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对象化与交互主体性——马克思艺术生产理论的当代性阐释(一)

基于艺术生产即对劳动对象化的主体性阐释,面对当代哲学从主体性向主体间性的范式转换和现实中“间性”艺术生产的理论诉求的双重挑战,文章对马克思的艺术生产理论作了新的阐释,认为劳动对象化思想与主体间性理论有其一致之思。马克思论述的劳动对象化,是主体与对象统一于实践的“交互对象化”,是对传统的主体性哲学只讲单一向度对象化的超越,内在地包容了交互主体性的思想资源,同主体间性哲学一样,充溢着思想的当代性。     

论二程“以理代道”的理论建构及其旨趣

二程以“天即理”“性即理”“礼即理”建构其天理论,取代“天即道”“性即道”“礼即道”,确立“理”之至上本体地位,完成“以理代道”的术语转换。“以理代道”的目的,乃借“理”之分殊性统摄宇宙万物,以此连通“理”与“事”。这缘于在理论上言,“理”既可是至上无二之“一理”,又能是分殊蕴于万物之“万理”“众理”,正是基于此,二程强调由“一理”统摄“万理”,从而在哲学上解决了形上之“理”与形下之“事”的同一性问题,做到体用、理事不二。如此,从理的统摄性和万殊的差异性,形塑一个整体秩序,从而为其秩序学说奠定哲学的基础。     

王船山礼之形上属性辨正—— 以礼即理之礼与礼即气之礼之辨为视角

因王船山明确提出了“礼为天理之经”的命题，而没有明确提出“礼即气之理”的命题；又由于在本体论角度，船山提出了“言心、言性、言天、言理，俱必在气上说，若无气处则俱无也”以及“天人之蕴，一气而已”等命题，似乎船山之礼的形上属性具有“二元”属性，这使船山之礼在形上层面蒙上了一层扑朔迷离的色彩。船山强调气的先在性，尽管理气之间的关系表现为理气交相为体、理气交充。以礼即理之礼与礼即气之礼之辨为视角，得知船山之礼的形上属性表现为礼即气之礼。     

孔子"以孝释礼"观探析

“礼”是孔子思想体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从某种意义上说,孔子所创立的学说正是基于对起源于原始社会,发展于夏商,成熟、发达于西周的传统“礼”文化的重新阐释而建立起来的一种全新的思想体系。孔子是在改造传统孝道基础上,走了一条“以孝释礼”的道路,把主要用来标志贵贱、等级身份的宗法之“礼”转变为表达血缘情感进而上升为“仁爱”精神的伦常之“礼”。     

“季路问事鬼神”章或解——基于孝的考察

对于《论语·先进》篇“季路问事鬼神”章，历来人们一般从生死观的角度去诠解，此章其实还可从孝的角度加以阐释。孝是中国伦理思想史乃至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命题。孝在当时有三层含义：一是侍奉活人，二是埋葬死者，三是祭祀鬼神；也即《论语·为政》篇“孟懿子问孝”章孔子所说之“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子路问事鬼神，问的是如何“祭之以礼”;“敢问死”,问的是如何“葬之以礼”。孔子“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和“未知生，焉知死”的回答，强调的都是要“生，事之以礼”,即把行孝的重心放在侍奉活人即在世的父母身上。     

中国传统行政的善治理想及其现代影响——以黄宗羲为例

中国传统行政理论在长期发展中积累了丰富的内容,形成了完整的理论形态,并在明清之际达到了它近乎顶峰的极限状态,黄宗羲的善治理论就是它在这个阶段的重要代表。黄宗羲视域中的善治在内容及方式上,都延续了儒家传统主流观点。它在内容上首先要求圣王,即唯有圣王才能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所谓善治实际上就是“不忍人之政”;其次它还将善治的具体内容确定为养民与教民,“养民”就是使民足以事父母及畜妻子,养生送死无憾,“教民”就是用圣王学说教育民众,使民衣食住行都合乎礼;再次它还主张治理目的是使民皆“至于至善”和“止于至善”。中国传统行政理论的善治理想在现实中还有强劲的生命力,它既表现为行政的强烈伦理导向,又表现为一种主动作为的积极政府观,还表现为一种彻底的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     

