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类型学分析

从类型学的角度在理论上指认了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先后经历的“革命型”“统治型”和“治理型”三种意识形态类型,并具体展现了其类型转换的现实历史逻辑。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经历了从“革命型”到“统治型”、从“统治型”到“治理型”的两大历史转变。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转型,是主流意识形态在保持自身社会主义性质不变的前提下于不同历史时期所展现出的具体类型方面的转变,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的具体体现。     

关于增强中国意识形态吸引力和凝聚力的思考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正面临"边缘化"危机,迫切需要通过发展意识形态的科学性、人民性、现实性等手段来增强中国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凝聚力,这有助于马克思主义牢固占领意识形态阵地、增强民族凝聚力、统一人民意志,有助于中国顺利渡过改革发展的关键期、坚定不移地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挑战及对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指导思想上的任何动摇和放松,都有可能是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失去凝聚力,从而迷失方向。本文通过对意识形态的概念以及当前面临的挑战的仔细剖析,论证了意识形态工作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任务的极端重要性。     

中国主流意识形态所面临的挑战及其根源

在社会转型及全球化过程中,中国主流意识形态正受到内外部错综复杂因素的合力的冲击,社会反常现象剧增,意识形态解释乏力;意识形态受众对意识形态怀疑剧增;意识形态由单一化走向多元化,直接冲击主流意识形态;新意识形态产生并有取代的企图。意识形态领域出现危机的根源在于:意识形态与现实生活脱节,意识形态价值取向与现实利益诉求脱节,意识形态所代表的阶级出现潜在危机。     

红色文化融入高校主流意识形态教育探析

将红色文化融入高校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可以强化青年学生对主流意识形态在认知层面的掌握和实践层面的落实。讲好中国故事、发挥红色电波优势、发扬红色革命精神,对推动红色文化赋能高校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夯实主流意识形态引导力、凝聚力、引领力具有丰富的价值意蕴。红色文化教育主体整体性意识有待增强、教育方式创新性有待提高、教育内容导向性有待强化。因此,要高校加强队伍建设、丰富工作方式、拓宽理论视野、优化育人环境,不断增强师生四个自信,确保高校人才培养质量,切实推动高校主流意识形态教育体系守正创新。     

论文化产业视域下主流意识形态的发展机制

文化产业是意识形态传播的主要载体,文化产业产品的消费能够完成消费者价值观的塑造或转变;同时,大众文化体现的文化价值多样化以及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文化产业的进入对中国主流文化价值产生了很大冲击.所以,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发展应该寻找文化市场与意识形态结合的有效途径,使文化产业在国家的“保护”中坚持自己的价值标准,提升中国文化形象.     

“主流意识形态”与“主导意识形态”之辨

目前很多人用"主流意识形态"一词指代官方所倡导的意识形态,学术界一直无人澄清和界定,本文对照"主导意识形态"对这一概念加以界定,并指出其对我国意识形态工作的意义。     

多元叙事下主流意识形态叙事的困境与出路

在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叙事在遭受着巨大挑战,各种非主流意识形态叙事所蕴含的非理性主义、游戏主义、实用主义、直观主义以及历史虚无主义等价值观正在解构着主流意识形态叙事的合法性。当前,我们要从增强主流意识形态叙事的彻底性、兼容性以及实践性着手,以坚守主流意识形态叙事的合法性和权威性。     

算法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研究评述

伴随信息化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大数据的全面普及应用,原本只存在于人工智能领域的算法被推上“前台”,凭借其技术逻辑与技术特性,逐渐僭越其技术中立性,日益同各类意识形态共生共融共进。学界对算法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研究聚焦在如下层面,即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面临资本逻辑渗透、“受众本位”重塑、“茧房效应”遮蔽、算法“黑箱”操弄等挑战,呈现出方法隐蔽、手段多样、传播面广、破坏性强等新特点,对此应从价值、技术、平台、主体与法治等维度进行有效防治。就研究现状而论,学界深化了研究层次、创新了研究视角、丰富了研究内容与方式,但也存在研究前瞻性欠缺、研究针对性薄弱、研究内容重叠、基础理论研究逊色等不足。今后,我们需要注重经典文本、增强问题意识、补齐理论短板、加强观点创新、增强前瞻意识以及拓展研究思路,为不断深化研究做出不懈努力。     

