形式是以刀耕火种为主,采集狩猎为辅的初级农业。在这种经济形态中,经济与社会是嵌合在一起的,经济活动与教育、宗教、歌舞等形式不分彼此;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往来依据的是互助,互惠互利原则。然而经过人民公社化,特别是经过山地、林地制度改革和引入市场经济之后,基诺族的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嵌合关系被打破,经济变迁与社会文化变迁不再同步。基诺族的经济形态由互惠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在此过程中,出现基诺族传统文化的快速变异。     

光绪朝中朝关系研究

受近代东亚国际形势和外交秩序影响,光绪朝清廷开始对中朝传统宗藩关系进行改造。时人为增强这一关系提出了诸多建议,清廷也开始用近代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手段去加以强化。此等努力虽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这一关系,但终难逃失败命运。甲午战争,中国挫败,不仅导致这一关系彻底终结,而且导致日本开始奴役中国和朝鲜。历史显示：中国富强发达不会给朝鲜带来威胁,相反,中国软弱却不利于中国和朝鲜的安全与安定。     

论《春秋穀梁传》的农业经济思想

《春秋穀梁传》的农业经济思想的本质是在维护君权前提之下的具有某些民本主义色彩的富民、裕民的农业经济思想。《春秋穀梁传》的农业经济思想的核心是以政治和道德干预农业经济,特别是干预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的占有,以政治和道德干预水资源的使用。《春秋穀梁传》在粮食储备问题上具有深深的危机感。一个国家要储备九年以上的粮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春秋穀梁传》对于农业生产非常重视,是把农业生产当作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来对待的。特别强调不使百姓财尽,要使百姓小有余钱。制民之产的富民、裕民思想是《春秋穀梁传》重要的农业经济思想。士民、商民、农民、工民通过交换关系共同构成一个和谐社会,和谐发展,各得其所。《春秋穀梁传》提出应该实行税什一的税收制度,减轻赋敛,以便促进农业经济发展。     

先秦诸子平均思想研究

平均或均平,是中国古代社会思想、经济思想和政治思想中的基本范畴.先秦诸子,关于平均思想有丰富的论述,是中国古代平均思想的源头.研究先秦诸子的平均思想,对认识和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具有启发意义.先秦诸子的平均思想,主要表现在主张经济平均、政治平均和社会平均三个方面.社会平均的核心是社会公平.先秦诸子在社会思想和政治思想上,分为不同的学派,但在平均思想上却没有明确的思想分野,这是一种文化共生现象;它更突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质.     

乌兰夫经济思想的几个特点

乌兰夫的经济思想中,始终贯穿着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以人民群众为本的唯物主义思想,始终凸显的是国家观念、全局观念和大局意识。他视经济建设为一个系统工程,一贯强调各行各业的相互支援和共同发展,而不是要使某个领域孤立地发展。他还把经济建设与生态保护同举并重,力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乌兰夫经济思想中表现出的这些鲜明特点,同时也体现出了乌兰夫进行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建设的基本思路,深刻领悟这一点,对今天的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简论戴季陶的治边思想

戴季陶长期重视和关注边疆问题,曾亲身参与一系列的边疆治理活动,对边疆问题提出了不少具有启发意义的见解。他从中国国情和自身经历出发,根据边疆的情况和国民党统治的需要,将孙中山思想加以改造并糅合到自己主张里,从而形成了较具特色的治边思想。其治边思想内涵丰富,涉及政治、经济、民族、文化、军事等各方面内容。同时,其治边主张考虑到中国国情与各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将中国民族历史文化传统及边疆现状与其治边策略相结合,具有较强的针对性。此外,戴季陶还十分注意总结历史经验,在吸取历代王朝治边经验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治边主张,使其治边思想根植于深厚的历史基础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