从“礼”的演进看先秦儒学史料编著的意识形态化取向

中国古代的“礼”具有自律的“道德性”、他律的“法定性”、信仰和神圣的“宗教性”三大基本属性，它是传统的栽体，又是与传统对应的开放系统。先秦儒学的意识形态化取向与先秦儒家所编著的系列史料有一种承继关系，《论语》仁礼互释的“圣王”理想、《孟子》倡导“仁政”的“内圣”追求、《荀子》“隆礼重法”的“外王”设计，其间贯穿着编著者们一个统一于无意识状态下的共同话语取向：向国家意识形态的逼近。这也使儒学在政治向度上成为一种制度化存在。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建设如果能将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成功融合，将为人类提供一个全新的文化起点。     

《礼记》崇高之“畏”及其认知困境

作为儒家面向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叙事的持续性情感生成,《礼记》顺天守时的天命之"畏"是人对自身现实生存境遇的警觉与关注,其德性至上的至善之"畏"是儒家重建合"礼"秩序并进行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德性认知过程,其"天人合一"的崇高之"畏"是在"圣王"与"天"同构基础上对儒家通过识"礼"追问终极意义、达至即凡而圣并"与天地参"的形上表达。意志化主观叙事和表象化"复礼"实践表征着《礼记》中儒家至德至善之崇高理想与崇高之"畏"的乌托邦特性,"圣王"理想对于主体实践而言只能被体验为一种悲怆而崇高的道德情怀,其崇高仅在于它占据了儒家道德理想主义的核心位置。     

先秦儒家 "圣王原理" 探析——兼论先秦儒家政治与道德的关系

先秦儒家政治是一种德化的政治,由一群道德精英所领导,是一种内以成圣,外而成王的圣王政治。先秦儒家政治与道德的关系,可以从圣王原理中窥其大纲:从惟圣者始当王和惟圣者始能王,去了解圣王的权利与义务;从即道德即政治,即政治即道德,去了解圣王的政教一如;从尊君礼臣重民,去了解圣王的统治型态。因此,先秦儒家的道德精英主义是以道德教化为政治,化政治为道德;先秦儒家政治与道德的关系就是以道德言政治,统政治于道德中。     

论"和合"本体的非实体性特征

“本体”即存在,对其的研究在哲学和文化领域均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价值。从非实体性特征的维度探讨了中国传统和合文化的本体观,从过程向度、创生向度、动态向度对其展开了深入的讨论,和合本体观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当代意义。     

从哲学的层面看玄言诗

玄言诗的发展过程与玄学的发展过程具有一种基本同步关系。玄言诗可分狭义和广义两种概念:狭义玄言诗以东晋孙、许、谢(安)、王(胡之)等人的诗作为代表,与向、郭玄学的理趣相为表里;广义玄言诗分别指东晋前与“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理趣相一致的嵇、阮的诗作和义熙后超越向、郭玄学并渗入佛学思辨理趣的陶渊明、谢灵运等人的诗作。     

郭象与魏晋美学

郭象是西晋年间重要的思想家,他的思想对于西晋的美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郭象在注解<庄子>时,对传统学说提出了一套自己的解释理论.他批评王弼以无为贵的思想,强调事物的个体存在性,主张取消统一的精神标准.郭象认为事物的变化是由一种无从捉摸、冥然无迹的"玄冥"所支配,没有内在的规律可循.郭象进而提出,事物的自由是由各适其性的特点所决定的."逍遥游"就是任从自我,不必追求固定的精神价值.郭象还主张美与丑的标准是相对的,是出自个体性的.这样也就取消了评判善和美的统一标准.他的思想代表了汉魏向两晋南朝转化的士人心态与人格精神,并且深刻地影响了作为六朝美学灵魂的人格精神.     

