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全生命周期安全风险及其刑法回应路径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成为关键生产要素，数据全生命周期的风险管控是维系数字经济稳健发展的关键环节，因而有必要建立数据全生命周期的刑法保障制度。数据全生命周期的风险识别机制，包括风险识别的类型化、法律风险的定型化、刑法风险的规范化等。根据数据风险的形成机制，数据全生命周期的风险，有静态安全风险和动态安全风险两种范式，两种范式的刑法回应思路存在差异。基于数据是多元利益的承载者、主体属性模糊等特点，以及数字经济时代促进共享、流动的价值导向，刑法应当在适度的积极预防主义刑法观和数据安全法益观的指导下，明确“动静二分”的数据安全体系配置，建立以规制动态安全风险为重心，以规制静态安全风险为补充的保障体系。同时在刑事立法层面增设破坏数据完整性罪和危害算法安全罪，在司法层面重树解释理念，以实现产业利益与数据安全的协同发展。     

论后现代公共行政下的环境多元治理模式——以复杂性理论为视角

风险社会、复杂性理论同环境危机之间存在关联性,而公共行政的后现代转向则与环境多元治理相契合,并促发环境多元治理模式的生成。行政契约是环境多元治理模式的法理基石。环境多元治理模式有赖于多元参与、协同合作以及整体开放这些价值目标的实现。为此,要大力培育社会组织来确保治理的多元性;用行政契约来规范权利和义务,以保障治理的协同性;构建交互式、回应型的信息交流平台,以实现治理方式的整体开放性。     

数字时代新兴风险的治理逻辑及路径——基于社会形态演变的考察

新兴风险的不断涌现对传统风险治理模式提出了挑战，从社会形态演进视角考察不同阶段的风险主题及治理，可为新兴风险治理提供历史线索。研究表明:一是人类的风险主题经历了生存风险、福利风险、新兴风险的转换，风险样态遵循了从单一型、多样型再到弥散型的演进，而社会系统在技术维、组织维、信息维的不断进步以及各维度组合形态，形成不同的风险治理能力和模式。二是新兴风险的弥散型特征需要社会系统中信息维的高度发育，数字时代的到来提供了这样的机会，数字治理可能成为新兴风险治理的解决方案。三是新兴风险数字治理的发展路径应以“三步走”策略实现从数据采集、数据融通到数字治理的模式。     

欧美合成生物学应用的风险治理经验及启示

合成生物学技术的应用与发展为基础生命科学研究、人类健康、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随着合成生物学变得更便宜、更容易使用和更容易获得,亟需建立行之有效的风险治理体系以防控其潜在的伦理道德、生物安全和生物安保风险,促进技术健康发展。通过观照欧美国家风险治理模式,建议预防风险与促进创新并重、伦理治理与法律规制“双管齐下”,以期为我国合成生物学监管提供有益经验、减少风险和控制利益冲突,促进我国合成生物学创新,规范合成生物学研究和生产。     

迈向大数据时代的城市风险治理——基于多案例的研究

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使得城市风险治理出现了重大变革。大数据城市风险治理框架分为二个面向及六个维度,二个面向是指治理技术和治理思维;六个维度是指多方协同、治理过程、环境风险、健康风险、经济风险和社会风险。多案例研究表明,尽管大数据最近才被广泛关注,但在实践中已自觉或不自觉地得到了运用。这一治理模式能够促进非营利组织积极参与,彰显"第三方治理"的独特优势,也有利于形成"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双向治理的新格局。与传统治理模式相比,它有利于从简单因果假设向复杂相关分析、从应激式向预警式、从行政化向"互联网+"、从忽视个体向精细化、从感性向量化治理模式转变。同时,它也存在一些局限,如"精确的错误"、"大数据傲慢"、使用范围有限性及数据安全等问题。但勿庸置疑,这一源于复杂性科学思维的治理模式为我国城市风险提供了重要的治理理念、政策工具和研究范式借鉴。     

农村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发生机理及防治路径研究

当前我国农村地区已经成为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易发地和多发地,该类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影响农村地区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准确界定农村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特征,对于治理该类事件意义重大。农村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特征表现为：冲突焦点具有不确定性和主观性、环境风险更多地由农民承担、农民多使用暴力进行非理性抗争。农村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理表现为：利益相关者在风险认知上的冲突、部分农民环境权受侵害、“专断-压制”型管控模式的合法性困境。由此提出的防治路径包括：进行有效的风险沟通、设置形式多样的公民参与机制、构建“参与-回应”型社会治理模式。     

