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国家构建与乡镇政府改革

乡镇政府改革是政府改革实践的一部分,也是理论研究的热点之一。作者以现代国家构建理论为视角,结合中国现代国家构建这一历史任务,以及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特点,把乡镇政府的改革放在现代国家构建这一过程中,提出乡镇政府改革应该以调整乡镇政府、乡镇市场和乡镇社会的关系作为改革重点。     

中国村治权威的历史演化及类型探析——以国家—社会关系为视角

在中国乡村治理的历史语境中,传统地方精英、国家行政系统和政党组织构成了村治权威的主体,共同把持着乡村公共事务的治理权力。由国家主导的现代化进程贯穿了乡村权威演化的历史主线,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的控制直接影响了村治权威的形成、更替及作用方式。一定程度上,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构成了划分中国村治权威类型的一个重要基础。基于国家-社会关系的视角及马克斯·韦伯的权威理论,中国的乡村权威可划分为内生型、外嵌型、复合型三种理想类型。从中国的村治历史看,乡村权威基本从内生型向外嵌型、复合型演化。     

国家干预与东亚实践

中国的经济改革要完成的是由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换.就政府角度而言,这是一个由政府发动的从减少国家干预到重新构造政府管理职能的过程.这一过程将涉及一系列旨在确立新型的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体制创新.适应这一深刻体制变革的需要,系统地回顾一下国家干预发展的历史过程,总结现代经济理论中已有的对社会经济活动中国家干预机制与市场机制的作用与限度的认识,总结一下二战以来东亚国家和地     

国家构建理论与中国现代国家构建历程探析

国家构建成为近年来学界研究的热点,因此有必要对国家构建理论进行梳理,依据国家构建理论和中国自身的国家历史和制度逻辑,将国家官僚体制、国家能力、政权合法性和社会成长这四者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构筑起国家构建的分析框架,通过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历程和成就的描述,对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未来路径作尝试性探讨.     

如何评价近代中国国家资本企业

魏明孔认为,中国前近代社会的政府经济职能主要在政府直接经营一定的行业或领域,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和政府制定经济政策法规等三个层面。朱荫贵认为,近代中国国家资本企业在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中占据统治地位的现象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对国家资本企业在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的作用应给予适当地肯定。武力认为,新中国成立之后,由政府来推进工业化,由国营企业贯彻工业化意图,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起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但是也付出了经济运行波动大、结构失衡和资源浪费的严重代价。剧锦文认为,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进入向市场经济全面转轨的新时期,国家资本的运行形态日益市场化,国家资本的实现形态更加高级化,国家资本大大提升了控制力;国家资本壮大的同时,国有资产、国家资本正遭遇巨大的流失风险。     

中国前近代社会国家的经济职能

魏明孔认为,中国前近代社会的政府经济职能主要在政府直接经营一定的行业或领域,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和政府制定经济政策法规等三个层面。朱荫贵认为,近代中国国家资本企业在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中占据统治地位的现象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对国家资本企业在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的作用应给予适当地肯定。武力认为,新中国成立之后,由政府来推进工业化,由国营企业贯彻工业化意图,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起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但是也付出了经济运行波动大、结构失衡和资源浪费的严重代价。剧锦文认为,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进入向市场经济全面转轨的新时期,国家资本的运行形态日益市场化,国家资本的实现形态更加高级化,国家资本大大提升了控制力;国家资本壮大的同时,国有资产、国家资本正遭遇巨大的流失风险。     

转轨时期中国国家资本的历史性变革

魏明孔认为,中国前近代社会的政府经济职能主要在政府直接经营一定的行业或领域,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和政府制定经济政策法规等三个层面。朱荫贵认为,近代中国国家资本企业在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中占据统治地位的现象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对国家资本企业在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的作用应给予适当地肯定。武力认为,新中国成立之后,由政府来推进工业化,由国营企业贯彻工业化意图,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起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但是也付出了经济运行波动大、结构失衡和资源浪费的严重代价。剧锦文认为,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进入向市场经济全面转轨的新时期,国家资本的运行形态日益市场化,国家资本的实现形态更加高级化,国家资本大大提升了控制力;国家资本壮大的同时,国有资产、国家资本正遭遇巨大的流失风险。     

论国家创新体系的构建

国家创新体系理论是经过较长的历史时期才形成的。国家创新体系由一系列的机构组成,并受历史传统与社会文化的影响。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创新体系,应该增加知识储备,加强企业创新主体,发展创新网络,保持创新体系各组织系统的协调。     

关于国家创新体系问题的再探讨

国家创新体系理论是经过较长的历史时期才形成的.国家创新体系是由一系列的机构组成,并受历史传统与社会文化的影响.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创新体系,应该增加知识储备,加强企业创新主体,发展创新网络,保持创新体系各组织系统的协调.     