融合背景下中国媒介集团发展的困境与对策

在当下媒介融合背景下,媒介集团的发展面临着很多困境。由于体制、政策、市场等原因,中国媒介集团积弊甚多,在资本、产品、品牌、生态等多个层面和领域面临很多问题。面对这些问题,中国媒介集团需要在资本市场、用户市场、技术市场等多个领域重新定位自身的市场价值,并以此为基础进行业务重构,在做好专业化和多样化的同时,保证各业务部门的协同发展。     

我国“互联网+调解”发展困境及其路径选择

作为生产力要素之一,网络信息技术是一种新的生产工具,其在调解中的运用形成了一个新领域——“互联网+调解”.由于融合了互联网和传统调解的理念,“互联网+调解”近年来在我国开始兴起并逐渐推广,形成了独有的模式、理念与特征.在纠纷解决中发挥优势的同时,“互联网+调解”也面临着现实与虚拟之间、推广与使用之间、形式与实质之间的矛盾与困境.在调解全球发展、社会转型、科技进步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下,我国“互联网+调解”应在解纷渠道、解纷资源、解纷平台、解纷人员、解纷力量等方面实现多元化、职业化、市场化、信息化和国际化发展.     

美联储流动性规模调整与中国经济的交互影响

2008年金融危机重创全球经济,美联储主动实行美元量化宽松政策以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2014年1月美联储开始削减资产购买规模,标志着持续5年之久的量化宽松政策正式步入退出阶段。2014年10月美联储结束了为期6年的量化宽松政策（QE）。虽然美元名义上退出了量化宽松政策,但是为了维持其国际化地位而事实上采取调整货币流动性规模的政策是不可避免的。同时,美元作为一种国际信用货币,其流动性规模的调整不仅影响本国经济,更在中国外汇储备规模变动、人民币汇率波动、国际贸易规模变动和热钱流向与规模等方面影响中国经济。这要求中国从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加强对热钱的管理、管理通货膨胀和适度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步伐等方面做出应对。     

我国村镇银行的信用风险探究

目前,我国村镇银行由于信用评估体系不健全,贷款方式"小而散",缺少有效抵押物,客户信用意识薄弱及信贷资金投向的弱质性等问题带来高信用违约风险.为保证村镇银行的可持续发展,必须要加强对风险的认识、防范和规避,通过构建合适的信用评估体系、提供全方位的增值服务、推动多元化的信用担保模式及合适的信贷员的培养,走出一条村镇银行独特的信用风险防范模式.     

国内智慧旅游研究进展

基于智慧旅游实践的快速发展以及智慧旅游研究文献的增多,采用文献计量法分析国内智慧旅游相关文献,发现国内智慧旅游的定性分析较多,研究对象主要是沿海城市和东北部分城市、4A与5A级旅游景区、知名乡村旅游景区等,研究热点是智慧旅游的概念、智慧管理、信息通信技术、智慧服务和智慧旅游的发展对策,并指出未来新的研究方向.     

1984—1988年中国农业增长滞缓探微

1978年开始试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推动了中国农村经济的复苏和增长,但其在全国普及后,中国农业却陷入增长滞缓泥沼. 基于对河南省商城县一位老农民的采访,通过个案分析发现当时乡、村两级地方组织以提留统筹费名义向农民收取的不合理税款削弱了农民的劳作积极性,使得大量农村人口外流,从而导致1984—1988年间中国农业增长陷入滞缓境地. 此外,分析发现1987年农业增长的正向波动缘于科学技术运用的滞后效应. 1978—1988年间全国农业,特别是河南省农业的宏观数据又再次验证了提留统筹费对农业增长的消极影响和科学技术在运用过程中存在的滞后效应,由此建议将农业赋税制度作为农村经济改革的重要抓手,同时着力完善科学技术在农村的引入推广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