易地搬迁社区全生命周期演化的实践逻辑及反思

揭示易地搬迁社区全生命周期演化的实践逻辑有助于从理论上回答后续扶持的政策范畴、价值导向及行动边界等一系列现实问题。借鉴奥田道大地域社会理论视角及其地域社会构造模式动态变迁分析框架,从地域格差与空间变迁、地域生活与要素配置、地域治理与主体重塑、地域秩序与制度融合四个维度,构建易地搬迁社区全生命周期演化的核心议题与分析框架,并将其划分为搬迁动员、稳定脱贫、主体发展和融合共享四个阶段,系统阐释它们在空间联动、要素整合、扶持机制、主体重塑、制度变迁等实践导向上的扶持政策瞄准和阶段演化趋势。易地搬迁社区全生命周期秩序演化的多元动力机制及多样推进模式,使其地域格差演进、地域生活营造、地域治理重建、地域秩序整合的实践过程呈现演化周期性、空间联动性、治理互嵌性、融合梯度性。新时期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易地搬迁社区后续扶持应当围绕贫困治理逻辑转换、可持续生计能力建设及主体性融合发展,突出能力建设和长效机制;同时,回归现代地域社会的共同体本位,强化治理能力扶持和后续扶持阶段的常态化治理体系建设。     

新时代社会风险的转变与治理模式创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也意味着社会风险的改变。新时代社会风险的易发性和多元化、叠加性和虚拟化、耦合性和全球化等特征给现有的风险治理模式带来很大的挑战。现有风险治理模式面临自利化、粗放化、梗阻化的困境。基于党政领导、"互联网+枫桥经验"、大数据信息交流的风险治理思路,构建了由政府、企业、社区及其他非营利组织构成的"党政主导、网格落实、云层包裹"的具有新时代中国特色的"智慧型"社会风险治理模式。     

突发环境事件下的环境风险治理研究

进入突发环境事件的高发期,必须从风险视角出发,对环境风险进行有效治理.对现有环境风险,应当遵照风险管理的理念和方法,采取"四 二"模式的全过程治理;对于待生环境风险,则有赖于环境风险评价.就我国当前而言,应大力落实和完善环境影响评价,保证公众和区域环保督查中心的有效参与.     

产业集群风险的研究综述

文章通过对国内外产业集群风险的研究总结,突出产业集群风险的表现形态研究,解释了产业集群的结构性风险、周期性风险和网络性风险,并进一步阐述了产业集群风险防范和产业集群的升级,同时以产业集群生命周期为基点提出了促进产业集群持续发展的一些对策和建议,旨对中断中国目前产业集群的研究有一定的借鉴和参考。     

环境冲突政治风险的生成机理与防控策略

环境冲突政治风险是指由环境问题引发的社会冲突,导致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受到挑战,政府合法性遭到质疑,在一定区域甚至全国范围出现社会失序、政治不稳甚至动荡的可能性及造成这种可能性的因素。环境冲突政治风险的生成以风险源、风险积累、扩散与转化、风险爆发为传导路径,经历环境风险-环境冲突-政治风险-政治事件的演化过程。风险感知差异、风险叠加联动、风险治理失败对风险放大与转化具有加速作用。应以环境冲突政治风险演化过程为依据,建立多阶段多维度风险防范体系,其中多维度风险防控包括心理维度、技术维度和治理体系维度的防控策略集合。     

公共卫生重大风险治理机制:理论、实践与构想

“新冠”疫情公共卫生危机的发生,再次警示人们,当今世界仍处在风险社会,重大风险的客观存在难以避免。但是,有风险的存在未必一定导致危机的发生,风险与危机处在一个连续体上的不同阶段。无论是从公共卫生重大风险的致灾机理分析,还是从“新冠”疫情风险防控的实践考察都充分证明,公共卫生重大风险是可以治理和防控的。构建系统、科学的风险治理机制是实现对公共卫生重大风险治理的关键。公共卫生重大风险治理机制包括风险评估机制、研判机制、决策机制和防控机制。     

论《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中的法律风险--兼谈我国商业银行法律风险监管制度的构建

法律风险主要有操作性法律风险和环境法律风险两种表现形式。法律风险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操作风险,它普遍存在于商业银行业务活动的各个方面,商业银行应当为之配置充足的资本。由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法律风险管理部门以及内部审计部门组成的组织结构是法律风险管理体系有效运作的基础。法律风险管理程序包括识别、评估、监测以及控制和缓释等四个循环往复的过程。我国应当积极借鉴《新资本协议》体现的成熟的风险管理经验和先进的监管理念,通过制定监管指南的方式,从明确法律风险的表现形式、引导商业银行完善管理法律风险的组织结构以及推动商业银行开发管理法律风险的技术和方法等三个方面入手,初步建立起法律风险监管制度。     

