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行政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目标管理机制构建

在当前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跨行政区生态环境治理的复杂性严重阻碍了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生态环境治理迫在眉睫。为有效解决当前跨行政区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通过对目标管理与协同治理内在契合关系的分析,探讨中国跨行政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有效方法。研究认为,目标管理与协同治理二者之间相互融合、彼此促进,目标的一致性保证了协同治理过程的统一性与完整性,而协同治理则为目标管理提供了前提,保证了目标管理政策的科学性。通过进一步对目标管理在跨行政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机制构建中的有效性分析,指出协同治理目标管理机制构建的原则,在目标管理理论的指导下,将协同治理目标管理机制框架分为问题诊断机制、目标确定机制、目标分解机制、目标评估机制等4个有机联系的部分。     

跨行政区流域水污染治理的政策博弈及启示

环境政策的形成和执行是一个多方博弈的过程,中国的环境治理已进入以利益为核心的政策博弈阶段。通过对流域水污染治理政策博弈的动因分析,我们发现政府间利益冲突的显性化,流域功能区划的不完善,流域资源的准公共产品性质以及环境法治有效性的不足等原因造成了在流域治理中的政策博弈。根据政策博弈模型要构建在流域治理中的合作行为,需要进一步完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职能,加强对地方政府的监管,减少信息不对称,推动公众环境参与和提高环境法治执行力。     

我国智慧养老政策的核心驱动逻辑与政策启示——基于扎根理论的政策文本研究

智慧养老是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内容与必然要求。文章围绕中央层面的智慧养老政策,通过扎根理论进行编码,构建我国智慧养老政策的核心驱动逻辑模型,进而对智慧养老政策结构进行描述与阐释。研究发现,智慧养老政策是在政策理念-政策主体-政策工具-政策目标四种机制综合作用下实现其运行过程的。在政策实践中,分析其内部驱动逻辑的同时,更应着重思考推动智慧养老服务落实的优化方法。文章从强化政策理念的引领作用、加强多元主体的合作协同能力、优化政策工具的配套结构以及完善政策目标体系等四个方面提出了推动智慧养老发展的政策建议。     

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治理政策差异与区域政策协同机制的构建

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治理涉及上中下游多地区利益，任意一方的独立作为无法解决问题，开展协同治理是必由之路。追求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治理政策的协同效应有必要梳理府际之间存在的政策差异。文章运用政策文献计量和内容分析方法进行中央政府和长江流域地方政府关于发文时间、发文单位、政策工具的对比分析，总结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之间关于长江生态环境治理政策的差异，进而探讨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治理政策的现实状况及进一步的政策供给。研究发现，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治理政策央地总体差异较小，地方政府之间在重视程度、响应速度及政策工具组合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这种政策差异与中央政府的立场、各地的资源禀赋、地方生态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等因素有关，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因此，政策制定者既要基于具体情境制定差异化的策略和措施，又要通过区域政策协同机制的构建更好地开展生态环境治理。     

跨区域应急物资协同储备研究——基于SFIC模型的分析

作为应急管理跨区域协同的重要组成部分,跨区域应急物资协同储备有助于发挥资源集聚效应,对提升跨区域公共危机应对处置能力及效率具有关键作用。基于SFIC模型的分析视角构建跨区域应急物资协同储备模型,跨区域应急物资协同储备存在外部环境严峻、起始条件悬殊、催化领导乏力、制度设计不足、协同过程不畅和协同效果欠佳等建设困境。提出夯实协同基础、发挥催化领导主导作用、完善制度设计、加强沟通交流和建立评估反馈机制等治理对策,为跨区域应急物资协同储备问题的解决提供有益参考。     

地方政府乡村振兴战略的实践路径——基于扎根理论的省级政策文本研究

乡村振兴是解决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经途径。通过对全国省级乡村振兴的政策文本进行分析,探究我国各省级政府执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践路径,结果表明,全国省级政府推行乡村振兴战略所选择的思路与策略具有共性：通过完善相关制度,为乡村振兴构建长期稳定的制度基础;强调资源整合,实现融合发展;鼓励多元主体共同参与乡村振兴,注重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工作相衔接;着力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与金融服务的支持;通过数字赋能助推乡村振兴战略有效实施。     

