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大后方歌谣的主题倾诉及其效应

抗战大后方歌谣是战时后方民众革命心声和思想情感的概括和反映,也是后方民众同仇敌忾、抗日救国的革命斗争历史的记载和写照,真切地反映了他们对民族观念、国家意志的认同、内化与自觉践行的心路历程与实践轨迹;正是承载这种记录和反映的歌谣,又进一步促进了大后方乃至全中国民众的民族觉醒与抗战意志,从而为取得抗日战争的完全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日战争暨抗战大后方史料整理与研究学术讨论会综述

2011年11月25日至29日,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和西南大学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的"中日战争暨抗战大后方史料整理与研究学术讨论会",在重庆西南大学举行。会议论文分别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承担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日本侵华史料整理与研究"各子课题的研究论文,以及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态势述评

中国抗战历史文化留下了特定时期的一种民族印记。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是中国抗战历史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过去十年中,中日历史共同研究分为政府推动和学界推动两个方面,学术会议作为重要载体,名家云集,观点荟萃,研究成果丰硕。重庆正在大力推进的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与建设工程对于深化中国抗战史研究、推动＂二战＂历史研究的深入,对于促进＂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抗战时期大后方的诗歌观念及其艺术价值

大后方诗歌研究的滞后导致人们对大后方特殊的诗歌观念的忽视。从抗战时期大后方诗歌情感内容的探讨、诗人创作路向的选择、诗歌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以及抗战诗歌艺术缺失的批判等角度展现大后方诗歌观念的概貌,对现阶段科学解读抗战时期大后方的诗歌观念及其艺术价值提供了新的思路。     

“2008重庆‘抗战文学与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8重庆‘抗战文学与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由重庆师范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重庆市抗战文史研究基地主办,于2008年12月7日在重庆召开,参会的有海内外专家学者80余人。大会就抗战文史资料的整理与研究、抗战时期的中外关系与中国全民抗战、抗战时期的区域文学与大后方文学、抗战时期的文艺政策与文学理论等问题展开深入探讨,取得丰硕学术成果。     

出版媒介场域对抗战歌谣的传播研究

在抗战歌谣出版媒介场域的生成过程中,抗战歌谣创作者的广泛性、出版物的繁复性和受众的普及性,为抗战歌谣的创作出版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是抗战歌谣得以广泛传播的有力保证,给抗战歌谣的传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使抗战歌谣成为中华民族抗日解放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为“抗战救国”舆论的宣传推广起到了重要作用。     

内迁作家与中国抗战文学创作的转变

抗战时期,很多作家因大片国土的沦丧而内迁到西南大后方。内迁作家在三个层面上导致了中国抗战文学的转变：一是中国抗战文学创作中心的转变,内迁作家促进了大后方文艺事业和抗战文学创作的兴盛,使该地区取代了昔日京沪的文学中心地位;二是中国抗战文学创作热情的转变,内迁作家受大后方物质条件的限制而出现了创作的“滑坡”,在整体上影响了中国抗战文学的热情;三是中国抗战文学创作风格的转变,内迁作家从昔日的激情创作转向对战争和历史的冷静思考。     

抗战歌谣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发展

抗战歌谣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艺作品，而是特殊时期中华民族创造的历史文化结晶，是中华民族向心力、生命力的凝聚。抗战歌谣发出了“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民族心声，奏响了“向前、向前、向前”的战斗号角，激起了中华民族精神的觉醒，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抗战精神，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精神的历史见证。     

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文化特点与功用

抗战时期,伴随着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重心的西移,西南大后方从文化边缘走向文化中心。抗日救亡的特殊历史环境使大后方文化发展呈现出救亡与启蒙的双重性、更大的包容性、中外文化的互动性。大后方抗战文化发展,保护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培养了一大批人才,为西南地区播下了文化种子,有力地推动了西南大后方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人口素质的提高。促进了大后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论大后方抗战进步文化及其历史影响

大后方抗战进步文化,产生于全民族的抗日战争,其“前身”是我党领导的“白区”革命文化。这一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是我党对文化工作高度重视和正确领导的结果。党对发展大后方抗战进步文化所做的主要工作,一是办好党在全国公开发行的党报党刊,二是注意对文化界人士的团结、教育和引导,三是采取多种形式推动大后方抗日救亡文化运动的开展,四是注意对文化界人士的关怀和爱护。大后方抗战进步文化的巨大而深远的历史影响,在于它是夺取抗战胜利的重要方面军,是加速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催化剂”,它为争取中国抗日战争的光明前途,奠定了深厚的思想文化基础。     