从“后常规科学”看环境风险治理的技治主义误区

传统的环境风险治理,主要采取的是基于“常规科学”方法的技治主义模式,旨在以“技术统治论”寻求关于风险的确定性、真理性的科学结论。当前,科学已经进入“后常规”时代,环境风险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程度极大提高,原有的“常规科学”方法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失去其合理性,技治主义治理模式的弊端和局限性日益显现。应充分认识“后常规科学”的特点,适当调整权威式、中心式的精英决策过程,超越技治主义误区,建构多元开放型的科学家-政府-公众联合治理模式,才能真正提高环境风险治理的实效。     

风险类别、责任分配与治理机制

风险治理机制的选择应当与风险类别相匹配,关键在于在风险治理主体之间寻求合理的风险责任分配。为此,我们要对发生可能小——危害范围小的风险实行个体预防和国家赔偿相结合的治理机制;对发生可能大——危害范围小的风险实行个体预防和个体赔偿相结合的治理机制;对发生可能小——危害范围大的风险实行国家预防和国家赔偿相结合的治理机制;对发生可能大——危害范围大的风险实行国家预防和个体赔偿的治理机制。     

社会嵌入、企业声誉与海外投资经济风险治理——基于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研究

关于如何治理中资企业海外投资所面临的东道国经济风险,目前的文献主要围绕着国家治理和市场治理两个渠道展开.前者通过国家外交,改善企业在东道国的投资环境.后者通过使用一系列分散风险和对冲风险的市场工具,做到风险的事前预防和事后对冲.文章引进了第三条风险治理机制——社会治理.利用长三角和珠三角的302份参与"一带一路"投资的企业家调查问卷,通过结构方程的量化分析后发现,如果中资企业通过社会嵌入,与当地社会建立起了良好和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能有助于企业获得当地民众的普遍认可和情感支持,提高中资企业在东道国的企业声誉,增强企业的风险治理能力.不仅如此,不同治理机制彼此之间可以互相促进,由社会嵌入所获得的企业社会声誉会进一步优化投资企业在东道国的投资环境,改善既有的国家治理成效.基于这种认识,文章提出了一个"国家—社会—市场"互动与融合的三元治理模式.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比较检验和恒等性检验后发现,引入"企业声誉"中介效应后,模型的解释力显著提高,国家、社会和市场治理的效果显著增强,证实了"国家—社会—市场"三元治理模式的有效性和稳健性.     

高校内部治理风险的结构性探源

厘清高校内部治理风险的特性、表现类型及其诱因复杂性程度的结构性逻辑关系，有助于为高校在办学和治理实践中确立科学的风险防控理念以及构建系统灵敏的风险防控机制提供新的视角。高校内部治理风险的本质是包括利益公开、利益回避、利益协调和利益监督等要素的防范利益冲突机制的缺失，导致内部核心利益主体相互之间不能有效共享治理权力、分担治理责任，高校的公平与效率无法得到真正彰显。高校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学术权力和民主监督权力运行过程中主要存在战略风险、管理风险、财务风险、廉政风险和质量风险等五类风险。内部治理风险的作用机理包括风险源、触发行为、风险点和传导路径等要素，风险源则由环境因素和主体因素双重作用生成，不同的风险源之间存在特定的张力效应和互动博弈。     

疫情管理中的模糊治理:不确定性风险的治理逻辑

新冠疫情的全球爆发,使人们更加意识到公共卫生危机仍然是当代社会的治理挑战。在一个相互联系的社会中,传染疾病造成的公共卫生危机强化了风险治理的复杂性。公共行政视角下公共卫生危机治理需要在整合多学科知识的同时发展一种“模糊治理”理念。首先,模糊治理是针对模糊议题的治理,需要在不确定性中实现系统的风险评估,测算危机所有可能的负面效应与潜在威胁。其次,模糊治理是打破行政边界的治理,需要打破科层制的上下边界与机制流程,整合组织能力、实现信息流通。最后,模糊治理是突破地理界限的治理,需要整合宏观调控与微观灵活,提升区域联动能力,消弭流动社会对危机的扩大,增强制度信任。模糊治理概念为创新风险治理机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