京津冀跨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隐性障碍及破解路径：基于ANP-SD模型的动态仿真

京津冀地区的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内部结构复杂、外部联系多元,仍存在协同机制的低效运行、效果欠佳等治理低效的困境。明晰该地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困境隐性层面的形成根源及破解思路刻不容缓。首先,系统梳理了18个京津冀生态环境协同治理隐性障碍,构建了ANPSD动态仿真模型对协同治理效果的演化规律进行动态仿真。结果发现：京津冀发展的差距较大、协同机构权威性不足、政策评估体系虚化、横向沟通不协调是影响显著的四个关键隐性障碍,动态地影响着治理效果,呈明显的负相关特征。其次,基于动态仿真的结果提出了行之有效的破解路径和政策建议。动态模型的构建丰富了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理论和方法体系,并为京津冀及其他城市群的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政策制定提供有益的决策参考。     

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机制的构建与创新

生态环境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只有充分调动生态环境治理利益相关者的治理热情,协调多方要素,才能形成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合力,实现“政府主导—利益相关者的治理”模式的稳健运行。实现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必须在各治理主体之间的政治博弈中寻求动态平衡,完善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公众参与机制,使公众在参与中升华生态文明情感,践行生态文明理念。构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反馈机制,有效推进生态环境协同治理与公众生态意识提升两者之间的优化与平衡。建立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监督机制,通过政府监督、企业监督和公众监督,以有效保证环境决策的有效贯彻实施。优化生态环境协同治理传播机制,有效运用现代化传播话语体系,实现生态文明传播者与公众之间信息的互动共享,提升生态文明传播的实效性。健全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法律保障机制,构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法治保障“制度链”,为促进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绿色司法”之路。     

协同理论视角下的雾霾治理机制及其构建

近年来我国雾霾灾害日益严重,给社会公众的生活、工作与健康带来危害,给社会经济造成巨大损失。雾霾治理是一项复杂而庞大的系统工程,针对我国现阶段政府治理雾霾的现状与困境,应运用协同理论,从建立区域政府间协调机制、建立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的非政府协调组织、建立普通民众地方政府之间的监督机制、建立高校、科研院所与地方政府之间决策参谋机制四个方面构建雾霾治理机制。     

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政策的变迁路径及其动力机制——基于间断—均衡理论的解释

为明晰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政策的变迁路径与内在逻辑,文章以1949至2022年中央层面颁布的194份政策文本为数据基础,运用间断—均衡理论模型并辅之以政策文献计量方法,将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政策变迁划分为3个均衡期和2个间断期,剖析政策变迁的动力因素。研究发现：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政策经历了群众健康安全保障→基本生活条件改善→村容整洁→美丽宜居乡村建设的变迁。在中央决策主体注意力转移自上而下推动与焦点事件自下而上驱动共同作用下诱发政策图景变革和政策场域开放,环境治理与经济发展辩证关系的转变也对政策变迁起到重要作用,集中显现为均衡调适与突变革新相交替的非线性演进逻辑。研究验证了间断—均衡理论对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政策研究的适用性和本土化路径,并对未来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政策发展提出展望。     

地方政府网络治理协同行为实证研究

运用信度检验、效度检验、结构方程分析等统计方法,实证研究主体关系、外部环境、政府自身3个因素对地方政府网络治理互补型协同行为形成的影响程度,以及这3个因素之间相互影响的程度.研究发现:伙伴能力和公众要求是政府是否采取合作行为的主要外部考量,良好的信任关系和对彼此资源的依赖互补性能在客观上促成网络主体之间进行协同,公共服务质量和政府回应性则是政府主动采取合作行为的内部驱动力,而公共服务本身的复杂性并不必然导致协同合作.     