李辉英抗战题材长篇小说论

李辉英是一位身跨现当代地跨大陆与香港两地的抗战小说家,他的抗战长篇小说创作代表了他文学创作的艺术成就。他全景式地展现了从抗战前到抗战后,从前线到大后方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历史图景,塑造了上至总司令下至普通士兵、群众的人物群像,其中集团军申总司令形象堪称典型,为抗战人物画廊增添了厚实的一笔。他作品中所弘扬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成为东北作家天然秉传的文学品格并生生不息于中国新文学史册。尽管在思想的穿透力、文本的时代氛围等方面有些许遗憾,但作为一位抗战小说家,李辉英的文学贡献应予以充分的肯定。     

“战国策派”的史学思想及其意义

抗日战争时期,以雷海宗、林同济、陈铨等为代表的“战国策派”,他们从文化形态史观出发,对中国历史和文化进行考察,提出了战国时代重演论、中国历史文化的分期和国民性改造的思想,其思想实质是宣扬民族主义。他们以《战国策》等刊物为宣传阵地,积极撰文进行学术研究,先后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观点和见解,为中华民族的神圣抗战作出了自己的努力。     

抗战胜利给我们的历史启示

本文总结了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经验,并论述抗战胜利的决定性条件及深刻的历史启示。     

黄仁字史学方法探要

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在历史研究方法和历史表述方面具有明显的特点。历史研究方法上，重视原始资料的利用，对其采取审慎和批判的态度。他注重归纳、比较和技术分析，以得出历史研究结论。他还坚持通史研究和断代史研究结合，并突出历史专题研究。其历史研究方法，具有明显的综合特征。历史表述上，黄仁字注重语言叙述，阐释了文史关系。重视图表的作用，这些都增强了历史表述效果。另外，他的史学表现出口述史学的特征。     

论中国古代历史小说的虚实观

“虚”和“实”是历史小说创作中必然面临的两个问题,而正是“文”与“史”的结合造成了古代历史小说在创作中的矛盾,由此出发,古代历史小说分化为了“信史”和“贵幻”两种发展方向,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创作理论和小说文本,它们都是历史小说创作者本身历史观念的具体呈现。通俗性、娱乐性和道德教化是两个流派的共同点。     

文学的历史观与“新历史主义”

新历史主义回归的既不是旧的历史主义,也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而是吸收了后结构主义、尤其是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和"谱系学"的一些成分,力图把传统历史观与现代文化批评结合起来.它同马克思主义文学历史观既注重对"文本"的认识,又注重对社会现实的深刻体验与透辟分析是大相径庭的.实际上,它倾心的是"大历史"中"小历史"的存在状况,是以一种"边缘化"的策略将历史带入文学,或者说是一种以"微观政治"取代"宏观政治"的理论方法和叙述策略.     

抗战大后方文化人的功用及其贡献

抗战时期,大后方文化人对抗日战争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文化人对抗战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唤醒民族觉醒,宣传、动员民众参加民族解放斗争;实现文艺大众化的质的飞跃,创造繁荣的抗战文化;推动大后方的民主进程。当下文化人的重要作用更是越来越充分地显示了出来。     

“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5周年暨中国抗战文史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5周年暨中国抗战文史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0年12月19~20日在重庆师范大学召开。80余名来自海内外的专家学者参加了这次研讨会。大会从抗战文学与现代文学研究的新视野、抗战文史的区域性研究、抗战文学比较和译介及传播、抗战时期的文艺政策与文艺理论等几个方面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     

库诺夫与历史唯物主义系统化“重建”的尝试

亨利希·库诺夫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重要理论家之一,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较早提出系统化"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家。一方面,库诺夫从"理解史"的角度深入阐发了系统化重建马克思"社会哲学"的重要价值;另一方面,他从社会历史基础、文化意识形态、阶级斗争以及社会发展理论等几个方面着手这一"重建"工作。从库诺夫的理论中,我们能感受到部分第二国际理论家片面化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态度,看到一种为了个体化的实践目的、现实指向而造成的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的肢解性的理论发展模式。     

文学史命名与写作中的历史思维反思

从文学史的命名到写作,文学史中的历史思维一直左右着文学思维,历史一直作为文学的线索思路,研究方法,切割依据甚至对应形式而存在,而对文学本身的感悟力,想象力,审美力却强调不足。文学史中文学感的缺失是当前文学史写作中存在的关键问题。在当前洪子诚及陈思和的文学史写作中仍然没有突破历史思维建立起真正的文学思维。文学史写作中应以人怎样在地球上生存与发展为总主题,以提高人的文学感悟力,想象力和审美力为总目标．以文学自身的演变规律为总方向,以生态的而非进化的观照为总思路来建构文学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