郭象儒道会通的生存论阐释

魏晋玄学的主要课题是儒道会通。王弼二分有无,而以"无"为本内涵着玄理上的不彻底性。郭象注庄,主"独化于玄冥之境",将现实存在提升到本体地位并赋之以原发性加以发挥,在会通儒道上得出了二者殊途同归的答案。郭象立论的切入点在于,儒道两家在本体思想的契合透显着以现实人生为最终归宿,自然与人生无间融合的敞开,使此前绝然二途的理论交织在一起,虽彼此乖离又互为联系,而生存本体实为纽带之一。根基义理的不谋而合将原本破坏的精神意境又重新建立起来。     

上博简《孔子诗论》所见"礼"的内涵解读

上博简《孔子诗论》所见"礼"不多,总共只出现四次,分别用在《清庙》、《大田》和《关雎》的评论中。笔者在考察相关资料的基础上认为,"礼"在这几处评论中分别被赋予了"礼仪"、"礼制"、"礼制思想"、"礼治"、"礼俗"和"中和思想"等含义。《孔子诗论》通过用"礼"论诗,表达了儒家的政治伦理思想,但在具体论述时,不是断章取义,而是就诗论诗,较好地揭示了诗的内涵。     

郭象与魏晋玄学的生存转向

生命的意义与价值是哲学的永恒主题。魏晋时期,玄学思想家将思考的重点转向人的生存,并从本体的高度诠释了生存可能性。王弼、嵇康在会通儒道的原则上出现了分歧,但都将生存问题纳入各自视野,彰显出人的超越意识。郭象创造性地诠释了《庄子》文本中"自由"与"逍遥"的现实含义,将"道通为一"的精神境界含涉在世界之中,为人的生存可能性找到了新的形上依据。     

《骆驼祥子》:承认的悲剧

从社会历史的角度来说,《骆驼祥子》可以被称为"社会悲剧"、"性格悲剧"。但是从人物自身内在的精神—心理结构而言,《骆驼祥子》更应该被认为是"承认的悲剧"。文章通过对小说两个主人公祥子、虎妞悲剧成因的具体分析,阐明了这一结论。它有助于我们转换视野,从一个更隐秘而内在的角度重新认识《骆驼祥子》。     

郭象“适性”而为思想中的万物一体境界

郭象是魏晋玄学时期的重要哲学家。他提出了＂适性＂而为的理论,他认为事物是＂自生＂的,每个事物的＂性分＂是不可改变的,因此每个事物只能顺自己的＂性分＂而为,而且也只用＂适性＂而为。郭象的＂适性＂而为思想中有很浓的万物一体境界,体现了万物相通相融,体现了事物间的一种共通感、一种责任、一种尊重和一种平等。     

论郭象对庄子“逍遥观”的发展

战国时期道家学派的代表庄子和魏晋时期的玄学大师郭象都提出了各自的逍遥观。庄子的"无待逍遥"是一种主观的精神的逍遥,是一种不受限制、无拘无束的自由;郭象的"逍遥"是"适性"的,是一种现实的物性基础上的逍遥,他对庄子的"逍遥观"既有所继承,亦有超越。     

凌廷堪“慎独格物说”的礼学诠释

凌廷堪从礼学的视角重新诠释儒家的"慎独"、"格物"等重要思想.凌廷堪将"慎独"解释为内心之德或者是外心之德,它的指向都与礼学息息相关;将"格物"解释为"格礼",则是从礼学的实践层而来解渎"格物"的.所渭的"慎独"、"格物",实际上就是礼学,这为乾嘉之际的经典诠释提供了新的解释形态.     

从民族音乐学的角度看广东梅州客家《香花》仪式中音乐的运用

广东梅州是客家人的主要居住地,《香花》仪式为广东省梅州一带(梅县为中心,向外辐射到粤东、闽西南、赣南等)客家人广泛使用和认同,且相沿成习的、以本地和尚和斋嫲为仪式的执行者,通过定期与不定期地在庵堂寺庙以及在主家等不同的仪式执行场所,为各种不同需求的人士所举行各种祈福仪式以及为死者所进行的超度仪式活动等。其主要形式以写、打、唱、念、声、色、艺等方式,综合性地宣讲(唱、念)客家特有的佛教精神、儒家思想内涵,并融合道教神祇以及民间礼俗于一体的综合信仰形式。通过实际田野考察,从民族音乐学的角度,以《香花》仪式的声音、音乐和文化的关系作为切入点,研究《香花》仪式中思想(信仰)、行为(仪式)、声音(音乐)三者间的互动关系,探讨《香花》仪式音乐在仪式中的运用问题,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