马克思主义国家起源论对当代中国的启示

马克思主义国家起源论揭开了国家的神秘面纱,实现了对国家神话的祛魅,对立足于当代中国的社会实践来认识新形势下的国家和社会关系问题、夯实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政府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通向国家富强的必由之路——上世纪50年代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之分析

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即实现工业化,是人类社会走向富强的必由之路。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完成了国家独立的历史任务。在此基础上,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又成为必须面对并解决的历史课题。科学把握和应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国家工业化的任务,作为通向国家富强的必由之路。基于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通过在实践中的尝试,最终构建了新中国较为全面的工业体系。     

论我国公法体系的结构与变迁——从国家权力至上迈向人权保障

中国的国情与西方国家不同,西方国家依靠市民社会强大的自治能力和个人自由观念的深入可以有效地制约国家权力,构建法治体制。中国市民社会尚未形成,国家权力极为强大,通过主动限制国家权力,将国家权力纳入法治轨道是中国宪政形成的主要途径。因此,如何科学地对待中国公法体系,通过改革公法体制来限制政府权力并保障公民权利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从中国的实践出发,总结了我国20多年来公法的发展历程,认为我国公法的改革正在逐步实现由国家权力至上向人权保障的目标。     

党政关系的历史变迁与国家治理逻辑的变革

在中国的党政关系中,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处于当然的领导地位,政府接受执政党的领导,成为党在公共事务领域的决策执行者,政府的核心价值、体制构成、组织方式和运行机制也取决于执政党的制度性安排。新中国成立以来,党政关系经历了一个从合一型向嵌入型转变的漫长的历史变迁。这一变迁过程投射到国家治理层面,内在地决定了中国作为单一制国家特有的两位一体治理方式的变革逻辑,渐进演绎出中国半个多世纪以来国家建设和国家成长的内在轨迹,为中国的发展奇迹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保障和合理性支持。     

创造治理:民间组织与公共服务型政府

政府的使命在于创造治理,促进发展。作为发展的推动者,政府唯有不断地革故鼎新才能应对一个超大社会急剧变革的需求和挑战。新中国建立以后,基于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段、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以及其他约束条件,中国政府的职能轴心进行了三次转移,职能形态经历了两次转换,形成了不同的政府建设取向,即以政治职能为轴心整合经济与社会职能向以经济职能为轴心整合政治与社会职能转换,取向于经济建设型政府;以经济职能为轴心整合政治与社会职能向以社会职能为轴心整合经济与政治职能转换,取向于公共服务型政府。在新时期,中国公共服务型政府构建之根本,不仅在于完善自身,更在于结合市场与社会,创造一个有机和有效的治理结构,以促进国家的全面、协调与可持续发展。中国民间组织的成长是现代社会发育的重要体现,它与政府转型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基于此,政府应该把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与规范民间组织的发展有机结合起来,进一步创造新型的公共事物的治理结构与治理运行机制。     

国民政府时期的节约运动与国家构建

国民政府时期由蒋介石主导推行的"节约运动",横跨中国现代史达20年之久,其整个开展过程贯穿了新生活运动、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和"抗战建国"等重要历史事件,影响广泛,是透视现代国家构建的一扇重要窗口。尽管国民党政权在现代国家构建进程中非常重视对社会资源的整合控制,但由于自身面临多方困境,使节约运动难以发挥出应有的能量,国民政府也无法从中实现社会整合,达成现代国家构建的历史诉求。     

关于明代国家与社会理论研究的思考

迄今为止,有关国家与社会的理论主要是西方的理论.那么,如何构建中国的国家与社会理论?我们的基点必须建立在本土历史经验之上,质言之,即实证研究.从学术史角度来看,不仅需要突破中国传统国家与社会高度一元化模式,也要突破现代西方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模式;既要避免国家至上的以国家为中心的倾向,也要避免社会至上的以社会为中心的倾向.明代国家与社会研究在理论上需要关注三个关系:第一,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特别是国家与社会的转型关系;第二,国家与社会具体问题与重要理论问题的关系;第三,明代中国与世界,也就是全球化开端之时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     

马克思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国家发展目标所做出的又一次战略规划.从马克思主义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来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一个社会管理体制不断创新和健全的社会,是国家强盛从而导致稳定有序的社会.和谐社会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决定国家的基本原理在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理论创新,是国家回归社会的实现形式.     

现代国家建构中权力运作的特点——以权力的IEMP模式为视角

政治权力、经济权力、意识形态权力、军事权力是现代权力网络的四大维度。在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权力运作的特点突出表现为集中化与局部化—扩散化的运作类型、科层化的组织形态、可持续性财政体制和市场化与货币化同步的制度安排以及内部规训、内部绥靖与反思性监控的运作机制等四个方面。传统中国是个国、家同质的社会,其基础由一个个分散孤立、互不联系的家庭和扩大了的家庭——村庄等构成。直到晚清,随着传统社会政治结构日趋分化与解体,中央权威式微,地方势力迅速膨胀,乡绅阶层由保护型经纪人向营利型经纪人蜕变,国家才开始了以国家政权官僚化与理性化、渗透性、分化以及对下层控制强化为特征的现代国家政权建设。因此,许多研究近现代中国的学者在寻求经验研究之上的理论资源时,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与理论中,而迈克尔.曼关于权力的IEMP模式对于理解现代国家建构过程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     

论公共服务型政府及其建设

公共服务型政府是指在当前社会阶层分化、利益多元化、市场机制逐步成熟背景下,政府要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并由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向提供公共服务转变。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至关重要．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需要政府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有效政府转变;从有较强自主性权力的政府向责任、回应型政府转变;从单向管理政府向合作治理政府转变。     

国家构建与政党转型:中国政治发展的行动逻辑

认识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行动逻辑,关键在于准确把握国家构建与执政党建设的互动关系及其演变规律。作为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主题,现代国家构建从民族—国家、民主—国家和民生—国家三个维度展开。而执政党建设与现代国家构建有着深刻的逻辑关联,即保持执政党先进性是民族—国家构建的重要前提,增强执政党合法性是民主—国家构建的核心内容,提升执政党有效性是民生—国家构建的根本保障。因此,推进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最重要的是加强执政党建设,推动中国共产党实现从整合型政党向代表型政党、从任务型政党向法理型政党、从全能型政党向服务型政党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