生态环境治理制度研究述评

生态环境治理制度包括三种类型 :基于政府主导的强制性治理制度、强调纯市场理性和产权途径的市场取向的治理制度以及建立在不同参预者自我约束的、以非强制性为特点的内在治理制度。国内外对于生态环境治理制度的研究 ,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 ,但也存在不足。未来生态环境治理制度应重视环境治理研究 ,加强理论深度 ,制度安排上要进行创新 ,不能依靠单一的制度形式。     

基于经典扎根理论的商业模式研究

技术和环境的快速变化加快了对商业模式及其创新的研究,然而大量商业模式研究成果对其基本概念仍未达成共识。针对商业模式这一抽象复杂概念,运用经典扎根理论这一质化研究方法对大量商业模式资料进行系统分析;同时对商业模式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以及商业模式与战略的关系、商业模式的变革与创新类型进行了深入探讨,得出了具有价值主张核心逻辑的商业模式定义,并构建了商业模式体系,为进一步理论研究、商业实践提供了理论依据。     

西方公共治理理论体系的构建及对我国的启示

西方公共治理的五大前沿理论有共性也有差异,这种差异性并非是对立之存在,而是互补之存在。新公共服务理论在理念层面上,突出服务理念;网络（化）治理理论在治理结构方面,强调网络结构;整体性治理理论在治理方式方面,提倡整合或合作的治理方式;数字治理理论在治理工具方面,主张大数据技术或智能化治理;公共价值管理理论在治理目标或使命方面,认为创造公共价值将是未来的方向。因此,我们应将治理的理念、结构、方式、工具、使命等层面的优势整合起来,构建西方公共治理理论体系,发挥出整体优势,理论群优势。这一理论体系的构建既能反观我国当前的治理背景、设计出合理的治理方案,又能在理念、结构、机制、工具、目标层面启发我国国家治理体系构建。     

政策清理与政策整合:基于网络治理的研究

缘于环境、法律、本体及其他变化,部分政策的存在已不合时宜,甚至有政策一出台即滞后,政策清理和政策整合的作用日益凸显。而我国当前政策清理工作思路不清晰、脉络不明确、监督机制不到位,政策清理多由政策制定者执行,政策清理不及时和消极被动现象,导致行政人员随惯性执行旧政策,阻滞了政府与社会的信任协调。基于网络治理视野进行政策清理,可推动各级政府信息互动、有效沟通、协商民主、齐头并进,在尊重公共利益和彼此利益基础上整合原有政策的有用部分,保持新政策及时跟进以避免政策空白,实现政策服务公共利益的本原。     

论国内外城市环境治理的发展历程

发达国家城市环境治理的进程大致经历城市环境治理非限制阶段、治理起步阶段、工业化防治阶段、城市环境综合防治阶段、城市环境治理可持续发展阶段等.中国城市环境治理大致经历了城市工业点源治理阶段、城市污染综合防治阶段、城市环境综合整治阶段、城市生态建设与环境质量全面改善阶段.     

政治过程、交易成本与治理机制——政策制定过程的交易成本分析理论

政策制定过程是一个真实时间中的政治过程。由于政治交易各方的信息不对称、机会主义和资产专用性,政策制定过程存在大量交易成本。借助于经济分析的交易成本理论,建构出政策制定过程交易成本分析的基本框架,厘清政治过程交易成本的构成与节约交易成本的治理机制,可以为理解政策制定提供一个新的、合理的解释窗口,提供政策过程微观政治分析的可能,从而为节约交易成本,改善政策制定提供依据。无论是对现有政策的评价、不同政策的规范化评估或是替代政策的推荐等,都必须认识到制定政策面临各种交易成本的约束,这些交易成本影响了政策制定的效率,使政策制定不只是一个技术问题或计算问题,而是许多试图影响政策制定者(代理者)行为的参与者(委托者)之间的一种政治博弈,政策是政治博弈均衡的结果。     

政策协同视角下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

脱贫攻坚已取得全面胜利,“三农”工作重心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成为当前阶段的重要任务。两者的跨界复杂性和多元综合性决定了其衔接过程需要多方面协同发力。从政策协同视角来看,脱贫攻坚同乡村振兴的衔接与协同理论相契合,其政策供给目标、政策供给方式和政策供给内容等方面在多个维度和层级都具政策协同性。因此,以政策协同为分析框架,从政策协同的内容入手,做好产业发展、社会保障和基础设施建设工作;从政策协同的方式入手,统筹推进纵向协同与横向协同;从政策协同的机制入手,构建好结构性机制和程序性机制,以此探索脱贫攻坚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